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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还收入了几篇讨论“转型危机”的文章，但主要讲的是沙俄时代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后来读者反响最强烈的“后苏联时代”转型研究，那时还不是我主要关注的对象。只有一篇讲述俄苏历史上频繁改地名现象的文章，写于苏联解体前夕。此后20多年间由“剧变”引起的又一波改名潮过去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东欧国家的地名渐趋稳定，尤其是民主政治走上了正轨的一些国家已经不在乎“城头变幻大王旗”。像前东德与西德统一后，除“卡尔马克思城”恢复原名开姆尼茨外，其余许多城市中无数“马克思大街”、“倍倍尔大街”、“蔡特金广场”之类的共产党时期地名都原封不动。唯有几乎没有出现民主化的中亚国家土库曼（现在叫土库曼斯坦）改名越来越频繁，不但大量俄语地名改成突厥语地名，而且“以人名城”也变幻莫测。一开始许多运河、城镇、街道、院校、机场都以终身总统尼亚佐夫命名，后来尼亚佐夫学了“避讳”这一手，不让人直呼其姓名，而自称土库曼巴什（“土库曼的主人”）。于是这些地方又纷纷改名土库曼巴什，甚至改用总统之父、之母的名字来命名。这造成该国如同斯大林时代那样“没有一本耐用的地图”，也算是那里的一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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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绝大多数转轨国家都不再玩这一套。有趣的是，我们的一些媒体却往往自作聪明。如前几年，普京政府把卫国战争时期命名的英雄城市纪念碑中的“斯大林格勒”恢复原貌。赫鲁晓夫时代曾一度因“非斯大林化”而把碑上的斯大林格勒改成该城现名“伏尔加格勒”。这其实是很无聊的，这种政治挂帅篡改历史的做法恰恰是斯大林遗风未除的表现。二战时，该城被列入英雄城名录，名为斯大林格勒，正如一战时它叫察里津一样，是历史的事实。历史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不能因批判斯大林就改叫伏尔加格勒战役。如今巴黎、伦敦都还有纪念这次战役的斯大林格勒广场，这当然也不是在纪念斯大林。叶利钦时代列宁格勒改回旧名圣彼得堡，但二战英雄城碑刻上的城名并没有改，这才是“剧变”的体现。普京无论被认为有多少“民主倒退”的嫌疑，这个做法倒是继承自叶利钦的。因为伏尔加格勒现在仍然叫伏尔加格勒，这和历史上的城名完全是两回事，正如“平津战役纪念碑”或“北平和平解放纪念碑”的竖立并不表明北京已经改回北平旧称一样。可是我们媒体的有些人就大惊小怪地说，伏尔加格勒又改回斯大林格勒了，表明俄罗斯现在要重举斯大林旗帜了。这都是哪跟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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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说明的是，我和秦晖多年来一直是合作者，但并非所有著述都两人联署，尤其在过去同一期杂志刊出我们两篇文章的情况下，编者一般都要求我们分别署名。但结集成书时，我们的出版界却不习惯搞“合集”。这就难免出现如下情况：有时在刊物上初发时署一人之名，结集成书时考虑到内容归类又放到另一人的集子中。秦晖于同年初版的《问题与主义》一书的序中就提到其中收有我署名首发的文章。本书同样也收有秦晖署名首发的文章。本来这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什么问题，但近来版权之说逐渐严格，为免后人不知内情者大惊小怪，我应该说明一下。夫妻之间本无需言谢，我们过去在序、跋中互相致谢也常被朋友取笑为“好玩的双簧”。不过对亲人致谢在著作界素有传统，也属于人之常情，我还是要对他说谢谢。当然更要感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东方出版社）和编辑李烨女士，是他们促成了本书的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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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2013年11月于北京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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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6卷，215-216，230-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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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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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俄文发表于//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64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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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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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13篇文章，并未按常例以所述史事的时间顺序排列。但我认为读者对此不难理解：这不仅是我研究苏俄历史的思路进程，也是通常人们面对一个认识对象的思维路径：人们先是急于知道“它是什么”，继而在感触之余，便要追问“它从何而来”，“向何处去”，而在对其来龙与去脉有所了解之后，就不仅会对“它是什么”的理解更进了一步，而且在这一“我思故我在”的心路中也就更能理解“我是什么”，更能把握我们自己的存在及意义了。这也正是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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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成为“文革”后首届苏联史专业研究生起，我治苏联东欧史已历时20年。“新经济政策与俄国农民”是我进入的第一个领域。这不仅因为当时我国农村改革刚启动，农民问题已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首先突破的方向，而且也因为农业是苏联体制弊病最突出的领域。在“集体化—消灭富农”、政治清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误”，这从60年代以来人们就耳熟能详的斯大林时代“三大阴影”中，前者无疑是最能反映该体制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性质、最能超越“事件性”、最深地触及社会底层和民族文化深层，而又具有长时段特征的现象。在当时（1983年前后）为集体化前这些成功的家庭农场与农户（所谓“富农”）作整体性辩护，从性质上否定“消灭富农”运动（而不是仅仅指出其“过火”或“扩大化”），这不仅在我国而且在那时苏联东欧国家的史学界都是第一次。为此不能不作大量的考证工作，这不仅涉及农村经济本身，而且涉及苏联社会分层理论及其统计学基础的来龙去脉，涉及苏联的粮食体制、原始积累机制及相关的工业化论争等。因此这组文章篇幅都较长。由于涉及当时的敏感领域与前沿话题，论证不充分，不敢迈出这一步（当然编辑也不会选用）；而论证充分了，篇幅过长又造成刊载的困难。