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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势力继续发展，1989年6月建立了人民阵线，11月17～19日，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修改宪法，确认共和国在其境内拥有土地、矿藏、河流、森林及其他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保留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力；若苏联的法律、法令不符合格的利益，格则停止这些法律、法令在境内的效力。1990年10月底，在格鲁吉亚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格共受挫，反对党联盟“自由格鲁吉亚—圆桌会议”获胜。此后，组成新议会。“圆桌会议”领导人兹·加姆萨胡尔季阿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新议会删去了格宪法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联”等有关条款，取消了国名中的“苏维埃”和“社会主义”字样，规定格鲁吉亚共和国法律高于苏联法律，并升起了1921年以前的黑、白、深红三色旗。1990年12月8日，格共二十八大宣布脱离苏共，其目标是使格鲁吉亚脱离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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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4月9日，在格鲁吉亚议会非常会议上通过了国家独立宣言。宣言强调指出，“格鲁吉亚主权共和国的领土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并决定设立总统职位。同年5月26日，加姆萨胡尔季阿当选为格鲁吉亚总统。8月9日，议会通过了《国营企业私有制法》，走上了独立改革的道路。在苏联解体前，格鲁吉亚已经脱离了联盟中央，事实上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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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害民族返回家园的问题难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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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留下的后遗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接受这些受害少数民族的哈萨克斯坦领导人说：“对主要居住在苏联边境地区一些民族的全体人民开始进行残酷的镇压。他们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控为带有‘卖国情绪’。爱好和平的人们，大多为老弱妇孺，被紧急地（甚至不让他们收拾个人用品）装进运牲口的车厢遣送到我们的草原。仅在运转期间就有数万被驱逐出境的人由于冻饿或患病死去。当时被强行迁到哈萨克斯坦的有1.85万户远东朝鲜人（保存下来的统计资料中只有户数）、近80万伏尔加河沿岸的日耳曼人、来自苏联西部的10.2万波兰人以及50.7万北高加索居民。克里米亚鞑靼人、土耳其梅斯赫特人、希腊人、卡尔梅克人以及苏联的其他一些民族也遭到放逐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厄运。”[72]赫鲁晓夫时期为受害民族恢复了名誉，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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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民族主义活动接连不断，但还未形成规模，组织程度也不高。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重返克里米亚，其人数有35万人，1987年夏天，数以千计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要求获准回到克里米亚，他们打着“无祖国，毋宁死”的标语走在莫斯科街头，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对面的花园中安营扎寨，戈尔巴乔夫承认他们的权利，但又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50多年过去了，克里米亚已经发生了变化，鞑靼人被斯大林驱逐后留下的空白已经被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所填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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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冻结’的民族冲突和受迫害民族的痛苦遭遇就这样闯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安排改革的日程，打乱了戈尔巴乔夫想为改革规定的进度表”。[73]1987年7月9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鞑靼人重返克里米亚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恢复克里米亚自治体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应该从实际出发，他表示“应当在乌兹别克斯坦为鞑靼人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条件，给他们以关怀。那些已经抵达克里米亚的，就让住在那里好了。而且也要给予帮助。但要做鞑靼人的工作，要他们不再往克里米亚迁移。要号召人们从实际出发”。[74]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其成员有葛罗米柯、谢尔比茨基、沃罗特尼科夫、乌斯曼霍贾耶夫、杰米契夫、切里科夫、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委员会与乌克兰领导人决定让一部分鞑靼人返回克里米亚，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89年全部鞑靼人才获得了返回克里米亚的权利，但不恢复克里米亚鞑靼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如果居住在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其他共和国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被准许回到克里米亚，中央要求乌克兰领导人解决这一问题，但他们提出要求移民迁出的共和国付给乌克兰一笔补偿费，足够移民修建住房和发给交通费用，但是哈萨克斯坦坚决反对。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哈萨克斯坦给这些人提供了安身之地，提供住房和工作，又没有提出将他们强制迁出的问题，有什么理由应该支付补偿费呢？恰恰是中央应当筹措经费来安置回乡的人”。[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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鞑靼人问题没解决，德意志人的问题又出现了。1988年2月28日政治局会议上，雅科夫列夫谈到了德意志族人的问题。