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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10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没有得到及时制止，阿塞拜疆人民阵线逐渐发展壮大，掀起了民族仇恨浪潮，据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说：“在1988年，将近200万人口的巴库居住着20余万亚美尼亚人。这是继埃里温之后亚美尼亚居民人数最多的城市。冲突爆发之前，阿塞拜疆居住着大约50万亚美尼亚人。这是亚美尼亚境外该民族与其他民族混居人数最多的地方。可现在只有几千人继续住在巴库，主要是与民族通婚的妇女。”[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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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12 （二）第比利斯事件无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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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14 格鲁吉亚民族是苏联所有民族中民族特征保持得最完整的民族，这个外高加索民族有着热爱自由的传统，富于反抗精神，“格鲁吉亚族只要觉察到稍有损害它的民族特征，它就最公开、最猛烈地进行反抗”。[46]在苏联成立时，他们曾激烈地反对过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反对过苏联的民族一体化政策。在民主改革的气氛下，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组织发展迅速，1987年末开始成立了各种团体和组织，如“伊里亚·恰夫恰瓦泽协会”、“圣伊利亚真理会”、“格鲁吉亚民族正义联盟”等，还成立了以尚格拉亚、奇亥伊泽和其他文化活动家为首的人民阵线，他们宣传格鲁吉亚是20年代被布尔什维克占领的，提出了要求格鲁吉亚独立的口号，领导人物有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1988年11月第比利斯局势趋于紧张，反对派在政府大楼前举行几千人的集会，要求独立。在第比利斯市检察长和戈尔巴乔夫发出呼吁后局势稳定下来，到11月末停止了集会。这次事件暴露出很多问题，正如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所说：“在极端非常的条件下，苏维埃和党的机关、基层党组织、党的和经济工作的积极分子在劳动群众、居民、青年中的思想工作是软弱无力的。虽然后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正如事件进程所证明，这些措施是不够的，不彻底的。”[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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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16 据雷日科夫所言，格鲁吉亚后来局势的恶化与谢瓦尔德纳泽有关，在谢瓦尔德纳泽被戈尔巴乔夫调到中央后，帕斯季阿什维里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他在格鲁吉亚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牵涉一些曾与谢瓦尔德纳泽共事的高官，如格鲁吉亚负责组织工作的书记哈别伊什维利，格鲁吉亚总检察长和库塔伊斯克市党委第一书记自杀，他们都是谢瓦尔德纳泽提拔和重用的干部，案子已经牵连到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11月谢瓦尔德纳泽曾同人民阵线的领袖们会晤，具体谈了什么不清楚，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他们无非是想要动摇格鲁吉亚的局势，赶走帕斯季阿什维里。而在这个问题上，加姆萨胡尔季阿、科斯塔瓦、昌图里亚等人就成了同盟者，严格说来是成了谢瓦尔德纳泽的救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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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18 1989年4月第比利斯事件的导火线是“阿布哈兹问题”，在格鲁吉亚民族主义发展起来后，他们对非格鲁吉亚族进行攻击，1989年3月18日，有阿布哈兹州委成员参加的群众集会上，通过决议要求把阿布哈兹升格为加盟共和国，阿布哈兹的第一书记在决议上签了字。[49]格鲁吉亚人对阿布哈兹人的愿望极其不满，从4月4日起，第比利斯市发生大规模示威，反对阿布哈兹族的要求，但以后运动的矛头从强烈谴责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领导人的分离主义，发展成要求民族独立的游行、示威、集会，提出了“格鲁吉亚独立！”“打倒俄罗斯帝国！”，规模愈来愈大，几千人在政府大楼前静坐，甚至绝食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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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20 面对群众性集会，格鲁吉亚的领导人显然没有处理这一事件的经验，帕斯季阿什维里向集会者发表讲话，无人理睬，反对派领导人要求格鲁吉亚独立，要求与中央直接对话，在这种背景下，格鲁吉亚领导人倾向于用强力手段驱散集会者。1989年4月7日，帕斯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电苏共中央，在谈了格鲁吉亚的紧张局势后，请求用非常手段解决问题。电报说：“我们认为有必要：1）立即追究那些打着反苏维埃、反社会主义、反党的旗号的极端派分子的刑事和行政责任（对此有法律依据）；2）借助于内务部和荣膺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的补充力量在第比利斯实行特殊制度（宵禁）；3）依靠党、苏维埃、业务部门积极分子的力量采取一系列政治、组织和行政措施以稳定局势；4）制止以联盟和共和国的大众传播手段发表使形势复杂化的报道。第1、2、4条请求批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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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22 4月7日在苏共中央会议上，当时戈尔巴乔夫在伦敦访问，会议由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主持，梅德维杰夫、斯柳尼科夫、切布里科夫，政治局候补委员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亚佐夫，以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特鲁申等参加了会议，会议没有做记录，只是“建议必要时在第比利斯实行宵禁并就此问题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请求”。[51]会议决定必须给共和国政府以帮助，运用内务部、国防部的军队维护法律秩序，但要求谨慎使用兵力。随后内务部机动部队和高加索军区的野战部队调往第比利斯。[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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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24 根据事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调查，“在1989年4月7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后，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立即口头命令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赶赴第比利斯市，按照当时形势自己决定如何行动。