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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再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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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1999年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初版，收集了笔者13篇俄国—苏联史研究论文，早期的6篇在学术刊物上初次发表时苏联还存在，其中最晚的一篇初次发表在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时，距今也已16年。如今初版书已经很难找到。此外，这些文章初次多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专业性极强的苏联史研究刊物上。这些发行量小，且当时并未实行统一刊号的刊物往往被视为“内部发行”刊物。这也是它们的言论尺度较大、现在一般期刊索引上查不到的原因之一。照现在的规定，它们有“非法出版物”之嫌。鉴于上述两个原因，不断有朋友们建议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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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头看，当年的这些论述还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随着“剧变”以后档案的大量公布，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料早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人们的认识也深化了。当年我为澄清苏联所谓的“富农”问题做了大量的考证，并且为批判斯大林而正面引述了不少列宁的话。但现在看来，当时所谓的消灭“富农”其实就是要剥夺农民，而且始作俑者无疑就是列宁。早在1902年，列宁就曾明确地主张，在俄国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对付农民（他甚至没提“富农”）。他批判那种把工农都列为“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提法，认为它对“小生产者的半反动性只字未提，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要想有权谈无产阶级运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甚至阶级专政，必须首先把这一个阶级划出来”。他还引证《共产党宣言》说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而他们又占了俄国人口大多数。如果他们支持我们，“那就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了，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如此压倒的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要了”。但正因为这不可能，所以在俄国只能搞“专政”，不能搞民主，因为“多数决定”的民主制对少数的工人阶级是不利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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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从来没有这种主张的。尽管马克思也提到过“无产阶级专政”，但从来只是在当时欧洲各主要国家尚未实现普选权，要么还是专制制度，要么实行有“财产资格”的选举权，无产阶级还没有民主权利的情况下，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以暴抗暴，通过“内战”求解放，而设想的一种战时状态。“专政（dictatorship）”一词的原意就是共和国在战时紧急状态下临时中止共和，实行有时限的军事独裁。马克思也的确（如列宁引述的）对农民有反感。但他由此得出的主张只是，在农民社会里没有搞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只有资本主义发达、无产阶级占多数以后，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他从来没有想过用“无产阶级专政”对付农民，以少数强制多数就范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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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列宁就是这样想的。无怪乎革命后，列宁即明确指出要建立少数强制多数就范的体制：“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2]直到1920年，列宁还在一次接见西班牙工人代表团的内部谈话中宣称：“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因为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因为俄国本来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只是（俄国人中的）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些少数人的利益。”“农民从心理上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小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首领邓尼金、高尔察克、弗兰格尔就在他们当中找到了拥护者。……我们对农民说：或者你们服从我们，或者我们将认为，你们是在宣布要跟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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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列宁在公开场合讲过不少好听的话，但无疑上述没有发表的言论才是他的真实想法。因此斯大林时代出现那样的场面就毫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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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还收入了几篇讨论“转型危机”的文章，但主要讲的是沙俄时代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后来读者反响最强烈的“后苏联时代”转型研究，那时还不是我主要关注的对象。只有一篇讲述俄苏历史上频繁改地名现象的文章，写于苏联解体前夕。此后20多年间由“剧变”引起的又一波改名潮过去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东欧国家的地名渐趋稳定，尤其是民主政治走上了正轨的一些国家已经不在乎“城头变幻大王旗”。像前东德与西德统一后，除“卡尔马克思城”恢复原名开姆尼茨外，其余许多城市中无数“马克思大街”、“倍倍尔大街”、“蔡特金广场”之类的共产党时期地名都原封不动。唯有几乎没有出现民主化的中亚国家土库曼（现在叫土库曼斯坦）改名越来越频繁，不但大量俄语地名改成突厥语地名，而且“以人名城”也变幻莫测。一开始许多运河、城镇、街道、院校、机场都以终身总统尼亚佐夫命名，后来尼亚佐夫学了“避讳”这一手，不让人直呼其姓名，而自称土库曼巴什（“土库曼的主人”）。于是这些地方又纷纷改名土库曼巴什，甚至改用总统之父、之母的名字来命名。这造成该国如同斯大林时代那样“没有一本耐用的地图”，也算是那里的一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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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绝大多数转轨国家都不再玩这一套。有趣的是，我们的一些媒体却往往自作聪明。如前几年，普京政府把卫国战争时期命名的英雄城市纪念碑中的“斯大林格勒”恢复原貌。赫鲁晓夫时代曾一度因“非斯大林化”而把碑上的斯大林格勒改成该城现名“伏尔加格勒”。这其实是很无聊的，这种政治挂帅篡改历史的做法恰恰是斯大林遗风未除的表现。二战时，该城被列入英雄城名录，名为斯大林格勒，正如一战时它叫察里津一样，是历史的事实。历史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不能因批判斯大林就改叫伏尔加格勒战役。如今巴黎、伦敦都还有纪念这次战役的斯大林格勒广场，这当然也不是在纪念斯大林。叶利钦时代列宁格勒改回旧名圣彼得堡，但二战英雄城碑刻上的城名并没有改，这才是“剧变”的体现。