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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上，对知识分子的传统的不信任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对待“创作知识分子”，即从事文艺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到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领导人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不信任尽管已明显有别于斯大林时期，但这种传统的不信任情绪仍然没有消除。这种情绪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排斥，以及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恐惧。由于知识分子是从事文化工作的，特别是“创作知识分子”又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干系最大，因此，对西方和传统文化的排斥，对异己意识形态的恐惧，便迁延到了知识分子身上。二是来自苏共领导人的经验实用主义和直感主义。赫鲁晓夫等人文化修养不高，在他们看来，“创作知识分子”总是在搞“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提出的问题“较为困难和不易捉摸”，他们不像科技知识分子那样，是在“为社会的利益而创造实物”，容易捉摸和把握，因而他对创作知识分子有着更多的怀疑和不信任，生怕他们同党争夺意识形态。[49]而即使对待科技知识分子，凡为苏共领导人的水平所能理解的即给予支持，否则也加以排斥、打击。这从对待李森科派和摩尔根—孟德尔学派的态度就表现了出来。前一派学者的理论较为简单直观，也较易理解，且符合增加粮食的直接需要；后者高深，难以了解，不易看到潜在的、长远的巨大效益。正是这个缘故，赫鲁晓夫曾说道：“我们需要粮食，他们（指摩尔根—孟德尔学派）却在繁殖苍蝇。”[50]于是，他宁可听信“种粮食”的李森科的谎言，却不愿意采纳“繁殖苍蝇”的科学学派的伟大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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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赫鲁晓夫在很多地方没能冲出斯大林思维模式和体制的束缚。他像斯大林一样把优先发展重工业视为“金科玉律”。他也像斯大林一样奉行“权力越大，知识越多”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斯大林30～40年代在各个学术领域对各种具体的学术问题下指示、做结论，不仅在人文社会科学问题上是这样，甚至对草田轮作制、生物遗传学等问题也是这样，这就闹出了许多笑话，引起了严重后果。赫鲁晓夫也有类似的情况。从赫鲁晓夫的文化素质和成长背景看，他只可能从实际工作中感觉并发现斯大林的问题，从客观上对斯大林体制模式作某些冲击，他不可能改变这种体制模式及其僵化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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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在赫鲁晓夫时期，苏共通过批判个人崇拜，虽然消除了斯大林思想的许多僵化成分，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活力，以新的思想鼓舞了人民群众；虽然用新的文化政策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又重新焕发了人们创造的积极性，但由于赫鲁晓夫及其领导集团的思想局限性，又不可能彻底打破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这就限制了苏共在思想文化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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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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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文化政策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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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10月上台以后，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暂时让柯西金继续推行改革，另一方面在政治思想领域和文化政策方面开始停滞倒退，又回头维护斯大林那一套有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僵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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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在思想文化方面停滞倒退，主要是在许多方面又回归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首先是中断了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停止在思想文化方面进行拨乱反正。大家知道，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的大量冤假错案，在平反过程中往往是走两步停三步，时断时续，进行得缓慢而不彻底。不仅对含冤受害的个人没能一一平反，就连党史上一些重大政治案件（如布哈林案件等）和错误决议也没有加以纠正。当然，这与客观形势和人们的认识是有关系的，人们在那时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但到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完全中断了这个过程。非但对遗留案件不再平反，反而发生了对已纠正案件的倒算。由于恢复斯大林的理论，重新肯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某些理论公式，又在一定范围内给日丹诺夫和日丹诺夫主义恢复了名誉。更严重的是，在有些领域和有的问题上，又制造了新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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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思想理论上的停滞倒退，还表现在对斯大林理论模式的回归，主要是大力推行“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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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是对30年代斯大林提出的“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演绎。根据斯大林的提法，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明确指出：“现在，苏联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最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基本接受了这一超阶段的理论，只不过在50年代末又加入了一个在苏联已取得社会主义“完全彻底胜利”的阶段，提出在60年代初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勃列日涅夫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但在“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这一纲领性的理论问题上，却又基本继承了赫鲁晓夫，仅把上述论纲稍事校订，改为“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而其基本内容同以前相比，除了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期性外，并无实质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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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所谓的“发达社会主义”，根据其意识形态总管家苏斯洛夫的解释，要以现实生活中“全面而协调发展”的“经济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文化条件”为前提。而其经济条件是，要“具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能达到“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稳定而高速度的发展”；其社会政治条件是，具有“成熟的社会关系”。按照苏共文件，这种社会关系就是在苏联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个共同体既是各阶级和社会集团已经接近的社会共同体，又是所有民族已经接近并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好关系的民族际共同体。至于“发达社会主义”的文化条件，则是“国民教育的广泛发展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普及和树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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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70年代苏联社会的这种概述和描绘来看，它远远脱离了苏联社会当时的现实状况。它以一种理论纲领的形态，掩盖着苏联社会的种种矛盾、弊病、危机和痼疾，延误了对这些社会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其实，它更像一首有关苏联国家社会的优美动听的催眠曲，催人飘飘欲仙，昏昏欲睡，把远未达到的未来的理想当作虚幻的现实，用来安抚人心，规避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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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苏联现实社会在70年代远不是像“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高度发达，美妙和谐。列宁早就讲过，社会主义应当达到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而事实上，苏联的劳动生产率从60年代下半期到70年代末，年平均速度大约下降了50%，即由⒎2%下降到⒊1%，工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53%～55%，农业劳动生产率仅相当于美国的20%～25%。[52]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落后，苏联70年代在科学技术方面则进一步拉大了同美国的差距。“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强调苏联社会关系的中心是“社会统一性”的形成。而实际情况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在“稳定”的表象下，矛盾重重，危机丛生。一些社会集团的签名抗议运动，各种流派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少数民族的“返回家园”运动，抗议民族融合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各种不同利益阶层的对立和冲突也时有发生。苏共领导集团用“发达社会主义理论”掩盖矛盾，实际上是一种不敢正视现实的“鸵鸟政策”和“鸵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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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满足现状，因循守旧，阻碍改革，导致停滞不前的理论。它编织了一个“发达”、“完美”的社会主义的花环，靠着这个花环的装点，造成了一派富裕、满足、安定、和谐的社会景象，这里显然已不再需要变革。