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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文化政策上的倒退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文化政策上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实现各民族文化“接近”、“统一”的口号下，实行各民族的“文化融合”政策。我们知道，民族主要是以风俗习惯、语言和文化为特征相区分的人类社会群体。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是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民族的发展而发展的，也会随着民族的消亡而消亡。它们与各民族的历史同在，源远流长，是民族分野的主要标记。由于民族不可能在可以预见的一个较短历史时期内消亡，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也不可能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很快消失。苏共从“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出发，提出苏联随着异族通婚的增加，语言文化交流的扩大，产生了“人类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同时也认为，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丰富和相互繁荣，也产生了文化的共同体。这实际上是一种打着“发达社会主义文化”招牌的“民族文化融合论”。这是违背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规律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这种“民族文化融合论”不断发展，到1972年为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通过苏共中央决议和最高领导人讲话广为宣传，形成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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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1972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涉及文化问题时声称，“一种就其精神和主要内容而言是统一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已在我国形成”，它正为“没有民族界限”的“新文化”“奠定基础”。[53]根据这一讲话精神，在1972年围绕苏联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和此后的一个相当时期，有关民族文化的“统一性”，“苏联多民族文学的历史共同体”，成了苏联各意识形态机构和学术文化团体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与此同时，学术文化界有关主张“民族独特性”和文化中“民族成分”的任何言论，都成了苏联报刊大力批判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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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久巴在《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反对以行政命令方式推广俄语，认为这是加速俄罗斯化，剥夺其他民族的合法权利。作者为这本书多次遭到批判，并于1972年被开除出乌克兰作协，同年4月又被苏联当局逮捕。类似这类学者反对语言同化而遭批判、裁处的事件，曾屡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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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在苏联各个时期虽一直程度不同地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推行文化上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融合政策最为突出，因此而发生的抗议事件和镇压事件也最为频繁。这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文化政策的一个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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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文化领域不断强化的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一方面以对文化教育、文化宣传部门的监督和控制一步步僵化为特点；另一方面也突出表明，继续把社会主义文化同资本主义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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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不断强调“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两个世界体系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要求“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动进攻”。[54]同时还强调，在国际上要“同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左倾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进行斗争”。[55]这表明，苏共非常强调对国外展开意识形态斗争。这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总危机在继续加深”这一认识为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奉行的一种“冷战”政策。[56]这个时期，苏联党和国家在文化上同西方斗争的主要目标，是“揭露资产阶级‘群众文化’和颓废派的反动本质”。[57]实际上揭露、批判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除文化艺术之外，还包括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许多领域。这一文化政策基本上仍是继承了过去的传统思想，把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等同起来，拒绝吸收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合理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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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这个时期面向国内的文化政策，是不断加强僵硬的控制。1965年9月，《真理报》主编А.鲁米扬采夫发表《论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党性》一文，提出应进一步处理好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强调要反对对艺术创作的“粗暴的行政命令”和“繁琐的监督”，主张要“让各种学派、风格、体裁存在，让它们进行竞争”。[58]从本质上说，这篇文章的精神是同1925年俄共（布）中央关于党的文学政策决议相符的，但该文一发表，作者就立即被解除《真理报》主编职务。这表明，他的文化政策主张是为苏共领导所不容的。此后，苏共的文化政策更一步步走向僵化。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趋势更加明显。1972年1月21日苏共中央做出《关于文艺批评》的决议，指责各报刊对评论工作“要求不严”，对揭露资产阶级文化和“颓废派”“不够积极彻底”，要求“调配干部”，以“加强编辑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和编辑部”。[59]这一决议的确正像《真理报》专论所说，成了苏联文化界“长期的行动纲领”，在以后“很多年里决定着我国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60]以后连续数年每逢该决议发表周年纪念日，苏联作协总召开会议检查决议执行情况，号召“进一步加强斗争”和“进一步加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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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982年间，苏共中央在关于电影、新闻、群众政治教育、宣传干部培养、文艺创作等数十个决议中，都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强化了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监督和控制。但由于恪守过去那一套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理论和方针，充其量配以“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作料，所以许多工作除靠行政强制手段加以暂时抑制之外，都往往流于形式而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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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化工作方式发生倒退，除没有采取30～40年代那种大规模的群众性镇压外，行政制裁和特定镇压措施不断加强，一些文化工作方法和手段又退回到了1953年以前的传统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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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个时期距斯大林时期并不遥远，这个时期的许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大多还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许多机制和传统都还保留了下来。只是经过赫鲁晓夫时期对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的揭露，这时的领导人已不愿、也不敢再承担这种镇压的责任。不仅政治领导人不愿这样做，就连安全部门的领导人也害怕再把自己同贝利亚或叶若夫钉在同一根耻辱柱上。但是面对思想文化界的活跃和一些人的“不轨”行为，仅用党内追究、开除党籍、剥夺公职，又不足以威慑所有人。这样，就需要采取介乎行政处分和个人崇拜时期大规模镇压之间的某些中间手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些手段得到了某些发展，比如，社会隔离，精神治疗，驱逐出国，剥夺国籍，等等。这些镇压措施比逮捕、审判要精致讲究，也更有效一些，波及更广的范围，扩大了打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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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待官方认为的“不轨行为”和持不同政见者，除对少数人加以逮捕、关押之外，大多采取了上述手段。