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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抛弃了斯大林时期的高压、惩治政策，实行了一系列同科学界和艺术界知识分子沟通对话的步骤，以便相互了解，达到说服教育的目的。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的这一政策和工作方式表现得十分明显，引起的变化是很大的。在过去，斯大林深居简出，同知识分子沟通对话是很少的，相反，30～50年代初，对文化界发起的批判运动却一个接连一个，镇压声势一浪高过一浪。赫鲁晓夫采取的昭雪平反措施，标志着过去高压惩治政策的结束。除此之外，在重要关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不断同广大知识界代表举行见面会，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在赫鲁晓夫执政10年间，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除了同个别作家和文化人小范围的会见以外，仅同文艺界知识分子的大型会见，在1957～1959年、1962～1963年间，就举行了8次之多。在这些会见中，一方面听取了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意见，同时也由最高领导人出面发表了重要的政策性讲话。其中，赫鲁晓夫在1962～1963年的会见中尽管同文艺工作者发生过戏剧性的冲突和争吵，但是作家、文艺家敢于同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直面争论，发表不同意见，且没有因此而发生严重迫害事件，这就表明了政策的进步。事实证明，这种沟通对话、说服方式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使知识界了解了党和领导人的政策意图，纠正了某些不健康倾向。尽管赫鲁晓夫的某些粗暴和简单化作风妨害了这种沟通对话所应达到的客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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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文化政策上的错误，采取了某些宽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艺术家和学者进行创作和理论探索。赫鲁晓夫在文化方针政策上的这些改善，是同纠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相联系的。在“解冻”时期，除给无辜遭镇压的大批作家、艺术家、学者和文化人平反昭雪外，苏共中央于1958年5月28日通过《关于纠正对歌剧〈伟大的友谊〉、〈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评价中的错误》决议，对联共（布）中央1948年有关上述歌剧的决议作了修正。虽然对错误的纠正还不够彻底，但确认了把肖斯塔科维奇等一批有才华的作曲家“称为反人民的形式主义流派的代表”是“不分皂白”，指出斯大林评价艺术作品的“主观主义态度”，说明《真理报》1951年根据斯大林指示撰写的有关批判歌剧《波格丹·赫美尔尼茨基》和《全心全意》的编辑部文章，是“错误的、片面的”。[45]此外，还正式或非正式地在不同程度上给30年代遭到批判的“波克罗夫斯基学派”和“德波林学派”恢复了名誉，也逐渐纠正了对20年代一些文艺流派和团体的错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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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纠正历史上的有关错误，自然放宽了现实的政策。以前遭到禁止的题目被允许重新探讨，过去被作为“禁区”的题材又成为作家描写的对象。文艺中的“写真实”和“积极干预生活”成了主要口号；过去被视为畏途的讽刺幽默和抒情体裁又回到了文坛。作家和学者的精神解放，促进了他们的创作和学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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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修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定义，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1934年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做的规定，在有关文艺社会功能的理解上有失偏颇，片面地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而对文艺的认识作用、美感作用和娱乐性有所忽视，加上以后年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了进一步僵化的教条主义解释，使文艺中“粉饰现实”和“无冲突论”得到发展，这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给苏联文艺带来了消极影响。1954年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作协章程，对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作了修改：保留原定义的前半部分，把后半部分删去，即把整个定义规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需要艺术家从现实的发展中真实地描写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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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修改在拓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创作方法的同时，也允许其他创造方法和风格流派的存在，这有利于文化艺术多样性的发展。这就使这一时期的文化比较而言，有了一定的包容性、宽容性和多样性。而随着对外科学文化交流的加强，科学文化也有了一定的开放性，在不少方面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成果，这便有利于科学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所以，赫鲁晓夫时期在科学文化上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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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赫鲁晓夫毕竟是在斯大林思想的熏陶下，为斯大林体制模式塑造出来的。他虽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动者之一，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他反对的与其说是斯大林主义，不如说是斯大林个人。其表现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根源的分析，过多地着眼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方面，而从社会历史根源和体制方面则着眼很少。这就没有彻底打破思想理论的僵化和教条主义，没有把个人崇拜同苏联体制联系起来，因此在文化领域还保留着许多过去的传统理论、传统体制和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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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仍像以前一样，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过去时代的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没有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文化同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大家知道，日丹诺夫在30～40年代提出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对苏联文化的发展曾发生有害的影响，而对这一僵化的背离实际的理论，苏共领导一直没有加以触动。正是这个缘故，联共（布）中央1946年的意识形态决议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更有甚者，直到赫鲁晓夫时期还把科学区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类，人为地将它们隔离开来。至于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共同的人类文明成果，在理论上没有得到解决，在实践中就难以起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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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把文化和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提出反对在意识形态上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实际上导致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排斥。我们知道，一定的文化虽然总是同一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但文化是一个比意识形态广泛得多的概念，绝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二者简单化地混淆在一起。