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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党的民主体制建设明显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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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在推行他的新思维时,不是依靠党的干部和党员,而是依靠全体民众,搞全社会的民主化,实际上把民主的次序搞反了,应该首先抓党的民主化,再搞社会的民主化,因为苏共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党,实际上是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戈尔巴乔夫从社会的民主化开始,实际上成了让苏共交出政权,把权力还给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但由几千人组成的苏维埃本来只是个立法机关,内部纷争不断,根本无法行使行政权力,导致社会全面失控和混乱。戈尔巴乔夫欲通过改革改变党的形象,也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沉重的历史包袱使苏共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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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年代中期,苏共有党员约1920万,可以分成四部分。一是人数最多的普通党员,约1870万;二是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成员——从区委委员到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委员,约43.9万;三是各级领导机关的第一书记及机关干部,共8.6万;四是苏共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党的二十七大后为477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32人),党中央机关干部(到1990年1月1日为1363人),总共1812人。构成总数97.4%的普通党员在确定党的方针中不起任何作用,他们的任务就是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占总数2.3%的各级党委会成员(从区委委员到中央委员),权力只在自己的主管地区,在中央决策的范围内实际上也无权。从30年代初开始,斯大林把党的常设机关与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的关系倒置,这些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只起开会举手的作用。党内实际掌权的是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30~32人)及中央组织部和办公厅的领导(15~20人),垄断了党内一切大权,他们只占党员总数的0.3%左右。[76]这种权利失衡的现象导致了苏共领袖专权,广大党员没有自主性、主动性和自律精神,他们认为党的政策和决议与自己无关,只是驯服地执行上面的指示与命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应该改变这种情况,恢复党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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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从体制机制上改革党,他只是一味地变动干部,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到1986年3月6日苏共二十七大闭会,戈尔巴乔夫对苏共最高领导层进行了4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有2人从政治局候补委员递升为政治局委员(切布里尼科夫、谢瓦尔德纳泽);有2人从中央书记处跃升为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雷日科夫);有2人由中央委员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塔雷津、索科洛夫);有3人从地方调任中央书记(尼科诺夫、叶利钦、扎伊科夫);有3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职务(格里申、吉洪诺夫、罗曼诺夫);解除了76岁的鲁萨科夫的书记处书记职务。与此同时,对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政府各部委、各共和国、市和州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大调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17名正副主席中有8人被撤换,部长会议13个正副主席中有7人退休,新提拔了7人;有3个共和国的党中央一把手被解职,6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9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易人,35个部长、46个区委第一书记易人。苏共二十七大组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新班子,政治局委员有: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阿利耶夫、沃罗特尼科夫、葛罗米柯、扎伊科夫、库纳耶夫、雷日科夫、索洛缅采夫、切布里尼科夫、谢瓦尔德纳泽和谢尔比茨基。政治局候补委员有:杰米契夫、多尔基赫、叶利钦、斯柳尼科夫、索科洛夫、索洛维约夫、塔雷津。中央书记有:戈尔巴乔夫、比留科娃、多勃雷宁、多尔基赫、扎伊科夫、齐米亚宁、利加乔夫、梅德韦杰夫、尼科诺夫、拉祖莫夫和雅科夫列夫。有1/3的中央委员是新人,在政治局委员中只有葛罗米柯、库纳耶夫和谢尔比茨基、利加乔夫4人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亲密支持者,戈尔巴乔夫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是,戈尔巴乔夫还是感到改革受到了阻碍,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决定》。全会提议修改选举法,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各级干部均在党委会的全体会议上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企业各级领导的选拔与更换也必须通过选举。但在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及各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仍然掌握着干部的任免大权,党员和民众对干部的任免影响并不大。如:1988年9月30日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普戈被选为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0月4日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召开全会选举新的第一书记,其程序与以前并无实质区别,先是普戈谈形势和对第一书记职务的要求,然后他推荐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亚·瓦戈利斯为候选人,并强调戈尔巴乔夫和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已经跟瓦戈利斯谈过话,政治局支持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关于瓦戈利斯为第一书记候选人。推荐阿·戈尔布诺夫为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主席。[77]绝大多数人的发言都支持普戈的动议,但也有人提议应该举行秘密投票,把阿·戈尔布诺夫也列入第一书记候选人名单,最后还是把亚·瓦戈利斯一人列为秘密投票的候选人,他也高票当选(117票),没有人投反对票,有2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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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戈尔巴乔夫强调实行民主,但这种民主并没有体现在党的领导体制上,党的领导与决策并没有实现民主化与科学化,一方面是党内派别林立,另一方面仍然是个人专断,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约,许多重大问题都由戈尔巴乔夫一人说了算。戈尔巴乔夫在安排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工作时,常常让不同的人负责同一项工作,如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都负责意识形态工作、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都在对外政策上有发言权等。博尔金在评述这件事时指出:“戈尔巴乔夫挑起大家冲突和争吵的本事实属罕见,我始终不明白,他是想利用这种关系的不协调来达到轻松地领导政治局的目的,还是由于个人性格和缺乏必要的经验才造成这种局面。但是,最后只有一个结果——政治局会议上互相拆台,常常无法通过一致的决定。”[78]1989年底,苏联人民代表在一份声明中对苏共的评价是:“作为积极的群众性政治组织的苏联共产党,一般说来已不存在。大家都知道,这是宣传职能。像从前一样,它只是一个自我产生的机构。在这个机构中加入了许多努力工作的人和有理智的人,但是他们不占大多数,而主要的是作为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系统的机关,其中包括国家机关,按起源和职能而言属于极权机构,与真正的改革并不相容。”[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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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举措失当,戈尔巴乔夫欲通过改革改变党的形象,没有取得多少成效。