虽有师友同仁的支持而多得以及时问世，但一些文章还是不得不压缩内容，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一文当时则未能发表。但是，也正因为做了充分的工作，在有关苏联模式真相的大量资料与研究滚滚而来的今天，这些当年的作品也并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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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传统上是个农民之国（但未必如以前所云是“小农”之国）。正如谢·尤·维特所说：“俄国社会的整个中坚，俄罗斯大地的全部未来，俄国现在与未来的全部历史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是同农民的利益、生活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在“富农”问题上反映的俄国农民的命运，也可以看成是苏联历史的一个缩影。到了80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了新的改革气候，批判旧体制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但那时我已感到时代要求我们最关键的已不是单纯的“批判”，而是探讨这样的体制因何而生，从何而来，它又将向何处去。这使我把目光向“苏联模式”的前、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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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全盘集体化”时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集体化前的新经济政策理想化，正如批判斯大林时，人们往往把布哈林塑造成新的先知、反思俄国革命的“新保守主义者”，往往把革命前的沙俄看成黄金时代一样。在我们这里不也有为了否定“文革”而盛称“50年代黄金时代”的现象吗？然而历史总是连续的。苏联模式也有其传统之根。渲染集体化前的“富农—资产阶级”危险，固然是“左”的表现，但这不意味着那时没有比“资产阶级”更负面的东西。我从1986年开始研究俄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村公社，并在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发表了《农村公社与十月革命》，由此开始了对苏俄史逻辑体系的重新思考。与社会上的村社传统相应的是思想史上的民粹主义传统，自1986年起我受欧美“恰亚诺夫热”的启发，从当时在苏联尚未平反且几被“遗忘”了的恰亚诺夫等“新民粹派”入手，重新认识民粹主义。而苏联本国学界对恰亚诺夫等人的重新认识，则是在1988年恰氏等平反后才热起来的。当时国际上对苏俄思想的研究，“体制内”注重布哈林等非斯大林派思想家，“体制外”则注重东正教背景的“俄罗斯思想”。但我觉得，世俗的俄罗斯思想，尤其是村社土壤上生长的民粹主义对俄（苏）历史的发展影响更大。在这方面因文章较多，我已另辑为《人民之子与人民之父：从民粹派到布哈林的传统》一书，本书收集的仍以社会史传统（村社传统）为主线。实际上，社会史传统与思想史传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把二者结合起来仍是我今后的治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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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后，国外有苏、东剧变，国内在特定的气氛下出现了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争。我的研究也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以前研究俄国传统及苏联体制“从何而来”的基础上加深了对1917年以前俄国社会转型期危机的探讨，尤其对斯托雷平改革与1917年革命之间俄国的政治—社会演进及大众（主要是农民）与精英（主要是政府与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予以关注。毋庸讳言，这里有“有感而发”的冲动，但并非轻率的即兴之作，本书将“立此存照”；如果历史证明我的忧患是多余的，那将是最令人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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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时期我的另一研究方向当然是苏式体制“向何处去”的问题，即剧变后苏东国家的转轨进程。与此有关的许多心得已辑录我的《新饿乡纪程》一书中，本书只收集了与苏联政治进程有关的一篇。但转轨进程既远未结束，我们的研究也来日方长，相信以后会有新的心得与读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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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信奉“有感而发，有据而论”的研究宗旨。有感而发，即文载道义，不作无病之吟；有据而论，即据实而书，不搞影射史学。我觉得对于高谈义理的空疏之学与专事章句的饾饤之学都十分“繁荣”的当下而言，以上述宗旨自警是很必要的。能做到多少，就要听凭公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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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学界前辈袁伟时教授，我们至今未见过面，但他一直关心我的工作。没有他的热心鼓励与一再督促，就不会有如今这个集子。感谢出版社的各位领导与编辑为本书付出的心血。对于书中的浅薄粗陋之处，我除惶恐抱愧之外，也希望得到各方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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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1998年4月于京西万寿寺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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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富农问题”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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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集体化就是要把农民编制起来提供“原始积累”。显然，它与农村中是否发生了贫富差异并没有什么关系。更与农村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毫不相干。哪怕当时的小农是“一拔齐”地全无差别，只要国家需要“原始积累”，他们就必须被编制成集体农庄，而为了压制他们的反抗，并为集体农庄本身提供积累，“消灭富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富农”作为一种经济类型已经“自行消灭”以后还会有如此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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