就在那一天（1989年4月7日16点50分），总司令部首长莫伊谢耶夫大将以国防部名义发布命令，派伞兵陆战队前往第比利斯，去警戒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并在进出第比利斯市的一些主要道路上组织稽查，同时命令第比利斯驻防军三支部队处于完全战备状态。按照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什洛夫的命令，还从各地区调来内勤部队小分队和特种警察分队，总人数2000余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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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26 当日晚上，科切托夫将军和罗季奥诺夫将军抵达第比利斯后会见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帕斯季阿什维里和第二书记尼科利斯基。在这次会见中，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又一次坚决请求实行宵禁，这一点没有得到科切托夫和罗季奥诺夫的同意，他们借口部队数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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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28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4月7日晚上11时从国外访问回到莫斯科，并了解了格鲁吉亚的情况，当时他便建议派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前往格鲁吉亚。4月8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讨论格鲁吉亚形势的第二次会议。会议由政治局委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切布里科夫主持，出席会议的成员和1989年4月7日相同，利加乔夫因休假未出席。出席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苏联内务部长巴卡京。和前一天晚上一样，会议内容没做记录，且所通过的决议没有用文件形式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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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30 同一天，收到了帕斯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苏共中央的电报，在这份报告里，帕斯季阿什维里一方面说第比利斯的形势仍然十分紧张，在政府大楼附近不断举行着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主要口号仍和以前一样：“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消灭自治”；等等。在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内举行了一次3000～5000人的格鲁吉亚人的大会，反对将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划分出来。在一些高等院校中，部分学生为支援参加大会者宣布绝食。但是，电报又说，在总体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府和各地方党和苏维埃的机关掌握着局势，正在采取一些稳定形势的必要措施，特别是在第比利斯111个企业和机关内建立了维持秩序和加强组织性的工人战斗队，参加人数共4685人。和内务部及荣膺红旗勋章的外高加索军区一起制定并正在实行一些保卫法律秩序的措施，目前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不需要采取另外的补充措施。[54]有鉴于此，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去第比利斯。利加乔夫后来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去格鲁吉亚是错误的，因为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安排，在收到帕斯季阿什维里这封电报前，谢瓦尔德纳泽应该在第比利斯了，“谢瓦尔德纳泽如果像戈尔巴乔夫提议的那样，于4月8日早晨去了第比利斯的话，4月9日凌晨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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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32 1989年4月8日傍晚，发布了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命令，由部长会议主席奇赫伊泽签署。“根据这一命令，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在动用内勤部队和苏联军队的军事服务人员情况下采取措施使集会人群离开政府大楼前的广场，这是惟一的一份不是由党的机关，而是由国家机关通过的有关制止第比利斯市非法群众运动的文件”。[56]4月9日，苏联内务部部队发布了关于驱散人群的作战命令，由3419部队驱散和清理小组组长巴克拉诺夫中校和参谋长克列伊梅诺夫少校签署，“4月9日夜间，集会形势急剧复杂无法控制。参加集会的8000多人号召罢工，号召公民不要服从政府。他们提出了民族主义和反苏性质的口号，号召推翻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建立共和国临时政府，并要求脱离苏联。……部队任务是：与3219部队协同，执行驱散参与大规模动乱人员的特殊作战任务，制止反苏、反社会团伙，清理政府办公大厦附近的广场。驱散人群的工作沿鲁斯塔维利大街到共和国广场进行。尔后切断所有通向广场的路段，禁止公民进入广场。根据上级作战首长的决定，采用17P-73型装备。禁止对妇女和未成年人使用橡皮棍。为了对人群施加精神影响，驱散小组使用了配备战斗技术装备（БТР-60пб）的装甲输送车。根据上级作战首长的决定，在遇到非常紧急情况时，还给驱散小组配备的消防车上安装了水龙头，但禁止向妇女和未成年人使用水龙头喷射”。“行动计划和部队行动草案由叶菲莫夫将军和格鲁吉亚内务部长戈尔戈泽签署，然后得到罗季奥诺夫将军的批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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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34 悲剧事件发生在4月9日凌晨，根据帕斯季阿什维里向苏共中央的报告，凌晨4时，“使用武力清除政府大楼旁广场上参加集会的群众。按照权威机关预先制定的计划，动用了共和国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小分队的力量”。“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部队的小分队并没有使用枪炮和冷兵器，他们严格遵守关于小心对待妇女和青少年的指令。极端派分子使用棍棒和石头进行疯狂反击，在此情况下前几排的集会参加者不停地向前逼近，于是人群失去控制，朝着已宣布绝食躺在人行道上的青年人冲去。此外，人群中还有不少挑衅者使用了白刃，在一片拥挤中有16人丧生（13个年轻妇女和3个男人），100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其中有22人是军人（13人被送入医院）。对受伤者给予了急救”。[58]但是，1989年12月9日苏联人代会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决议表明，在用“暴力驱赶”集会参加者时，曾使用了橡胶棒、“特殊物质”——有刺激作用的有毒物质、步兵小铁铲以及有一次（根据法医鉴定）还使用了火力器。另一方面，集会者随着反抗力越来越增加，为反对“驱逐暴力”他们也使用了顺手的工具。