德意志族人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开始在这里定居下来的，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享有免服兵役的权利，后来，在亚历山大二世时代这一特权被取消了。定居下来的德意志族人总共有40多万。卫国战争前夕，斯大林将居住在苏联西部地区的德意志人、波兰人等集体强迫迁往东部地区。40多万德意志人被强迫迁到库伦达大草原上，它在苏联西西伯利亚的南部，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在100～250米。境内有苦咸水湖库伦达湖，蕴藏芒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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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日耳曼人要求恢复伏尔加河区日耳曼共和国，曾存在于萨拉托夫州境内。纳扎尔巴耶夫回忆说：“为放逐到哈萨克斯坦的伏尔加河区日耳曼人恢复政治名誉和公正的问题，我不得不进行无数次的谈判。事情的复杂性在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开始了恢复伏尔加河区日耳曼人共和国的斗争，战前该共和国一直存在于俄罗斯现萨拉托夫州境内。另一部分人怀疑这一想法的现实性，便要求我们协助他们尽快移居德国。还有第三部分人，他们对生活的看法更现实一些。他们要求国家帮助他们复兴传统、语言、文化，同历史上的祖国建立更密切的文教和业务联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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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费尔干纳悲剧性事件，使居住在这里的麦斯赫特土耳其人深受其害。1944年11月斯大林把居住在格鲁吉亚麦斯赫特区的全部220个居民点的10多万人迁走，到1989年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麦斯赫特土耳其人有6万，其中有1.2万人生活在费尔干纳河谷地带。1989年5月23日，一场由市场上一盘浆果而发生的斗殴，引发了种族仇杀，乌兹别克的小青年们煽动说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占据了主要职位，排挤了乌兹别克人，杀害他们的孩子，强暴他们的妇女，到6月3～4日集中了3000多名暴徒，打砸抢烧，后来在内务部队的干预下事态才平息下来，6月14日雷日科夫对此事的总结中说：“烧毁的房屋有数千座，到当天为止，共发现尸体106具……以前多人受到人身伤害，其中约150人为军人。失踪者为数百人（其中有的在发现时已被悄悄掩埋）……到1989年7月1日止，迁出费尔干纳州的人数达到2.1万人，其中1.6万人是麦斯赫特土耳其人。”[77]在这次事件中有12人因犯谋杀罪被惩处。费尔干纳事件破坏了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与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关系，麦斯赫特土耳其人要求返回格鲁吉亚，但格鲁吉亚很难安置他们，因为他们的地方早被格鲁吉亚人占据了，苏联政府不得不把1.5万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分送到俄罗斯的三个州进行临时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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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费尔干纳事件的背景也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兴起，在乌兹别克斯坦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的组织，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人的乌兹别克斯坦”，1988年12月在塔什干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有人打出了“让俄国佬滚回俄罗斯去，让鞑靼人滚回克里米亚！”的标语牌，类似的事件在安集延也有，还出现了极端宗教组织，要求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有人公开制造武器。[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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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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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1917～1991） 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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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以后，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普遍发展起来了，出现了许多以争本民族主权为宗旨的民族主义运动或组织，其产生的基础是广大群众对生活中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中央及地方行政领导的官僚行为、对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不满，最初提出的口号也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是，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弱和崩溃，民族分离主义迅速发展，波罗的海三国就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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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三国的国际法地位特点与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是不同的，它们是在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于1940年被苏联吞并的，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始终不予承认。波罗的海三国人对苏共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不满，特别是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觉得在变成少数民族，如拉脱维亚，本民族人口占共和国人口的比例从1936年的75.5%下降到1970年的56.8%；爱沙尼亚，本民族人口占共和国人口的比例则相应从87.7%下降到68.2%。[79]1989年，在爱沙尼亚境内，爱沙尼亚人的比例减少到了61.5%，拉脱维亚人在拉脱维亚境内只占52%，只有立陶宛较好地保持了本民族的优势，占79.