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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政区划的问题上，斯大林在划分各地区疆界、分配自然资源和土地时，并没有完全按民族来划分，几乎各共和国都有其他民族的聚居地，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也是犬牙交错，留下了许多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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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中，斯大林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包括落后的中亚地区，强行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严重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生产力，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在30年代大清洗的过程中，许多民族地区的领导人被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被处死或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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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40多万德意志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又以与德军勾结为名，把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等整个民族驱逐到中亚，许多人在迁移过程中死亡，新居住地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劳改营，斯大林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整个民族进行惩罚给这些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是苏联民族关系史上极不光彩的事件，成为影响苏联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苏共二十大后，苏共为一些少数民族平反，并允许他们返回原住地，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如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虽然得到平反，但不允许他们返回原住地，也没有恢复他们的民族自治实体。1987年7月9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44年来我们积累了250卷要求恢复公正的签名和声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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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语言文化上推行俄罗斯化政策，30年代哈萨克人通常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后来又被基里尔字母所代替。纳扎尔巴耶夫深有体会地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是从俄罗斯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管用怎样响亮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加以掩饰，他们总是在继续，时常以更残酷和反常的形式继续沙皇制度下开始做的事情。这个制度也好，那个制度也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对待民族边区方面都推行一种强硬的政策。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制度，从来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注意地方居民的利益，对他们的所有抗议行动一律残酷地进行压制。”[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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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苏联时期扩张和兼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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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逐渐放弃了列宁关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俄国民族关系的主要问题的传统提法，把反对所谓地方主义倾向放在首位，地方上的一些合理要求往往被他当成地方民族主义进行反对。在卫国战争期间，各民族的人里都有投敌行为，如弗拉索夫率领的“俄罗斯解放军”大部分人是俄罗斯人，斯大林对此却闭口不言，在1945年5月24日招待红军将领的讲话中，他说：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是打败人类公敌法西斯主义而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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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努力为沙俄的侵略扩张辩护。他批评恩格斯1889年2月写的《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一文，他说：“有人认为，这篇文章可以当作一篇指导性的文章，或者不管怎样，从说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问题的角度来看，总是一篇对我党工作人员极有教益的文章。然而恩格斯的这篇文章，从它的内容中就可看出，尽管有其优点，可惜却不具备这些性质。不仅如此，它还有许多缺点。如果文章发表时不加批判，这些缺点是会把读者弄糊涂的。”他用讥讽的口吻说：“大概恩格斯在写这篇抨击俄国沙皇政府的文章（恩格斯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有战斗性的抨击性文章）时，写得有点兴奋了，出于兴奋，所以一时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情。”[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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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极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欲把十月革命后失去的沙俄旧有领土收回，斯大林利用二战前后的有利时机，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于1944年10月10日从中国吞并了唐努乌梁海地区。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得到了687707平方公里的土地。莫洛托夫对此做了生动的描述：“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看起来，这个任务我和斯大林完成得并不坏。……战后一份标明苏联新疆界的地图被送到了斯大林的别墅。那地图并不大，只有小学生教科书那么大。斯大林用摁钉把它钉在墙上，说：‘咱们来看看，我们都得到了什么……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兰对我们是犯有严重罪过的，所以我们把国界从列宁格勒向前推进了。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现在重归我们所有。咱们的白俄罗斯人现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乌克兰人居住在一起了，摩尔达维亚人也集中住在一起。西方的情况正常。’说着，他转而指向东方边界：‘这里的情况如何呢？千岛群岛现已归我们，萨哈林岛完全属于我们所有，你们看吧，这有多么好！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斯大林边说边用烟斗在地图上的中国一带画了一圈，‘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可这儿的边界我不喜欢！’斯大林说着指向了高加索以南的地方（指土耳其海峡——引者）。”[23]在日本投降时，斯大林发表的《告人民书》中，把苏联对日本的胜利看成是对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报复，是为战败的沙俄雪耻。