普京无论被认为有多少“民主倒退”的嫌疑，这个做法倒是继承自叶利钦的。因为伏尔加格勒现在仍然叫伏尔加格勒，这和历史上的城名完全是两回事，正如“平津战役纪念碑”或“北平和平解放纪念碑”的竖立并不表明北京已经改回北平旧称一样。可是我们媒体的有些人就大惊小怪地说，伏尔加格勒又改回斯大林格勒了，表明俄罗斯现在要重举斯大林旗帜了。这都是哪跟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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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说明的是，我和秦晖多年来一直是合作者，但并非所有著述都两人联署，尤其在过去同一期杂志刊出我们两篇文章的情况下，编者一般都要求我们分别署名。但结集成书时，我们的出版界却不习惯搞“合集”。这就难免出现如下情况：有时在刊物上初发时署一人之名，结集成书时考虑到内容归类又放到另一人的集子中。秦晖于同年初版的《问题与主义》一书的序中就提到其中收有我署名首发的文章。本书同样也收有秦晖署名首发的文章。本来这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什么问题，但近来版权之说逐渐严格，为免后人不知内情者大惊小怪，我应该说明一下。夫妻之间本无需言谢，我们过去在序、跋中互相致谢也常被朋友取笑为“好玩的双簧”。不过对亲人致谢在著作界素有传统，也属于人之常情，我还是要对他说谢谢。当然更要感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东方出版社）和编辑李烨女士，是他们促成了本书的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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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2013年11月于北京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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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6卷，215-216，230-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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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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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俄文发表于//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64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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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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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13篇文章，并未按常例以所述史事的时间顺序排列。但我认为读者对此不难理解：这不仅是我研究苏俄历史的思路进程，也是通常人们面对一个认识对象的思维路径：人们先是急于知道“它是什么”，继而在感触之余，便要追问“它从何而来”，“向何处去”，而在对其来龙与去脉有所了解之后，就不仅会对“它是什么”的理解更进了一步，而且在这一“我思故我在”的心路中也就更能理解“我是什么”，更能把握我们自己的存在及意义了。这也正是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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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成为“文革”后首届苏联史专业研究生起，我治苏联东欧史已历时20年。“新经济政策与俄国农民”是我进入的第一个领域。这不仅因为当时我国农村改革刚启动，农民问题已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首先突破的方向，而且也因为农业是苏联体制弊病最突出的领域。在“集体化—消灭富农”、政治清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误”，这从60年代以来人们就耳熟能详的斯大林时代“三大阴影”中，前者无疑是最能反映该体制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性质、最能超越“事件性”、最深地触及社会底层和民族文化深层，而又具有长时段特征的现象。在当时（1983年前后）为集体化前这些成功的家庭农场与农户（所谓“富农”）作整体性辩护，从性质上否定“消灭富农”运动（而不是仅仅指出其“过火”或“扩大化”），这不仅在我国而且在那时苏联东欧国家的史学界都是第一次。为此不能不作大量的考证工作，这不仅涉及农村经济本身，而且涉及苏联社会分层理论及其统计学基础的来龙去脉，涉及苏联的粮食体制、原始积累机制及相关的工业化论争等。因此这组文章篇幅都较长。由于涉及当时的敏感领域与前沿话题，论证不充分，不敢迈出这一步（当然编辑也不会选用）；而论证充分了，篇幅过长又造成刊载的困难。虽有师友同仁的支持而多得以及时问世，但一些文章还是不得不压缩内容，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一文当时则未能发表。但是，也正因为做了充分的工作，在有关苏联模式真相的大量资料与研究滚滚而来的今天，这些当年的作品也并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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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传统上是个农民之国（但未必如以前所云是“小农”之国）。正如谢·尤·维特所说：“俄国社会的整个中坚，俄罗斯大地的全部未来，俄国现在与未来的全部历史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是同农民的利益、生活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在“富农”问题上反映的俄国农民的命运，也可以看成是苏联历史的一个缩影。到了80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了新的改革气候，批判旧体制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但那时我已感到时代要求我们最关键的已不是单纯的“批判”，而是探讨这样的体制因何而生，从何而来，它又将向何处去。这使我把目光向“苏联模式”的前、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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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全盘集体化”时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集体化前的新经济政策理想化，正如批判斯大林时，人们往往把布哈林塑造成新的先知、反思俄国革命的“新保守主义者”，往往把革命前的沙俄看成黄金时代一样。在我们这里不也有为了否定“文革”而盛称“50年代黄金时代”的现象吗？然而历史总是连续的。苏联模式也有其传统之根。渲染集体化前的“富农—资产阶级”危险，固然是“左”的表现，但这不意味着那时没有比“资产阶级”更负面的东西。我从1986年开始研究俄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村公社，并在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发表了《农村公社与十月革命》，由此开始了对苏俄史逻辑体系的重新思考。与社会上的村社传统相应的是思想史上的民粹主义传统，自1986年起我受欧美“恰亚诺夫热”的启发，从当时在苏联尚未平反且几被“遗忘”了的恰亚诺夫等“新民粹派”入手，重新认识民粹主义。而苏联本国学界对恰亚诺夫等人的重新认识，则是在1988年恰氏等平反后才热起来的。当时国际上对苏俄思想的研究，“体制内”注重布哈林等非斯大林派思想家，“体制外”则注重东正教背景的“俄罗斯思想”。但我觉得，世俗的俄罗斯思想，尤其是村社土壤上生长的民粹主义对俄（苏）历史的发展影响更大。在这方面因文章较多，我已另辑为《人民之子与人民之父：从民粹派到布哈林的传统》一书，本书收集的仍以社会史传统（村社传统）为主线。实际上，社会史传统与思想史传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把二者结合起来仍是我今后的治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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