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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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正值《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周年纪念时，波罗的海三国要求公布这个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为大批被驱逐出境的受害者恢复名誉，1987年11月18日这个1918年拉脱维亚独立的日子被确立为民族节日，数以千计的群众不顾当局的警告上街游行，向里加的自由纪念碑献花，1988年2月16日，立陶宛独立70周年纪念日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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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这种民族情绪的运动和组织也开始发展起来，1988年6月，立陶宛的激进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季斯”开始发展起来，开始提出一些政治要求，1988年夏他们多次举行群众大会，要求更多的社会民主、独立自主、社会公平，要求知道历史真相。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周年纪念日，他们在维尔纽斯举行万人大会，说明这一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开始公开支持并参与“萨尤季斯”的活动，反对这一运动者企图阻止他们举行的未经批准的群众大会，但遭到攻击，共和国的政权因此出现危机，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松盖拉被撤职，由支持“萨尤季斯”的布拉藻斯卡斯接替。1988年10月22～23日“萨尤季斯”召开成立大会，苏联许多加盟共和国和城市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在其决议中提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权应该包括：支配经济的一切部门、经济、政治，预算编制以及财政、信贷、贸易、税收和海关的政策”。[81]戈尔巴乔夫把这一组织看成是支持改革的力量，对其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估计不足。不久，立陶宛出现了与之相对立的国际主义者的“统一运动”，要求民族平等，使用俄语和立陶宛语两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但得不到立陶宛共产党的支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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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出现了许多非官方的组织和人民阵线。波罗的海三国的最高苏维埃宣布本民族语言为官方语言，当时还没有提出退出苏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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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3月举行的人代会选举中，“萨尤季斯”获得了立陶宛所得到的41个名额中的34个。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他们还坚决要求调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情况，并对该条约的后果进行评估。1989年中期“萨尤季斯”事实上获得了共和国的政权后，逐渐变成了主张国家脱离苏联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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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萨尤季斯”组织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活动，三国居民组成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三国有1/5的居民走上街头，“几乎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不接受斯大林于1939年强加的这个强制性的联盟，渴望独立。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已从戈尔巴乔夫保证国家统一的同盟者变成了敌人。改革首倡者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要么是可保证群众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的深入，要么是保住联盟”。[83]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民主。戈尔巴乔夫开始否认存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但又在苏联第一届人代会上设立了以雅科夫列夫为主席的调查委员会。1989年12月雅科夫列夫作为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主席在第二届苏联人代会上做了“关于对1939年缔结苏德互不侵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时的情况和法律后果的总结报告”，这是苏联第一次承认苏德条约还有瓜分东欧和波罗的海三国的秘密附加协定，人代会就此做出决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谴责1939年8月23日签订《秘密补充议定书》的事实以及与德国签订的其他秘密协议。大会认定秘密协议自签订之时起在法律上无效，不具有约束力。这些议定书并不能为苏联同第三国的相互关系构建新的法律基础，但却被斯大林和他周围的人用来向其他国家提出最后通牒或施加压力，以破坏对它们的法律义务。”[84]这样一个决议，证明了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的占领不合法，无异于鼓励波罗的海三国从苏联分离出去。1989年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二十大宣布该党脱离苏共而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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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1月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苏共而召开非常中央全会，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偕夫人到立陶宛，同各方人士进行接触，劝说他们留在联盟内，“分离会损害各族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重新划分权限、非集中化都是对的。但是要保留合作和相互配合。批评联邦制没有意义，这一制度在我国从来没有过，我们至今一直生活在单一制的国家中。让我们先在现在的联邦制中生活吧，以后再确定去向。我们可借鉴世界联邦制国家的正面经验”。[85]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使命。“无论结局如何，失败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1990年1月，亚佐夫以军人的方式一语道破其中的实质：‘要是有一个共和国分离出去，戈尔巴乔夫就会完蛋，可他要是使用武力加以制止呢，那同样也会完蛋’”。