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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斯大林上述的方法和途径发展科学技术，用前面讲到的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铸造文化，不言而喻，是有很大局限性的。这样发展起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谈不上有什么创造性可言，充其量只是一些照葫芦画瓢的仿制品。以斯大林的理论是非衡量一切，顺我者存，逆我者亡。学术界的任务只是对斯大林的言论和党的决议、政策进行解释，没有提出自己观点的权利。试想，全国如果只能有一个或几个人的脑袋进行思考，其他人要是独立思考，就有被批判、关押，甚至掉脑袋的危险，这还能有什么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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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文化政策在战后发展到了顶点，其后果暴露得十分明显。经过战争时期极端紧张、严酷而凝重的岁月，战争结束以后和平宁静时光的到来，使人们极端紧绷的心境大大放松了下来。与这种心情想适应，需要的文化食粮和文艺作品希望是轻松的、欢快的，能给人以美感享受和愉悦的东西，不再是承载着厚重思想或充满厮杀血污的东西。能够提供这种精神食粮的最好不过的人物，是列宁格勒的幽默讽刺作家左琴科和老资格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所以，在临近战争后期，这两位艺术家就活跃了起来。文艺刊物非常喜欢发表他们的作品；在莫斯科还专门为阿赫玛托娃举办了专场诗歌朗诵晚会。列宁格勒的文艺刊物对这两位本地作家更是喜欢有加，发表他们的作品尤多。当然，社会上的这种情绪以及人们对战后新生活的向往，在更深的层面上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期盼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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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斯大林容忍不了人们的这种情绪，更容忍不了社会改革的要求。他习惯的是永远拧紧社会的螺丝钉。因此，斯大林一面对这种社会情绪，就视为一种严重危险，于是，便心起疑虑，要发起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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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召见列宁格勒文艺界人士，点名批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以及一系列作家。接着，从这年8月中旬到1948年2月，由联共（布）中央分别在文学、戏剧、电影和音乐四个方面一连发表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1946年8月14日）、《关于剧场上演节目及其改进办法》（1946年8月26日）、《关于影片〈灿烂的生活〉》（1946年9月4日）和《关于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1948年2月10日）等四个决议，对文艺创作和演出中的所谓“不问政治”、“无思想性”、上演“洋”“古”剧目、追求“形式主义”等，进行了严厉批判。同时，由主管意识形态的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亲自出马，解释中央决议，进一步上纲加码，对文艺界的许多作家和作品展开了声色俱厉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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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界的批判首先开始于1946年8月对《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发难。批判的主要对象是人们喜欢的讽刺幽默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由于上述两杂志为他们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自然它们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左琴科被“决议”谩骂为文学上的“无赖和渣滓”，指斥他“专门写作空洞的、无内容的庸俗的东西”，“专门鼓吹腐败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和不问政治的习气”。他的作品《猴子奇遇记》被无端地说成是“以丑恶的漫画形式描绘苏维埃制度和苏联人”。[35]阿赫玛托娃则被日丹诺夫痛骂为“一去不复返的”“古老贵族文化”的“残渣”，称她为“并不完全是尼姑，并不完全是荡妇……而是混合着淫秽和祷告的荡妇和尼姑”。[36]“决议”将她论定为“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37]她的诗作被视为表现“为艺术而艺术”的、“不问政治的”作品。发表他们作品的《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则被指责为“自由主义”，丧失了“责任感”，发表的作品渗透着“对现代西欧资产阶级文化俯首崇拜的精神”。[38]与此相联系，“决议”还同时点名批判了一系列作家和作品。对于同两杂志有关的责任者，包括上自联共（布）中央宣传部、苏联作协理事会及其主席吉洪诺夫，下至列宁格勒市委和两杂志负责人，一一进行了点名批评，最后采取行政措施，勒令《列宁格勒》杂志停刊，《星》编辑部改组。尔后又假手苏联作协主席团决议，开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作协会籍，剥夺他们发表作品的权利，接着又开除了左琴科的公职，迫使他为谋生而就职于一个皮鞋生产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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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戏剧的决议矛头所向，主要是指责“过分热衷于上演历史题材”和“外国资产阶级剧作家”的剧本。[39]“决议”在批评戏剧演出状况时，竟一口气点名或不点地批判了十几个剧作家及其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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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歌舞和音乐的决议中，措辞更加严厉，对整个音乐界，包括上自苏联部长会议艺术工作委员会、作曲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下至一系列音乐家，特别是所谓“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40]，无不进行批判，并且指出，在音乐界“俄国现实主义音乐的敌人，颓废的形式主义音乐的拥护者，在批评家中间占着领导的地位”。[41]决议把所谓“形式主义倾向”径直定性为“反民主的”、“反人民的倾向”，因而向“坚持形式主义的反人民的倾向的作曲家”进行讨伐，痛斥他们的音乐“强烈地发散着当代欧美现代派资产阶级音乐的气息”。[42]同时还特别谴责了现代派和革新派的所谓“形式主义”音乐和“形式主义作曲家集团”，这包括了后来被公认为“苏联一代音乐典范”的杰出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内的一大批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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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电影的决议提出了粉饰生活的一系列“公式化”标准，对一批著名导演和电影艺术家以及电影部直属艺术委员会提出了严厉批评，并决定禁映《灿烂的生活》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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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决议外，这个时期还发表了一些由斯大林授意发表的文艺评论，如1947年《文化与生活》刊登的《我们剧院舞台上的〈青年近卫军〉》、1948年年底《真理报》发表的《关于一个反爱国主义的戏剧批评家集团》等。通过这些授意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标准化、公式化的要求，更进一步将文艺引上了淡化冲突、粉饰生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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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启文艺批判的同时，在哲学、生物遗传学、语言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也展开了一系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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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领域，是经斯大林提议，在1947年6月由日丹诺夫主持召开《西欧哲学史》全苏讨论会，对当时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主管意识形态的当事人亚历山德罗夫的《西欧哲学史》的批判，指斥其错误在于“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缺乏党性，仿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同他们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学派隔着一道万里长城，而阐述德国古典哲学的客观意义是不允许的；在此广泛传播了斯大林的这一观点，即认为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是对法国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贵族式的反动”。这一观点引起的倾向不仅低估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而且也低估了过去时代的许多哲学体系。