6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初，苏联思想文化界一些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因发表与当局立场相左的文章，出版为官方不容的著作，举办与官方某人趣味不同的画展，或因主张民族文化独特性、反对强制推广俄语和俄罗斯化等而遭受批判、警告、查禁、行政处分和上述刑事治罪的，人数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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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斯大林时代造成的与外界的隔绝状态，加上思想理论僵化带来对西方科技发展认识上的滞后以及体制上的障碍，苏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拖延并扼杀了苏联的科学技术革命。本来苏联学术界认识科技革命重要性的时机并不算晚，早从60年代初苏联学术界就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后来甚至不断催促领导抓科技革命，苏共领导虽在70年代初提出了科技革命问题，但召开专门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却被推延以至停开了，这就在苏联时期最终扼杀了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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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思想理论的僵化，也扼杀了一切创新和倡导改革的理论。在远离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曾产生过一个主张改革的新商品学派，但却遭到了批判。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沃洛布耶夫院士为首的新历史学派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这位院士的所长职务被撤销。像这种有创新和改革思想的人物和学派，遭受批判、压制和打击的事件，在各部门各学科都曾屡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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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复旧，斯大林的思想文化模式又几乎达到个人崇拜时期的支配地位。这使苏共失去文化上的先进性，给苏联思想文化的发展、苏共自身的建设，从而也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由于苏联长期是一个意识形态极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其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向决定着它的治国方略和大政方针，而这一思想文化模式又把苏联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引向简单化、教条化和僵硬凝固的道路，这样，它就长期束缚了苏联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把苏联社会推向了危机的边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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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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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公开性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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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发展总是物极必反。在苏联文化政策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文化政策，可以说是对以前时期，特别是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种逆反效应的结果，或者说是物极必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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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期形成并确立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了一定冲击，但未能被有效突破；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被部分恢复并被基本接受了下来。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基本和斯大林时期一样，是一种封闭、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教条主义色彩极端浓重。这种情况，在当时苏联除了极端顽固的保守分子以外，社会大多数人都是能够感受和认识到的。1985年4月契尔年科逝世后的这种情况，同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的情况比较相仿，因此，要求改革成了全党上下和全社会几乎完全一致的共识。正是这个缘故，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在当时引起了全党和全体人民几近一致的热烈响应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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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苏联社会严重停滞的深切认识，这种对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热切期望，早在1977年进行新宪法讨论时，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在讨论新宪法期间，对“发达社会主义”新宪法的批评意见，像雪崩一样爆发了出来，总计向报刊和宪法委员会送达了将近40万条意见。[61]劳动人民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出了大量尖锐的批评意见，从这里已经确定无疑地透露出了全社会对于改革的要求和愿望。但是，当时的国家领导和宪法委员会，对人民的意见却置若罔闻，不予理睬。时间这样又贻误了8年；到1985年契尔年科逝世时，社会各界对苏共领导僵化教条、停滞保守、无所作为等，所积累的不满和怨愤会有多深，可以想见。这一点也和斯大林逝世后的社会情绪有可类似之处。所以，正像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说，社会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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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针对苏联过去封闭、僵化、教条主义和社会生活不民主的状况，戈尔巴乔夫在提出经济改革的同时，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第一次提出了“公开性”问题。他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公开性”概念的主要内容，应该说是对过去封闭性意识形态的一种革新。因此可以说，它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思想文化的总路线、总方针和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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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改革是历史的需要和必然一样，“公开性”作为打破改革壁障，为改革开辟道路的思想武器，提出这一方针是十分必要的。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掌握“公开性”的分寸和维度，怎样把握“公开性”开启的速度和进程。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主观上对苏联改革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如果说赫鲁晓夫当年对“解冻”过猛可能面临“洪水滔天”或遭灭顶之灾有足够认识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可能带来的危险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他对“公开性”把握失度，开闸过猛，造成媒体失控，结果，“洪水淹了龙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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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对“公开性”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爆炸事故。戈尔巴乔夫在谈到“公开性”时曾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主张广泛发展公开性，但这是为了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而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初期，由于仍按以前的传统做法，掩盖了爆炸的规模和严重后果，引起了西方受放射性尘埃污染国家的严重抗议，因而促使苏联媒体开放报道幅度，这样就大大地推进了“公开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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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采取“公开性”的最先步骤，是于1985年夏天撤换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但这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党的整个庞大意识形态机器还在按原先的制度运转。为打破事事封闭、保密的戒律，总书记把答美法记者问的谈话，马上公诸于《真理报》的报端；这种新的作风、新的做派，也有力影响了其他领导人。接着，开始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揭露社会生活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对社会上下也是一大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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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露问题方面充当“公开性”带头羊的，是《星火》、《莫斯科新闻》和《论据与事实》等报刊。不久，就打破了报道和批评的“禁区”，对过去不经特殊批准就不能发表的资料和信息，开始公诸于众。在“公开性”这一不断深入和扩展的过程中，各地河湖沼泽严重污染的生态问题，也开始展现在全社会面前；有些问题还不时将矛头指向各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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