他说：“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并且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这就是说，萨哈林群岛和千岛群岛将归苏联所有，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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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吞并成为影响苏联稳定的重要问题。1939年8月23日，在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所附加的秘密议定书及1939年8月28日签署的苏德秘密议定书，把波罗的海三国划归了苏联。1939年9、10月间，苏联又分别与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签订互助条约，规定苏联在三国境内有驻军、建筑军港和空军基地的权利，但是，斯大林并不以此为满足，1940年6月，苏联照会三国政府，指责他们对苏联不友好，提出三国应该改组政府，8月初苏联正式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联此举超出了苏德秘密协议的范围，希特勒十分不悦，苏德就此举行了会谈，并于1941年1月10日签署秘密议定书，为了补偿德国的损失，苏联政府向德国支付750万美元，相当于3150万马克。三国加入苏联后，斯大林把数以十万计的当地居民强迫迁至苏联内地或驱逐出国。波罗的海三国始终存在着要求独立的势力，当地的反抗从未停止过，为苏联解体留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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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对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奉行民主化与公开性政策，这为长期被压制的民族问题的浮出提供了条件，民族问题出现了愈演愈烈的趋势，其表现也多种多样：有以立陶宛、格鲁吉亚为代表的反抗联盟政权的民族分离主义；有少数民族反抗共和国主体民族的运动，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为代表；有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支持俄罗斯脱离苏联的运动；有受到斯大林不公正待遇的民族要求返回家园的斗争。在这里，地方领导人的自私行为和权欲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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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初在戈尔巴乔夫规划下一步的改革步骤时，民族问题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挡住了去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苏姆盖特市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等接踵而至，这些民族冲突各有各的原因。但是，戈尔巴乔夫及苏共领导对许多突发的民族冲突事件处理失当，民族冲突的战火没有被熄灭，最后烧掉了苏联这个多民族联盟的大厦，也终结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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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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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戈尔巴乔夫对民族矛盾估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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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共产党长期把民族问题等同于阶级问题，认为苏联已经消灭了阶级，民族问题也解决了，对民族问题的评价一直都比较乐观，认为苏联各族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各族人民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已经形成了。戈尔巴乔夫也深信这一点，对民族问题估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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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方面，在1986年2月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苏共纲领中，声称过去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在苏联已得到顺利解决。在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胜利70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宣布：“民族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革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社会经济上为民族平等铺平了道路，为拉齐所有共和国、所有区域和所有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做了特别多的工作。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25]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如果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像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26]戈尔巴乔夫看不到苏联在民族问题上长期积累的问题。在改革的开始阶段，他认为苏联在民族方面存在的一些矛盾是理所当然的，如民族自我意识提高，表现出一些民族主义倾向，不尊重其他民族的人的情绪，他要反对民族局限性和沙文主义、地方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反犹主义的任何表现，加强族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实际上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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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的公开性、民主化政策，为民族主义的全面爆发提供了条件，给他们提供了公开要求自己的权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绝好机会。在改革的气氛下，长期被压抑的民族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在民族问题上首先敲响警钟的是1986年3～4月间发生在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是阿拉木图事件，1986年12月16日，苏共中央在未与哈萨克当地领导人商量的情况下，任命非哈萨克族出身的科尔宾取代库纳耶夫，引发民族骚乱。苏联当局把这看成是民族主义的抬头，采取了强力手段进行镇压。戈尔巴乔夫后来反思说：“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一份十足传统的决议，目的并不是分析事态发生的原因，从中吸取教训，而是要给点颜色让哈萨克斯坦、同时也让其他地方瞧瞧。人们遵循着这么一个业已形成的概念：一切都应当本着统一和友谊的轨道办，惟一的危险便是民族主义的本能暴动。这种暴动并非由于存在实际问题，而是历史遗祸，是外部力量的影响所致。”[27]此事实际上是已经复兴的民族主义在苏联改革时期的第一次公开表现，其警示作用本应该受到苏联领导人的重视，但戈尔巴乔夫却未予以重视，失去了在民族问题尚未转化成危机前调整民族政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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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乐观并不能消除民族问题，1988年2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尖锐化，2月18日戈尔巴乔夫提出在二月中央全会上专门讨论族际关系问题，“只有在尊重各民族的成就、荣誉、文化、语言和历史时，在尊重各民族间广泛的共同性时，才可能有真正的族际主义和各族间真正的友谊。苏维埃爱国主义是我们最伟大的价值观。与此同时，任何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都是与之不相容的。民族主义的任何形式都是盲目无知的”。