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和苏联理论界仍然没有能够走出这一传统的理论误区。在存在国际阶级斗争的条件下，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警惕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将资本主义文化一概混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将其文化中的人类文明成果也排斥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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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基本上保留了过去高度集中的强制命令的思想文化体制。这种体制在赫鲁晓夫时期的一系列文化决策机制中，在苏共领导对许许多多文化、科学和艺术问题的解决办法上，都一一表现了出来。从赫鲁晓夫的言行中可以看出，这种体制在苏共领导人头脑中是没有动摇的。著名电影导演M.罗姆在回忆中对此有过很好的描述。赫鲁晓夫1962年12月在接见艺术家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及苏共领导应怎样解决文艺争论的问题。他说：这正像上校和将军发生争论一样，上校“很有说服力地讲述了一切，讲得很有说服力”，“将军听啊听着，也仿佛没有什么反驳的话要说。他听烦了上校的话，站起来发话了：‘喂，就是这么回事，你是上校，我是将军。向后转，齐步走！’上校必须向后转，开步走——去执行命令！就是这么回事。你们都是上校，而我呢，很对不起，是位将军。向后转，齐步走！请”。[46]请注意，这段话不是赫鲁晓夫在其他非官方场合随便讲的，而是在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数百名文艺界知名人士作总结发言时，讲到党和国家应怎样领导文化艺术问题时，郑重其事说到的。这很能说明苏共领导当时在文化艺术和其他各方面所采取的领导方法，也很形象地表述了他们所遵循的指导思想和赖以运转的管理体制是行政命令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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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仍然存在着某些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体制的残余。在赫鲁晓夫时期，特别是在1958年以后，许多重大的文化艺术问题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决定的，领导集体对他并没有多大的束缚力。比如，决定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特瓦多尔夫斯基的长诗《焦尔金游地府》，在生物遗传学中继续压制“摩尔根—孟德尔学派”而支持李森科，以及其他许多决定，都是由赫鲁晓夫个人说了算数的。这种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体制的遗留从赫鲁晓夫的言论中也可找到很有力的注脚。他在参观马涅日画展时，在反驳雕塑艺术家恩斯特·涅伊兹维斯特尼关于他“不懂艺术”一事时说道：对于艺术，“我当矿工那会儿，我是不懂。当我是党的基层干部时，也不懂；在我按步升迁的每一级上，我都不懂。而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现在我肯定能够理解事物了，不是吗？”[47]这与其说是个人崇拜的遗留，毋宁说是种特有的权力崇拜：权力越大，知识越多。同时，在赫鲁晓夫的头脑中还保留着这样的权力逻辑：人民的权力＝党的权力，党的权力＝我们（系指苏共党中央主席团）的权力，我们的权力＝我（指赫鲁晓夫个人，即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权力。[48]因此，在苏联应当由人民或党的领导集体做出决定的一切，在赫鲁晓夫看来，“我”个人（苏共最高领导）都有权做出决定。就实质看，这基本上没有越出斯大林个人权力体制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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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对知识分子的传统的不信任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对待“创作知识分子”，即从事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到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不信任尽管已明显有别于斯大林时期，但这种传统的不信任情绪仍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排斥，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恐惧。由于知识分子是从事文化工作的，特别是“创作知识分子”又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干系最大，因此，对西方和传统文化的排斥，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恐惧，便迁延到了知识分子身上。二是来自苏共领导人的经验实用主义和直感主义。赫鲁晓夫等人文化修养不高，在他们看来，“创作知识分子”总是在搞“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提出的问题“较为困难和不易捉摸”，他们不像科技知识分子那样，是在“为社会的利益而创造实物”，容易捉摸和把握，因而他对创作知识分子有着更多的怀疑和不信任，生怕他们同党争夺意识形态。[49]而即使对待科技知识分子，凡为苏共领导人的水平所能理解的即给予支持，否则也加以排斥、打击。这从对待李森科派和摩尔根—孟德尔学派的态度就表现了出来。前一派学者的理论较为简单直观，也较易理解，且符合增加粮食的直接需要；后者高深，难以了解，不易看到潜在的、长远的巨大效益。正是这个缘故，赫鲁晓夫曾说道：“我们需要粮食，他们（指摩尔根—孟德尔学派）却在繁殖苍蝇。”[50]于是，他宁可听信“种粮食”的李森科的谎言，却不愿意采纳“繁殖苍蝇”的科学学派的伟大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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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赫鲁晓夫在很多地方没能冲出斯大林思维模式和体制的束缚。他像斯大林一样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视为“金科玉律”。他也像斯大林一样奉行“权力越大，知识越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斯大林30～40年代在各个学术领域对各种具体的学术问题下指示、做结论，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问题上是这样，甚至对草田轮作制、生物遗传学等问题也是这样，这就闹出了许多笑话，引起了严重后果。赫鲁晓夫也有类似的情况。从赫鲁晓夫的文化素质和成长背景看，他只可能从实际工作中感觉并发现斯大林的问题，从客观上对斯大林体制模式作某些冲击，他不可能改变这种体制模式及其僵化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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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通过批判个人崇拜，虽然消除了斯大林思想的许多僵化成分，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活力，以新的思想鼓舞了人民群众；虽然用新的文化政策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又重新焕发了人们创造的积极性，但由于赫鲁晓夫及其领导集团的思想局限性，又不可能彻底打破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这就限制了苏共在思想文化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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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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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文化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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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10月上台以后，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暂时让柯西金继续推行改革，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领域和文化政策方面开始停滞倒退，又回头维护斯大林那一套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僵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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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在思想文化方面停滞倒退，主要是在许多方面又回归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首先是中断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停止在思想文化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大家知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平反过程中往往是走两步停三步，时断时续，进行得缓慢而不彻底。