[59]“事件的许多参加者：普通老百姓、警察局工作人员和军人都不同情况、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悲惨的结局是16个集会参加者当场死亡，另有3人很快死在医院中，军人和警察局工作人员都未见死亡。准确确定游行者和军人及警察局工作人员的受伤人数遇到一定困难。但与此同时，委员会掌握足够的材料从整体上来判断4月9日事件中造成的医疗后果。根据格鲁吉亚共和国卫生部的材料，在驱逐行动进行时和行动之后几小时内，前来第比利斯医院就医者共有251人，其中183人住院治疗。之后的一些日子里，需要急救的人数呈波浪形上升（4月13日、21日、27日和5月5日）。总的来说，从4月9日到5月9日这段时间，到各医疗部门就诊的人数总共有3000～4000人。住院治疗的有近500人。到目前为止，登记防治和治疗中的人数有将近1000人”。[60]但是，雷日科夫不同意这个报告，他认为当时使用的“稠李树”和“K-51”属于警用瓦斯，并不是毒气，内务部有权使用这些特殊制剂对付犯罪分子，在这一事件中有251人就医，其中183人住院。在这些事件中有189名军人受伤。16人死在事件现场，3人死在医院。[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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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36 从格鲁吉亚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领导人不善于处理突发事件，如此多的人参加的这种非法群众集会，肯定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一味迷信用暴力手段解决自然不会有好效果。在处理这一事件中也暴露出苏联体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政府还是党中央应该承担职责不清，雷日科夫抱怨身为部长会议主席，完全被排除在事件之外。第比利斯事件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运用武装力量解决社会群体性事件并造成伤亡遭到一致谴责，对此，领导人之间相互指责和推诿，无人承担责任，矛头指向了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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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38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谈到第比利斯事件时说：“那里的非正式团体从1989年4月4日起在政府大厦前连日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打出的口号是‘格鲁吉亚要独立！’‘打倒俄罗斯帝国！’。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当时许多‘老一辈’干部都有这毛病），还是采用武力为好。4月7日他们建议第比利斯实行紧急状态。在当天的苏共中央的会议上（叶·库·利加乔夫、维·米·切布里科夫以及其他人员参加）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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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40 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利加乔夫应该为这一悲剧负主要责任，利加乔夫则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去格鲁吉亚调节冲突，应该对此负责，戈尔巴乔夫并非不知情，他同意了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认为书记处也没有决定使用武力。他在回忆录中认为，这是亚佐夫擅自决定的，是他赞同外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采取行动。[63]雷日科夫认为党中央采取了不一致的立场，诿过于人，“在那些日子里，政治局始终没有开过全体会议。只是几位政治局成员碰头研究一下局势。苏联部长会议根本没有被吸收参与此事”。[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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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42 政府和军界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损害，军界领导人认为国家领导人不公正地将政治家挑起的危机的责任转嫁到军队身上。在第一届苏联人代会上，代表们指责军队，戈尔巴乔夫没有勇气出来承担责任，博尔金曾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建议：“您可以把全部责任承担下来。您的下属受践踏，这也不是好事。即使人们认为您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仍然会影响您的总书记、武装力量总司令、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形象。可能是下属使您不明真相。无论他们是坏人还是好人，是不中用的指挥员还是精明能干的，他们都是您任命的，不能让他们去遭受别人的感情侮辱。至于是什么人的具体过错，以后再查。这样的话人们就会看到您的勇气、正直和高尚气度，从而信任您。您会使无辜的士兵免受攻击并保卫军队。”[65]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承担责任，军人自然对他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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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44 第比利斯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并没有受到处罚，在苏联人代会专门委员会的报告中也承认：“政府大楼前非法群众集会的组织者（采列捷利、加姆萨胡尔季阿、昌图里亚和非正式组织的一些其他领导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刑事、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些人在集会过程中破坏了各种社会秩序，号召群众不执行政府当局的合理要求，这样，也就没有试图阻止事件的悲惨结局发生。”[66]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联盟方面，都没有对这些人进行惩处，他们后来成为促使格鲁吉亚独立的重要力量。在第比利斯事件后，有一封由60人签名的信送交苏共中央，信中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从去年秋天起该市居民，其中包括我们——军官、超期服役的准尉、工人和职员、外高加索军区军人家属都是煽起具有反社会主义和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亲眼目睹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在苏维埃政权存在70年的这个加盟共和国的境内充满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分子能够任意活动，不受惩罚，公然号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迫害共产党员，把外国军队引入加盟共和国的领土。加盟共和国政府不是采取果断的措施及时制止类似行动，而是去巴结一些青年大学生和一些知识界的小团体。我们认为，还是这种立场导致了悲惨的第比利斯四月事件。”