[28]他强调按列宁的理论与实践原则处理民族问题。在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应该给这些问题排排队。现在应该首先结束亚美尼亚混乱的局势，我们已授权（中央）书记处：着手研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心平气和地研究，也不要弄明白多少就公布多少。在此要让他们的人也参加，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应该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由学者、知识分子组成，而不要只让党务和政工工作者参加。政工人员总是过多地束缚于分析事实的工作上：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现在应该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委员会，指定领导人，让他们去考察、访问、讨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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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第比利斯事件，1989年4月10日，苏共意识形态部部长、法制部部长、党的建设与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给苏共中央提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边疆区委员会、州委员会关于维护法制的报告，要求转给各地方党委，他们指出：“今年4月10日塔斯社报道的关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治局势的尖锐化情况，又一次表明了各地方党、苏维埃和维护法律各机关适时地采取预防措施的全部必要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和各边疆区及各州党组织注意，必须对每个地区正在形成的局势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必须进行有效的、杜绝各种反社会现象的工作。党的委员会和基层党组织应保持高度警惕，在对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评价中不允许温情主义和无原则性，坚决杜绝任何旨在动摇国家基础的谰言，不放过任何一次违背法律的行为。……建议各党委会仔细研究执委会关于竭尽一切努力巩固每个地区的纪律、秩序和组织性的补充措施。”[30]但没有见到苏共中央下发这个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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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日益尖锐，戈尔巴乔夫的反应明显滞后，苏共中央终于决定于1989年9月召开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各地代表不同要求的信件寄到了苏共中央，有的说：“今天我们国家民族团结已经动摇了，在一些加盟共和国里发生了一些不健康的、导致民族关系紧张的事件。极端主义分子成了民族运动的领导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受到坚决抵制。在许多情况下共产党领导人给了他们主动权，而且佯装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有的说：“只有把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变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它的国民经济才有可能完全按全苏劳动分工的原则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合理地综合利用独一无二的自然、气候条件，物质和劳动资源。”有的说：“拉脱维亚民族被逐渐淹没在外来人的海洋里。由此产生了民族磨擦和共和国改革力量分裂的现实威胁。”还有的说：“我们、俄罗斯人已经为民族间的实际平等工作了70年。因此，我们长期观察了至今仍没有正常生活条件的非黑土地带。俄罗斯人散居在各民族边疆区，而在那里他们经常被提醒，当地居民应当有特权。苏维埃政权教导我们所有公民不分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不可动摇的公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一原则不适用于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我接受的是明显歧视俄语居民的法律。”[31]从这些信件看，普遍存在着不满，苏联的民族关系确实到了该重新研究和解决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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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9月19～20日召开的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对苏维埃体制加以改造，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加以充实；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权利和机会；保证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为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创造条件；加强各种保障，以杜绝根据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32]但这个决议为时已晚，各地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起来，这个决议的针对性不强，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因此，很少有人对其感兴趣，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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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联盟体制，从实际上的单一制向联邦制过渡，扩大共和国和自治体的权力，扩大地方的管理职能，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根本没意识到这一问题，没有对联盟体制及时做出修改，没有想到改组联盟。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我国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33]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划分联盟、共和国、自治区的权限。9月全会首次提出制订并签订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2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他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他认为，“如果哈萨克斯坦90%的工业置于莫斯科各部的监控之下，怎么可能独立地整顿经济局势呢？遗憾的是，我多次有关提供更多的经济独立的要求成了旷野呼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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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0年通过了扩大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权限的《关于苏联地方自治和地方经济的基本原则法》；明确保障民族语言自由发展和使用的《苏联民族语言法》，《苏联和联邦各主体成员间权限划分法》等。1990年4月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解决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有关问题的程序法》，规定退出苏联的共和国要得到国民不少于2/3的赞成票之后才能宣布进入过渡期；其内部有自治实体的，投票要在自治实体中单独进行，这些自治实体有权决定留在苏联还是留在独立的共和国内。加盟共和国在退出苏联的决议通过后，要有一个过渡期，不超过5年，在过渡期内解决“要求退出的共和国在加入苏联时不属于该共和国的领土的地位”问题。但是，这个法令没人执行，没有一个共和国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时走了这个程序，而面对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联盟中央没有任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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