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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联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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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国家结构是按民族属性划分的,结构特别复杂,苏联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区,共有53个之多。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有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5个民族自治州和10个民族自治区,其中有4个是两个民族共同自治的。据1989年的调查,在俄罗斯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中,多数的冠名民族都不占多数,如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人只占21.9%,俄罗斯族人占30.3%;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人只占24%,俄罗斯族人占70%;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人占45.4%,俄罗斯族人占37.7%;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卡累利阿人占10.0%,俄罗斯族人占到了73.6%;科米自治共和国,科米人占23.3%,俄罗斯族人占57.7%;马里自治共和国,马里人占43.3%,俄罗斯族人占47.5%;摩尔多瓦自治共和国,摩尔多瓦人占32.5%,俄罗斯族人占60.8%;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乌德穆尔特人占30.9%,俄罗斯族人占58.9%。民族人口占多数的自治共和国只有: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奥塞梯人占53.0%;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鞑靼人占48.5%,俄罗斯族人占43.3%;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图瓦人占64.3%;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楚瓦什人占67.8%。由两个民族共治的自治共和国,力量也是不均衡的: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车臣人占57.8%,印古什人只占12.9%,俄罗斯族人占26.7%;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人占48.2%,巴尔卡尔人只占9.4%,俄罗斯族人占32%。在五个自治州中,没有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如犹太自治州犹太人只占4.2%,俄罗斯族人的比例高达83.2%。在10个民族自治区中,只有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的冠名民族的人口占了多数,其余都是俄罗斯人居多,超过半数。[15]“在这种结构下,有一些民族自然产生了为了拉平和提高自己的‘国家’的地位或者获得这种地位的想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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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这种以民族属性划分国家行政区划的做法是不科学的,为什么有的民族可以建立共和国、自治共和国,有的只能建立自治区,有的还没有这样的权利;有的自治共和国建立了又被随意取消,如伏尔加河日耳曼人共和国和克里米亚鞑靼人自治共和国;有的民族自治地区显然名实不符,冠名民族并不占多数。这一方面造成了对民族属性的强化,苏联国民首先认同的是民族属性,而不是国家属性;另一方面造成国中有国,各行政区之间人口、面积、经济实力极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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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联的联邦制潜伏着巨大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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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帝国解体后,在后来苏联领土的范围内,在法律地位上与俄罗斯联邦并列的还有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它们各有自己的行政建制——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有自己的军队和货币。在国内战争时期,在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共和国通过与俄罗斯联邦签订双方条约这一形式,结成同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联合的人民委员部(包括军事、财政、劳动、交通、邮电等),这些委员部在各共和国驻有全权代表。国内战争结束后,如何处理俄罗斯联邦和其他各共和国的关系问题提上了日程,在成立国家联盟的问题上,列宁与斯大林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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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当时负责民族事务,他拟定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称为“自治化”方案),要求其他民族国家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赞成,白俄罗斯主张维持现状,实际上反对这样做,乌克兰干脆不予理睬,格鲁吉亚坚决反对。列宁认为,这个“自治化”方案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他主张:“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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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列宁也不赞成国家分裂成许多小国。斯大林与列宁分歧的根本点在于:斯大林没有完全理解俄罗斯民族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想用行政压制的办法解决问题,而列宁认为通向这一联盟的道路是自愿的,不能靠暴力。早在1917年10月列宁就说过:“我们希望俄罗斯(我甚至想说大俄罗斯,因为这样更正确)人民的共和国能把其他民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暴力,而是完全靠自愿的协议。否则就要破坏各国工人的团结和兄弟般的联盟。”“‘自决’一词曾多次引起曲解,因此我改用了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自由分离的权利’”,“我们尤其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因为沙皇制度和大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邻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对所有大俄罗斯人的极深的仇恨和不信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来消除这种不信任”。[18]这里体现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承认分离的自由,但并不等于鼓励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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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还表现在国家体制上。斯大林坚持把苏联建成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列宁则主张建立名副其实的联邦制国家,在这个联盟国家里,首先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传统决裂。列宁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共和国的权利,他说:“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个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拟定出来”。“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19]列宁主张,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联盟内各成员国间的平等,靠联盟能增进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时正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政策主张是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放开手脚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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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并得到各民族的接受与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存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这些国家都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统一的;乌克兰等少数民族为能与大俄罗斯民族在联盟中拥有平等的权利而感到满足;面临着共同的来自资本主义方面的外部压力。在苏联成立之时,斯大林虽然接受了列宁的建议,收起了“自治化”方案,但列宁的设想并未完全变成现实。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斯大林仍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他没有让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作为平等的成员加入联盟(它们以外高加索联邦的名义加入,1936年它们才各自成为加盟共和国),主要原因在于格鲁吉亚是“自治化”方案的坚决反对者。虽然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但随着斯大林—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国家。苏联成立时,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级机关只有10个,到1947年,部长会议下设的部已达到58个,到1982年,苏联有33个全联盟的部和31个联盟兼共和国的部,6个全苏国家委员会和14个联盟兼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总计84个。再加上其他中央直属机关26个,总数已达110个。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央集中了大量的权力,地方权限很少,各加盟共和国根本就没有自主权,它们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10%。苏联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用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人为地在全国搞劳动分工,常常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如乌兹别克生产棉花,棉布却不能自己生产;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这里90%的居民却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中央迫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把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又把乌兹别克适宜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斯坦,把乌兹别克适宜放牧的土地划给塔吉克斯坦。这些共和国感觉没有平等地位,它们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者,根本就谈不上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这种单一性体制的权力不平衡潜藏着严重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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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事实上是单一制国家,而在宪法上却是联邦制国家,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宪法和国语,在1924年宪法中规定了每个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载有“共和国主权”的提法,规定“各加盟共和国的疆域,非经该共和国的同意,不得变更”。