据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中心在1990年10月24日至11月5日在党员中进行的社会调查显示,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威信,67%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20%的共产党员对自己的党员身份持动摇、中立、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虽然表面上没有退出苏共,实际上已不参加党的政治生活,不参加会议,也不交党费。半数以上的党员拥护取消企业、军队、法院、检察院、内务机关中的党组织。[80]共产党员对党的态度尚且如此,党在普通民众中的威信与地位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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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没有反对政变。中央委员会未能采取坚决的立场去谴责和阻挡,没有发动共产党员去同践踏宪法的行为作斗争。阴谋家中竟有党的领导干部。许多党委会和大众新闻媒体支持了国事犯的行动。这将共产党置于错误的境地。许多党员拒绝与阴谋家们合作,谴责政变并且加入到反对政变的斗争中。谁也没有权利对所有共产党员进行无理指控,而我,作为总统,认为有责任保护他们,作为公民免受无理的指控。在这种局势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应该做出艰难的、但是很切实际的决定:自行解散。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我认为自己不可能继续履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能,并让出相应的全权。我相信,忠于宪法和社会振兴方针的充满民主精神的共产党员们,一定会主张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同一切进步力量一起,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继续推行根本的民主改革的党。”[81]在解散苏共的问题上,戈尔巴乔夫没有召开任何会议,一句“建议苏共自行解散”的话就把这个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无产阶级政党解散了,恰恰说明戈尔巴乔夫没能实现党的民主化,苏共仍是一个听命于总书记的党,这样的政党很难承担起改革的重任,解决纷繁复杂的问题,完成改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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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戈尔巴乔夫想通过新思维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改变苏联国家的停滞状态,使社会主义焕发出生机与活力。在6年的改革中,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目标在变化,实现新思维的方法与途径也在变化,新思维的目标(不管是最初提出的,还是最后确立的)并没有实现,戈尔巴乔夫政治新思维没有成功。但是,戈尔巴乔夫及苏共提出社会主义应该为人服务,人是社会主义的核心等思想还是值得研究的,新思维实践中的教训也是值得总结和吸取的,不能因为苏共失去执政地位就对此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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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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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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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Согрии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ю(1985-2001:от Горбачёва до Путина),М.:Весь Мир,2001,с.251-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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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亚历山大·加尔金:《戈尔巴乔夫改革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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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鲍里斯·斯拉文:《当代人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诠释》,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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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usan M.Peterson,Perestroika,the Cold War 1945-1991,3 vols,Detroit,Mich.:Gale Research,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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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米哈伊尔·戈尔什科夫等:《俄罗斯人20年后看改革》,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第351~354、370~371、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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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许新等:《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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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出版社,2002,第714页;陈之骅等主编《苏联兴亡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708页;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8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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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许新等:《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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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人民出版社,2007,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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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俄语一般意义的改革(реформа),是指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良、改进;而戈尔巴乔夫使用的“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则有“重建”、“重构”,甚至有“推倒重来”之意,这在苏联改革史上首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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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俄文书名为: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и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在中国通译为《改革与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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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关于继承二十六大方针的讲话,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5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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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岑鼎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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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米·谢·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7,第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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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辛华编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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