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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时期形成并确立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在赫鲁晓夫时期受到了一定冲击，但未能被有效突破；而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又被部分恢复并被基本接受了下来。所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基本和斯大林时期一样，是一种封闭、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文化政策，教条主义色彩极端浓重。这种情况，在当时苏联除了极端顽固的保守分子以外，社会大多数人都是能够感受和认识到的。1985年4月契尔年科逝世后的这种情况，同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的情况比较相仿，因此，要求改革成了全党上下和全社会几乎完全一致的共识。正是这个缘故，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在当时引起了全党和全体人民几近一致的热烈响应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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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于苏联社会严重停滞的深切认识，这种对社会政治经济改革的热切期望，早在1977年进行新宪法讨论时，就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在讨论新宪法期间，对“发达社会主义”新宪法的批评意见，像雪崩一样爆发了出来，总计向报刊和宪法委员会送达了将近40万条意见。[61]劳动人民对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出了大量尖锐的批评意见，从这里已经确定无疑地透露出了全社会对于改革的要求和愿望。但是，当时的国家领导和宪法委员会，对人民的意见却置若罔闻，不予理睬。时间这样又贻误了8年；到1985年契尔年科逝世时，社会各界对苏共领导僵化教条、停滞保守、无所作为等，所积累的不满和怨愤会有多深，可以想见。这一点也和斯大林逝世后的社会情绪有可类似之处。所以，正像戈尔巴乔夫时期的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说，社会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所以苏联社会根据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改革，就成为历史的需要和必然”。[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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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针对苏联过去封闭、僵化、教条主义和社会生活不民主的状况，戈尔巴乔夫在提出经济改革的同时，在苏共二十七大上第一次提出了“公开性”问题。他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公开性”概念的主要内容，应该说是对过去封闭性意识形态的一种革新。因此可以说，它是戈尔巴乔夫时期思想文化的总路线、总方针和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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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改革是历史的需要和必然一样，“公开性”作为打破改革壁障，为改革开辟道路的思想武器，提出这一方针是十分必要的。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掌握“公开性”的分寸和维度，怎样把握“公开性”开启的速度和进程。在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主观上对苏联改革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如果说赫鲁晓夫当年对“解冻”过猛可能面临“洪水滔天”或遭灭顶之灾有足够认识的话，那么，戈尔巴乔夫对“公开性”可能带来的危险则缺乏应有的认识。因此，他对“公开性”把握失度，开闸过猛，造成媒体失控，结果，“洪水淹了龙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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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对“公开性”起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机组爆炸事故。戈尔巴乔夫在谈到“公开性”时曾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主张广泛发展公开性，但这是为了有利于社会，有利于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而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初期，由于仍按以前的传统做法，掩盖了爆炸的规模和严重后果，引起了西方受放射性尘埃污染国家的严重抗议，因而促使苏联媒体开放报道幅度，这样就大大地推进了“公开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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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采取“公开性”的最先步骤，是于1985年夏天撤换了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但这还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党的整个庞大意识形态机器还在按原先的制度运转。为打破事事封闭、保密的戒律，总书记把答美法记者问的谈话，马上公诸于《真理报》的报端；这种新的作风、新的做派，也有力影响了其他领导人。接着，开始鼓励报刊、电视和广播，揭露社会生活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对社会上下也是一大冲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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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揭露问题方面充当“公开性”带头羊的，是《星火》、《莫斯科新闻》和《论据与事实》等报刊。不久，就打破了报道和批评的“禁区”，对过去不经特殊批准就不能发表的资料和信息，开始公诸于众。在“公开性”这一不断深入和扩展的过程中，各地河湖沼泽严重污染的生态问题，也开始展现在全社会面前；有些问题还不时将矛头指向各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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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发表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公映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所引发的事件，大大推动了被查禁作品的开放。由于这部小说和电影作品的发表受到部门和地方当局的阻挠，问题闹到了中央，由最高领导戈尔巴乔夫亲自批准予以发表，这样，就一下子解禁了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流亡者和镇压死难者过去被禁的作品，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查禁的和30～40年代镇压时期封存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品吸引了广大读者，大型文学刊物如《新世界》、《旗帜》、《十月》和《各民族友谊》等，争相刊载这些作品。一时间，这些刊物的发行量激增3～4倍。这些禁品的发表，成了当时苏联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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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和影片《忏悔》等作品是反映斯大林时期镇压事件的，这些作品的发表，又大大推动了反斯大林个人崇拜题材作品的大量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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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随着干部的调整，任命了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和党报《真理报》的新主编，也调整了一些大众媒体的领导，这又大大地推动了“公开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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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对它设定的界限，渐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63]所以，虽然领导人不断接见各大媒体负责人，试图对报刊登载的内容加以控制，但实际上到1987年底和1988年初已经难以控制。