[86]戈尔巴乔夫的劝说没起作用，他离开立陶宛时明白，立陶宛人决心独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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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在立陶宛举行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维尔纽斯国立音乐学院兰茨贝基斯教授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萨尤季斯”获胜，兰茨贝基斯被选为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在他的提议下，立陶宛议会于1990年3月11日通过了《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地位的宣言》，据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宪法在共和国内失效，立陶宛还把在立陶宛的所有企业收归共和国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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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陶宛议会通过立陶宛独立决议前，苏共已经意识到重新当选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将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立陶宛国家的决议，为此，吉连科、梅德韦杰夫、马斯柳科夫、拉祖莫夫斯基[87]于1990年3月5日就采取紧急措施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给苏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采取相应的措施，3月6日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的决定，提出的措施主要有：①在《消息报》上发表有关立陶宛分立主义势力的打算和决定脱离苏联可能产生的经济及别的后果的材料。②通过苏联最高苏维埃就立陶宛打算脱离苏联问题发表的声明。③（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届最高苏维埃第一次会议日程被确定的当天）通过并公布在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苏联公民及联盟所属的组织）的利益的声明，即由于即将通过成立独立自主的立陶宛国家的决议，苏联政府打算在立陶宛内实施的措施。④审议关于保护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财产措施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⑤审议关于在苏联人民代表第三次紧急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在“各加盟共和国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程序的苏联法律”通过前，暂停执行苏联宪法第72条的建议问题。⑥组织一系列大众新闻媒体的活动（举办中央电视台的“圆桌会议”并在报刊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按专门的计划），总题目是：匆忙通过这个共和国退出苏联的分立主义的决议将给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居民在经济上和其他方面带来的消极后果。⑦补充审议在通过立陶宛退出苏联的决议的条件下，围绕苏联共产党立陶宛临时中央委员会（拥护苏共纲领派）可能复杂化的政治局势问题。[88]这些措施基本上是政治与法律层面的，对于根本不把苏联法律放在眼里的立陶宛分离主义者难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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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3月15日，苏联第三届人代会否决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决议，决定委托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部长会议保障立陶宛境内每一个居民的合法权利，3月21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关于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保障苏联公民权利和维护苏联主权的命令，但立陶宛根本不予理睬，仍然自行其是。在3月22日讨论形势时，瓦连尼科夫将军建议对立陶宛实行紧急状态、总统治理、派遣军队等措施，戈尔巴乔夫不予考虑，他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1990年4月3日匆忙通过了退出苏联法，实质上是一个限制加盟共和国退出的法律。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迫使立陶宛屈服，1990年4月15日，对立陶宛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提高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对许多重要商品禁运。结果却适得其反，损害了中央的形象，加剧了立陶宛反抗联盟的情绪，他们召回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中的立陶宛籍人民代表，并宣布建立自己的军队。立陶宛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大部分归顺到独立力量一边，小部分转入地下。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苏联的宪法和维护统一。“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促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领袖越走越远”。[89]4月末立陶宛方面表示要与中央对话，“立陶宛不反对将独立宣言解释为一个视共和国地位为‘革新后苏联的参与成员’的文件。这一方案的具体实现应当与联盟商定，分阶段进行。这是寻求实际解决问题的基础”。[90]在立陶宛代表团与中央代表团的谈判中，双方的立场都很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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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陶宛独立的同时，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也于1990年3月30日通过向独立过渡的决定，5月8日改国名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也于1990年5月4日通过独立宣言，宣布改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恢复1922年共和国宪法。尽管戈尔巴乔夫一再宣布他们的独立是非法的，但无法阻止他们走上独立之路。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效应在苏联起了示范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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