[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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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46 4月12日格鲁吉亚广播和电视发布了戈尔巴乔夫告格鲁吉亚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书，他对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表示痛心，他表示“相信共和国的共产党员和劳动者，能够考虑格鲁吉亚人民的人文传统、表现出理性、健康的思维和高度的责任心，保卫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共同价值，我们的兄弟情感和友谊。同志们，格鲁吉亚恢复平静取决于你们。”[68]戈尔巴乔夫除了相信格鲁吉亚人的理智之外没提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4月14日在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帕斯季阿什维里、奇赫伊泽和切尔科吉亚被解除职务，贡巴里泽当选为格共中央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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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48 第比利斯事件的悲剧性后果在苏联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掀起了反对中央政府使用武力的浪潮。在4月20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谈到了军队的作用，他告知国防部长亚佐夫：从今以后没有政治局的决定，军队不得干预类似事项。[69]1989年5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讨论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局会议上说，“不得动用武力。在对外政策中已经放弃使用武力，那么在对待本国人民时就更不能求助武力了”。[70]这就无异于告诉高加索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今后中央绝对不会使用武力”。[71]第比利斯事件使政府很难再次考虑使用军事力量惩办闹事的共和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可以肆无忌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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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50 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势力继续发展，1989年6月建立了人民阵线，11月17～19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修改宪法，确认共和国在其境内拥有土地、矿藏、河流、森林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力；若苏联的法律、法令不符合格的利益，格则停止这些法律、法令在境内的效力。1990年10月底，在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格共受挫，反对党联盟“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获胜。此后，组成新议会。“圆桌会议”领导人兹·加姆萨胡尔季阿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新议会删去了格宪法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联”等有关条款，取消了国名中的“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字样，规定格鲁吉亚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并升起了1921年以前的黑、白、深红三色旗。1990年12月8日，格共二十八大宣布脱离苏共，其目标是使格鲁吉亚脱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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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52 1991年4月9日，在格鲁吉亚议会非常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独立宣言。宣言强调指出，“格鲁吉亚主权共和国的领土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并决定设立总统职位。同年5月26日，加姆萨胡尔季阿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8月9日，议会通过了《国营企业私有制法》，走上了独立改革的道路。在苏联解体前，格鲁吉亚已经脱离了联盟中央，事实上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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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54 （三）受害民族返回家园的问题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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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56 这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留下的后遗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接受这些受害少数民族的哈萨克斯坦领导人说：“对主要居住在苏联边境地区一些民族的全体人民开始进行残酷的镇压。他们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为带有‘卖国情绪’。爱好和平的人们，大多为老弱妇孺，被紧急地（甚至不让他们收拾个人用品）装进运牲口的车厢遣送到我们的草原。仅在运转期间就有数万被驱逐出境的人由于冻饿或患病死去。当时被强行迁到哈萨克斯坦的有1.85万户远东朝鲜人（保存下来的统计资料中只有户数）、近80万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人、来自苏联西部的10.2万波兰人以及50.7万北高加索居民。克里米亚鞑靼人、土耳其梅斯赫特人、希腊人、卡尔梅克人以及苏联的其他一些民族也遭到放逐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厄运。”[72]赫鲁晓夫时期为受害民族恢复了名誉，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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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474258 1987年民族主义活动接连不断，但还未形成规模，组织程度也不高。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重返克里米亚，其人数有35万人，1987年夏天，数以千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获准回到克里米亚，他们打着“无祖国，毋宁死”的标语走在莫斯科街头，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对面的花园中安营扎寨，戈尔巴乔夫承认他们的权利，但又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50多年过去了，克里米亚已经发生了变化，鞑靼人被斯大林驱逐后留下的空白已经被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所填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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