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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还收入了几篇讨论“转型危机”的文章,但主要讲的是沙俄时代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后来读者反响最强烈的“后苏联时代”转型研究,那时还不是我主要关注的对象。只有一篇讲述俄苏历史上频繁改地名现象的文章,写于苏联解体前夕。此后20多年间由“剧变”引起的又一波改名潮过去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东欧国家的地名渐趋稳定,尤其是民主政治走上了正轨的一些国家已经不在乎“城头变幻大王旗”。像前东德与西德统一后,除“卡尔马克思城”恢复原名开姆尼茨外,其余许多城市中无数“马克思大街”、“倍倍尔大街”、“蔡特金广场”之类的共产党时期地名都原封不动。唯有几乎没有出现民主化的中亚国家土库曼(现在叫土库曼斯坦)改名越来越频繁,不但大量俄语地名改成突厥语地名,而且“以人名城”也变幻莫测。一开始许多运河、城镇、街道、院校、机场都以终身总统尼亚佐夫命名,后来尼亚佐夫学了“避讳”这一手,不让人直呼其姓名,而自称土库曼巴什(“土库曼的主人”)。于是这些地方又纷纷改名土库曼巴什,甚至改用总统之父、之母的名字来命名。这造成该国如同斯大林时代那样“没有一本耐用的地图”,也算是那里的一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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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绝大多数转轨国家都不再玩这一套。有趣的是,我们的一些媒体却往往自作聪明。如前几年,普京政府把卫国战争时期命名的英雄城市纪念碑中的“斯大林格勒”恢复原貌。赫鲁晓夫时代曾一度因“非斯大林化”而把碑上的斯大林格勒改成该城现名“伏尔加格勒”。这其实是很无聊的,这种政治挂帅篡改历史的做法恰恰是斯大林遗风未除的表现。二战时,该城被列入英雄城名录,名为斯大林格勒,正如一战时它叫察里津一样,是历史的事实。历史上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不能因批判斯大林就改叫伏尔加格勒战役。如今巴黎、伦敦都还有纪念这次战役的斯大林格勒广场,这当然也不是在纪念斯大林。叶利钦时代列宁格勒改回旧名圣彼得堡,但二战英雄城碑刻上的城名并没有改,这才是“剧变”的体现。普京无论被认为有多少“民主倒退”的嫌疑,这个做法倒是继承自叶利钦的。因为伏尔加格勒现在仍然叫伏尔加格勒,这和历史上的城名完全是两回事,正如“平津战役纪念碑”或“北平和平解放纪念碑”的竖立并不表明北京已经改回北平旧称一样。可是我们媒体的有些人就大惊小怪地说,伏尔加格勒又改回斯大林格勒了,表明俄罗斯现在要重举斯大林旗帜了。这都是哪跟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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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说明的是,我和秦晖多年来一直是合作者,但并非所有著述都两人联署,尤其在过去同一期杂志刊出我们两篇文章的情况下,编者一般都要求我们分别署名。但结集成书时,我们的出版界却不习惯搞“合集”。这就难免出现如下情况:有时在刊物上初发时署一人之名,结集成书时考虑到内容归类又放到另一人的集子中。秦晖于同年初版的《问题与主义》一书的序中就提到其中收有我署名首发的文章。本书同样也收有秦晖署名首发的文章。本来这对于我们而言并不是什么问题,但近来版权之说逐渐严格,为免后人不知内情者大惊小怪,我应该说明一下。夫妻之间本无需言谢,我们过去在序、跋中互相致谢也常被朋友取笑为“好玩的双簧”。不过对亲人致谢在著作界素有传统,也属于人之常情,我还是要对他说谢谢。当然更要感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东方出版社)和编辑李烨女士,是他们促成了本书的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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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2013年11月于北京蓝旗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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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6卷,215-216,230-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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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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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宁:《同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俄文发表于//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64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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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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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收13篇文章,并未按常例以所述史事的时间顺序排列。但我认为读者对此不难理解:这不仅是我研究苏俄历史的思路进程,也是通常人们面对一个认识对象的思维路径:人们先是急于知道“它是什么”,继而在感触之余,便要追问“它从何而来”,“向何处去”,而在对其来龙与去脉有所了解之后,就不仅会对“它是什么”的理解更进了一步,而且在这一“我思故我在”的心路中也就更能理解“我是什么”,更能把握我们自己的存在及意义了。这也正是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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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成为“文革”后首届苏联史专业研究生起,我治苏联东欧史已历时20年。“新经济政策与俄国农民”是我进入的第一个领域。这不仅因为当时我国农村改革刚启动,农民问题已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首先突破的方向,而且也因为农业是苏联体制弊病最突出的领域。在“集体化—消灭富农”、政治清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误”,这从60年代以来人们就耳熟能详的斯大林时代“三大阴影”中,前者无疑是最能反映该体制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性质、最能超越“事件性”、最深地触及社会底层和民族文化深层,而又具有长时段特征的现象。在当时(1983年前后)为集体化前这些成功的家庭农场与农户(所谓“富农”)作整体性辩护,从性质上否定“消灭富农”运动(而不是仅仅指出其“过火”或“扩大化”),这不仅在我国而且在那时苏联东欧国家的史学界都是第一次。为此不能不作大量的考证工作,这不仅涉及农村经济本身,而且涉及苏联社会分层理论及其统计学基础的来龙去脉,涉及苏联的粮食体制、原始积累机制及相关的工业化论争等。因此这组文章篇幅都较长。由于涉及当时的敏感领域与前沿话题,论证不充分,不敢迈出这一步(当然编辑也不会选用);而论证充分了,篇幅过长又造成刊载的困难。