再加上1988年废除了实行达半个多世纪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了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检查职能，这样，对大众媒体便完全失去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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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社会，封闭总是专制和落后的产物；而开放和公开性总是民主、进步的先决条件。尤其像苏联这样封闭的国家和社会，没有一定程度的开放和公开性，是难以推进改革的。所以，苏联在改革伊始就提出公开性问题，并说明公开性与民主不可分割的关系，原是没有错的；事实表明，在实行公开性的初始，也对动员群众参与改革起过积极作用。问题是苏联社会数十年堆积的“堰塞湖”太多、太大，而用公开性开掘的“导渠”，决口又过大、过速、过猛，以致造成堤坝溃决，洪水泛滥，冲决了一切可控的社会机制，最后导致国家解体，苏共瓦解。当然，这是由戈尔巴乔夫的严重错误造成的，致使一切失控，最终走到抛弃社会主义的斜路上去，失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向和精神支柱，造成全党思想涣散、组织瘫痪，而在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极端民主主义和西方意识形态的进攻面前，全然失去招架之力，最后直接导致社会解体、苏共解散和苏联的彻底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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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苏共瓦解、苏联解体与苏共的思想文化模式、文化政策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模式、思想文化政策，造成苏联文化缺乏创新能力，思想理论僵化，体制缺乏活力，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专制官僚体制压抑下死气沉沉，缺少创造生机。概括地说，苏共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模式对苏联社会、苏联剧变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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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僵化凝固的理论教条，特别是斯大林确定的社会主义观念，长期束缚、阻碍着苏联的改革，使数十年的改革屡遭挫折，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长期形成的危机无法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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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苏共僵化凝固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变形，失去了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人文社会科学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造成注释风气盛行，创新思维能力衰竭，变成了粉饰现实、歌功颂德的工具。结果，使积弊陈陈相因，把苏共和苏联社会引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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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苏联历史上残酷的思想文化斗争不仅束缚、压制着人们的科学创新，而且镇压、消灭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学派，使科学不仅不能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反而使苏联经济停滞，导致在同西方国家竞赛中最终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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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苏联的思想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模式铸造了强大的保守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保守主义阻挠、贻误改革，造成积弊成堆，极端民主主义破坏改革，冲决改革的堤防。结果，保守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两面夹攻，把苏共引向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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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文化政策沿革、演变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之初，列宁领导的党曾是一支代表先进思想文化的力量，而到30年代以后，却逐渐丧失思想文化上的先进性，特别是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苏共就由一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演变为主要由官僚特权阶层构成的一支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扼杀改革的保守主义势力和反社会主义的极端民主主义势力相混杂的队伍。苏共演变的道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经验教训：一个政党只有保持文化的创新性、先进性，才能保持其本身的先进性，成为带领人民前进的先进部队；而一旦丧失其文化的创新性、先进性，就必然要落后于时代，蜕变为一股保守势力并从反面促成体制外改革势力，威胁党的执政地位并把党引向衰亡。而要代表先进的思想文化，就必须与时俱进，拥有能不断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思想理论，制定出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满足科学文化的特性和发展规律。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加强党的队伍本身的文化素质和文化修养，特别是党的领导层的文化创新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先进的创新性文化，永葆先进政党的地位，领导国家不断增强文化的软实力，最终使党和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党和国家的衰落和败亡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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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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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布哈林文选》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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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5～1959，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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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列宁全集》第29卷，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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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7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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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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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刘吉：《论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学术界》2001年第6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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