1936年宪法甚至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发生外交关系、签订协定和互派外交代表和领事,每一个加盟共和国都有本共和国军队的编制。1977年宪法中也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只是没有具体细则,因为根本没打算实行。既然宪法规定了各民族国家有退出联盟的“自由”,所以当各民族国家纷纷宣布独立于苏联之时,许多人认为他们这样做并没有违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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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不平等政策留下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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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的民族地区得到了较快发展,但也出现了大量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斯大林时期造成的,后来的领导人又没有很好地解决。戈尔巴乔夫当政后,仍然面临着这些问题,民族问题的突然爆发,严重干扰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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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区划的问题上,斯大林在划分各地区疆界、分配自然资源和土地时,并没有完全按民族来划分,几乎各共和国都有其他民族的聚居地,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也是犬牙交错,留下了许多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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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中,斯大林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落后的中亚地区,强行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严重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在30年代大清洗的过程中,许多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被处死或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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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4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又以与德军勾结为名,把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整个民族驱逐到中亚,许多人在迁移过程中死亡,新居住地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劳改营,斯大林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整个民族进行惩罚给这些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是苏联民族关系史上极不光彩的事件,成为影响苏联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苏共二十大后,苏共为一些少数民族平反,并允许他们返回原住地,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虽然得到平反,但不允许他们返回原住地,也没有恢复他们的民族自治实体。1987年7月9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44年来我们积累了250卷要求恢复公正的签名和声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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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语言文化上推行俄罗斯化政策,30年代哈萨克人通常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后来又被基里尔字母所代替。纳扎尔巴耶夫深有体会地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是从俄罗斯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管用怎样响亮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加以掩饰,他们总是在继续,时常以更残酷和反常的形式继续沙皇制度下开始做的事情。这个制度也好,那个制度也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对待民族边区方面都推行一种强硬的政策。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制度,从来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注意地方居民的利益,对他们的所有抗议行动一律残酷地进行压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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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苏联时期扩张和兼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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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逐渐放弃了列宁关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俄国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的传统提法,把反对所谓地方主义倾向放在首位,地方上的一些合理要求往往被他当成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反对。在卫国战争期间,各民族的人里都有投敌行为,如弗拉索夫率领的“俄罗斯解放军”大部分人是俄罗斯人,斯大林对此却闭口不言,在1945年5月24日招待红军将领的讲话中,他说: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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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努力为沙俄的侵略扩张辩护。他批评恩格斯1889年2月写的《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他说:“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当作一篇指导性的文章,或者不管怎样,从说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角度来看,总是一篇对我党工作人员极有教益的文章。然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从它的内容中就可看出,尽管有其优点,可惜却不具备这些性质。不仅如此,它还有许多缺点。如果文章发表时不加批判,这些缺点是会把读者弄糊涂的。”他用讥讽的口吻说:“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出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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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极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欲把十月革命后失去的沙俄旧有领土收回,斯大林利用二战前后的有利时机,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于1944年10月10日从中国吞并了唐努乌梁海地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得到了687707平方公里的土地。莫洛托夫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别墅。那地图并不大,只有小学生教科书那么大。斯大林用摁钉把它钉在墙上,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边界:‘这里的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上的中国一带画了一圈,‘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指土耳其海峡——引者)。”[23]在日本投降时,斯大林发表的《告人民书》中,把苏联对日本的胜利看成是对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报复,是为战败的沙俄雪耻。他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这就是说,萨哈林群岛和千岛群岛将归苏联所有,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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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成为影响苏联稳定的重要问题。1939年8月23日,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及1939年8月28日签署的苏德秘密议定书,把波罗的海三国划归了苏联。1939年9、10月间,苏联又分别与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签订互助条约,规定苏联在三国境内有驻军、建筑军港和空军基地的权利,但是,斯大林并不以此为满足,1940年6月,苏联照会三国政府,指责他们对苏联不友好,提出三国应该改组政府,8月初苏联正式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联此举超出了苏德秘密协议的范围,希特勒十分不悦,苏德就此举行了会谈,并于1941年1月10日签署秘密议定书,为了补偿德国的损失,苏联政府向德国支付750万美元,相当于3150万马克。三国加入苏联后,斯大林把数以十万计的当地居民强迫迁至苏联内地或驱逐出国。波罗的海三国始终存在着要求独立的势力,当地的反抗从未停止过,为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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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奉行民主化与公开性政策,这为长期被压制的民族问题的浮出提供了条件,民族问题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其表现也多种多样:有以立陶宛、格鲁吉亚为代表的反抗联盟政权的民族分离主义;有少数民族反抗共和国主体民族的运动,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为代表;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支持俄罗斯脱离苏联的运动;有受到斯大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要求返回家园的斗争。在这里,地方领导人的自私行为和权欲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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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初在戈尔巴乔夫规划下一步的改革步骤时,民族问题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挡住了去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苏姆盖特市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等接踵而至,这些民族冲突各有各的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及苏共领导对许多突发的民族冲突事件处理失当,民族冲突的战火没有被熄灭,最后烧掉了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的大厦,也终结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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