虽有师友同仁的支持而多得以及时问世,但一些文章还是不得不压缩内容,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一文当时则未能发表。但是,也正因为做了充分的工作,在有关苏联模式真相的大量资料与研究滚滚而来的今天,这些当年的作品也并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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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传统上是个农民之国(但未必如以前所云是“小农”之国)。正如谢·尤·维特所说:“俄国社会的整个中坚,俄罗斯大地的全部未来,俄国现在与未来的全部历史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是同农民的利益、生活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在“富农”问题上反映的俄国农民的命运,也可以看成是苏联历史的一个缩影。到了80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了新的改革气候,批判旧体制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但那时我已感到时代要求我们最关键的已不是单纯的“批判”,而是探讨这样的体制因何而生,从何而来,它又将向何处去。这使我把目光向“苏联模式”的前、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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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全盘集体化”时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集体化前的新经济政策理想化,正如批判斯大林时,人们往往把布哈林塑造成新的先知、反思俄国革命的“新保守主义者”,往往把革命前的沙俄看成黄金时代一样。在我们这里不也有为了否定“文革”而盛称“50年代黄金时代”的现象吗?然而历史总是连续的。苏联模式也有其传统之根。渲染集体化前的“富农—资产阶级”危险,固然是“左”的表现,但这不意味着那时没有比“资产阶级”更负面的东西。我从1986年开始研究俄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村公社,并在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发表了《农村公社与十月革命》,由此开始了对苏俄史逻辑体系的重新思考。与社会上的村社传统相应的是思想史上的民粹主义传统,自1986年起我受欧美“恰亚诺夫热”的启发,从当时在苏联尚未平反且几被“遗忘”了的恰亚诺夫等“新民粹派”入手,重新认识民粹主义。而苏联本国学界对恰亚诺夫等人的重新认识,则是在1988年恰氏等平反后才热起来的。当时国际上对苏俄思想的研究,“体制内”注重布哈林等非斯大林派思想家,“体制外”则注重东正教背景的“俄罗斯思想”。但我觉得,世俗的俄罗斯思想,尤其是村社土壤上生长的民粹主义对俄(苏)历史的发展影响更大。在这方面因文章较多,我已另辑为《人民之子与人民之父:从民粹派到布哈林的传统》一书,本书收集的仍以社会史传统(村社传统)为主线。实际上,社会史传统与思想史传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把二者结合起来仍是我今后的治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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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后,国外有苏、东剧变,国内在特定的气氛下出现了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争。我的研究也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以前研究俄国传统及苏联体制“从何而来”的基础上加深了对1917年以前俄国社会转型期危机的探讨,尤其对斯托雷平改革与1917年革命之间俄国的政治—社会演进及大众(主要是农民)与精英(主要是政府与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予以关注。毋庸讳言,这里有“有感而发”的冲动,但并非轻率的即兴之作,本书将“立此存照”;如果历史证明我的忧患是多余的,那将是最令人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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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时期我的另一研究方向当然是苏式体制“向何处去”的问题,即剧变后苏东国家的转轨进程。与此有关的许多心得已辑录我的《新饿乡纪程》一书中,本书只收集了与苏联政治进程有关的一篇。但转轨进程既远未结束,我们的研究也来日方长,相信以后会有新的心得与读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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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信奉“有感而发,有据而论”的研究宗旨。有感而发,即文载道义,不作无病之吟;有据而论,即据实而书,不搞影射史学。我觉得对于高谈义理的空疏之学与专事章句的饾饤之学都十分“繁荣”的当下而言,以上述宗旨自警是很必要的。能做到多少,就要听凭公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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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学界前辈袁伟时教授,我们至今未见过面,但他一直关心我的工作。没有他的热心鼓励与一再督促,就不会有如今这个集子。感谢出版社的各位领导与编辑为本书付出的心血。对于书中的浅薄粗陋之处,我除惶恐抱愧之外,也希望得到各方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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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1998年4月于京西万寿寺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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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富农问题”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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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集体化就是要把农民编制起来提供“原始积累”。显然,它与农村中是否发生了贫富差异并没有什么关系。更与农村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毫不相干。哪怕当时的小农是“一拔齐”地全无差别,只要国家需要“原始积累”,他们就必须被编制成集体农庄,而为了压制他们的反抗,并为集体农庄本身提供积累,“消灭富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富农”作为一种经济类型已经“自行消灭”以后还会有如此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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