这场争论暴露了苏联哲学界对待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某些简单化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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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遗传学领域的批判，矛头所向是针对苏联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支持李森科的伪科学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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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月李森科发表《自然选择与种内竞争》一文，公然否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苏联摩尔根学派的学者对此文宣扬的观点强烈不满，他们在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尤里·日丹诺夫[43]的支持下，在一些刊物和大学讲堂上展开了对李森科的批判。此外，还召开内部专门会议清算李森科的思想观点。李森科对此十分恼火，立即上告斯大林。于是，领袖亲自干预，布置召开了1948年全苏农业科学院八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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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亲自圈阅审定了李森科在八月会议上所作的《论生物学现状》的报告，助长了李森科的气焰，使他在会上更加有恃无恐地向摩尔根学派发动猛攻。不仅如此，会后他还对这一学派采取了四大行政措施：①给摩尔根遗传学派戴上了“反动的”“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将该派学者公然称之为“人民敌人”；②禁止各学校讲授摩尔根遗传学；③封闭摩尔根学派的实验室；④解除摩尔根学派学者担任的一切行政职务。这样，在斯大林亲自支持下，便形成了李森科伪科学学派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由它称霸苏联生物学界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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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进行的语言学批判，是把30年代被肯定的马尔语言学派从“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推上审判台，斯大林以发表了《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等一系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文章，作为对马尔语言学批判的总结。但斯大林没等争论充分展开就匆忙作了结论。这非但没有推进真理和发展真理，反而限制和损害了真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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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以召开全国经济学讨论会的形式展开的。讨论会前期，会上呈现出了少见的活跃气氛。不少学者就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问题、价值规律在苏联起作用的性质和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原因问题以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动力问题等，打破教条主义框框和僵化思维，发表了创见。这样的讨论看起来好像为经济学注入了一线生机，并且有可能对苏联经济提出多方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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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奇迹并没有出现。斯大林对讨论会的结论《关于1951年11月讨论会涉及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此后三个文件汇成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变成了为苏联政治经济学确音定调的圣喻和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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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定范围内的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而没有对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给予应有的重视。正因为这样，他拒绝了讨论会上一些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作用范围的高度评价，拒绝了他们主张积极利用商品货币杠杆的革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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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在这前后，法学界和史学界也进行了一系列批判。一些法学家被指责在有关法律和国家以及立法的问题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对国家作用坚持“唯意志论”；史学家则被斥责“没有根除波克罗夫斯基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表现出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民族主义和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等。这些批判和斗争一直持续到1952～195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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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这一连串的批判运动，都是由斯大林亲自发动的，但也带有浓厚的日丹诺夫主义色彩。所谓日丹诺夫主义，主要是指苏联战后所实行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认为，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主张对其全盘加以否定，因此带有强烈的反西方主义色彩。同时，粗暴对待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和其他文艺家，对他们进行凶狠的批判和制裁；对文艺实行比战前更全面、更严格的行政控制，完全抛弃了俄共（布）1925年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决议；在科学文化中提出反对“世界主义”的口号，实际上奉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政策。此外，还用僵化的理论教条，拿事先设定的框框，吹毛求疵地苛责于精神文化产品，这不仅扼杀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也造成了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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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批判运动针对的目标，是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俯首崇拜”，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实质上是全盘否定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实行文化上的封闭主义、排外主义和孤立主义。这一政策虽然同战后紧张的国际局势不无关系，但“冷战”并不是在战后马上出现的。历史表明，在苏联拉响意识形态警报器之前，还未出现“冷战”的局面，苏联国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实际上在战争后期已显露端倪，因此这些斗争主要是国内形势的需要。固然它们同斯大林一贯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政策密不可分，但日丹诺夫这时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指挥官，这些斗争无疑也带有他个人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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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意识形态斗争的规模并不亚于30年代，其残酷性虽不能与“大清洗”时期大规模逮捕、镇压的情况相比拟，但其批判的范围和逮捕的人数并不算少。正是这个缘故，“人们往往拿1948年与1937年相比较”，认为一前一后“两个群众性的恐怖浪潮，由于席卷全社会而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沉重的回忆”。[44]所不同的是，战后时期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已经发展到了顶点，一方面显示其鼎盛，显示其控制之森严，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僵化达到了极点：缺乏活力，不能接受新的科学认识，甚至为伪科学张目，扼杀新兴科学的发展。这预示着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走向危机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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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应该看到，30年代的工业化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它适应了人们急切改变国家贫困面貌的要求和愿望，在某种程度上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大大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因此，这个时期完成了扫盲，普及了小学教育，中等和高等教育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在战时，文化政策有所松动，战后为急迫的科研需要，在政治教育上放松了对科学家的要求，让他们集中时间和精力钻研业务，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科研人员的工资待遇，这都有利于调动科学文化界的积极性，在不小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对发展科学文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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