勃列日涅夫时期中断改革，求稳怕变，社会停滞衰退，问题成堆，濒临危机边缘，同长期奉行这种僵化的教条主义理论是直接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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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文化政策上的倒退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文化政策上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实现各民族文化“接近”、“统一”的口号下，实行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政策。我们知道，民族主要是以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化为特征相区分的人类社会群体。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是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的，也会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消亡。它们与各民族的历史同在，源远流长，是民族分野的主要标记。由于民族不可能在可以预见的一个较短历史时期内消亡，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也不可能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很快消失。苏共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出发，提出苏联随着异族通婚的增加，语言文化交流的扩大，产生了“人类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同时也认为，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丰富和相互繁荣，也产生了文化的共同体。这实际上是一种打着“发达社会主义文化”招牌的“民族文化融合论”。这是违背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这种“民族文化融合论”不断发展，到1972年为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通过苏共中央决议和最高领导人讲话广为宣传，形成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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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1972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涉及文化问题时声称，“一种就其精神和主要内容而言是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已在我国形成”，它正为“没有民族界限”的“新文化”“奠定基础”。[53]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在1972年围绕苏联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和此后的一个相当时期，有关民族文化的“统一性”，“苏联多民族文学的历史共同体”，成了苏联各意识形态机构和学术文化团体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学术文化界有关主张“民族独特性”和文化中“民族成分”的任何言论，都成了苏联报刊大力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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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久巴在《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反对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广俄语，认为这是加速俄罗斯化，剥夺其他民族的合法权利。作者为这本书多次遭到批判，并于1972年被开除出乌克兰作协，同年4月又被苏联当局逮捕。类似这类学者反对语言同化而遭批判、裁处的事件，曾屡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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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苏联各个时期虽一直程度不同地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推行文化上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融合政策最为突出，因此而发生的抗议事件和镇压事件也最为频繁。这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文化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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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文化领域不断强化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一方面以对文化教育、文化宣传部门的监督和控制一步步僵化为特点；另一方面也突出表明，继续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资本主义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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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不断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两个世界体系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要求“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动进攻”。[54]同时还强调，在国际上要“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进行斗争”。[55]这表明，苏共非常强调对国外展开意识形态斗争。这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这一认识为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奉行的一种“冷战”政策。[56]这个时期，苏联党和国家在文化上同西方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揭露资产阶级‘群众文化’和颓废派的反动本质”。[57]实际上揭露、批判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除文化艺术之外，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许多领域。这一文化政策基本上仍是继承了过去的传统思想，把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等同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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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这个时期面向国内的文化政策，是不断加强僵硬的控制。1965年9月，《真理报》主编А.鲁米扬采夫发表《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提出应进一步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要反对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繁琐的监督”，主张要“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它们进行竞争”。[58]从本质上说，这篇文章的精神是同1925年俄共（布）中央关于党的文学政策决议相符的，但该文一发表，作者就立即被解除《真理报》主编职务。这表明，他的文化政策主张是为苏共领导所不容的。此后，苏共的文化政策更一步步走向僵化。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趋势更加明显。1972年1月21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指责各报刊对评论工作“要求不严”，对揭露资产阶级文化和“颓废派”“不够积极彻底”，要求“调配干部”，以“加强编辑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编辑部”。[59]这一决议的确正像《真理报》专论所说，成了苏联文化界“长期的行动纲领”，在以后“很多年里决定着我国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60]以后连续数年每逢该决议发表周年纪念日，苏联作协总召开会议检查决议执行情况，号召“进一步加强斗争”和“进一步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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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982年间，苏共中央在关于电影、新闻、群众政治教育、宣传干部培养、文艺创作等数十个决议中，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强化了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和控制。但由于恪守过去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理论和方针，充其量配以“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作料，所以许多工作除靠行政强制手段加以暂时抑制之外，都往往流于形式而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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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化工作方式发生倒退，除没有采取30～40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压外，行政制裁和特定镇压措施不断加强，一些文化工作方法和手段又退回到了1953年以前的传统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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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个时期距斯大林时期并不遥远，这个时期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还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机制和传统都还保留了下来。只是经过赫鲁晓夫时期对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的揭露，这时的领导人已不愿、也不敢再承担这种镇压的责任。不仅政治领导人不愿这样做，就连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也害怕再把自己同贝利亚或叶若夫钉在同一根耻辱柱上。但是面对思想文化界的活跃和一些人的“不轨”行为，仅用党内追究、开除党籍、剥夺公职，又不足以威慑所有人。这样，就需要采取介乎行政处分和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之间的某些中间手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手段得到了某些发展，比如，社会隔离，精神治疗，驱逐出国，剥夺国籍，等等。这些镇压措施比逮捕、审判要精致讲究，也更有效一些，波及更广的范围，扩大了打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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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待官方认为的“不轨行为”和持不同政见者，除对少数人加以逮捕、关押之外，大多采取了上述手段。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初，苏联思想文化界一些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因发表与当局立场相左的文章，出版为官方不容的著作，举办与官方某人趣味不同的画展，或因主张民族文化独特性、反对强制推广俄语和俄罗斯化等而遭受批判、警告、查禁、行政处分和上述刑事治罪的，人数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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