不仅对含冤受害的个人没能一一平反，就连党史上一些重大政治案件（如布哈林案件等）和错误决议也没有加以纠正。当然，这与客观形势和人们的认识是有关系的，人们在那时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完全中断了这个过程。非但对遗留案件不再平反，反而发生了对已纠正案件的倒算。由于恢复斯大林的理论，重新肯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某些理论公式，又在一定范围内给日丹诺夫和日丹诺夫主义恢复了名誉。更严重的是，在有些领域和有的问题上，又制造了新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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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思想理论上的停滞倒退，还表现在对斯大林理论模式的回归，主要是大力推行“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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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对30年代斯大林提出的“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演绎。根据斯大林的提法，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基本接受了这一超阶段的理论，只不过在50年代末又加入了一个在苏联已取得社会主义“完全彻底胜利”的阶段，提出在60年代初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勃列日涅夫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但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这一纲领性的理论问题上，却又基本继承了赫鲁晓夫，仅把上述论纲稍事校订，改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而其基本内容同以前相比，除了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外，并无实质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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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根据其意识形态总管家苏斯洛夫的解释，要以现实生活中“全面而协调发展”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为前提。而其经济条件是，要“具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能达到“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稳定而高速度的发展”；其社会政治条件是，具有“成熟的社会关系”。按照苏共文件，这种社会关系就是在苏联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个共同体既是各阶级和社会集团已经接近的社会共同体，又是所有民族已经接近并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的民族际共同体。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文化条件，则是“国民教育的广泛发展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普及和树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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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70年代苏联社会的这种概述和描绘来看，它远远脱离了苏联社会当时的现实状况。它以一种理论纲领的形态，掩盖着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病、危机和痼疾，延误了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其实，它更像一首有关苏联国家社会的优美动听的催眠曲，催人飘飘欲仙，昏昏欲睡，把远未达到的未来的理想当作虚幻的现实，用来安抚人心，规避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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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苏联现实社会在70年代远不是像“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高度发达，美妙和谐。列宁早就讲过，社会主义应当达到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而事实上，苏联的劳动生产率从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末，年平均速度大约下降了50%，即由⒎2%下降到⒊1%，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53%～5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25%。[52]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落后，苏联70年代在科学技术方面则进一步拉大了同美国的差距。“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苏联社会关系的中心是“社会统一性”的形成。而实际情况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在“稳定”的表象下，矛盾重重，危机丛生。一些社会集团的签名抗议运动，各种流派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少数民族的“返回家园”运动，抗议民族融合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各种不同利益阶层的对立和冲突也时有发生。苏共领导集团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掩盖矛盾，实际上是一种不敢正视现实的“鸵鸟政策”和“鸵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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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满足现状，因循守旧，阻碍改革，导致停滞不前的理论。它编织了一个“发达”、“完美”的社会主义的花环，靠着这个花环的装点，造成了一派富裕、满足、安定、和谐的社会景象，这里显然已不再需要变革。勃列日涅夫时期中断改革，求稳怕变，社会停滞衰退，问题成堆，濒临危机边缘，同长期奉行这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论是直接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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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文化政策上的倒退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文化政策上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实现各民族文化“接近”、“统一”的口号下，实行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政策。我们知道，民族主要是以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化为特征相区分的人类社会群体。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是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的，也会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消亡。它们与各民族的历史同在，源远流长，是民族分野的主要标记。由于民族不可能在可以预见的一个较短历史时期内消亡，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也不可能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很快消失。苏共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出发，提出苏联随着异族通婚的增加，语言文化交流的扩大，产生了“人类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同时也认为，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丰富和相互繁荣，也产生了文化的共同体。这实际上是一种打着“发达社会主义文化”招牌的“民族文化融合论”。这是违背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这种“民族文化融合论”不断发展，到1972年为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通过苏共中央决议和最高领导人讲话广为宣传，形成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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