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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成为“文革”后首届苏联史专业研究生起，我治苏联东欧史已历时20年。“新经济政策与俄国农民”是我进入的第一个领域。这不仅因为当时我国农村改革刚启动，农民问题已成为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首先突破的方向，而且也因为农业是苏联体制弊病最突出的领域。在“集体化—消灭富农”、政治清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误”，这从60年代以来人们就耳熟能详的斯大林时代“三大阴影”中，前者无疑是最能反映该体制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性质、最能超越“事件性”、最深地触及社会底层和民族文化深层，而又具有长时段特征的现象。在当时（1983年前后）为集体化前这些成功的家庭农场与农户（所谓“富农”）作整体性辩护，从性质上否定“消灭富农”运动（而不是仅仅指出其“过火”或“扩大化”），这不仅在我国而且在那时苏联东欧国家的史学界都是第一次。为此不能不作大量的考证工作，这不仅涉及农村经济本身，而且涉及苏联社会分层理论及其统计学基础的来龙去脉，涉及苏联的粮食体制、原始积累机制及相关的工业化论争等。因此这组文章篇幅都较长。由于涉及当时的敏感领域与前沿话题，论证不充分，不敢迈出这一步（当然编辑也不会选用）；而论证充分了，篇幅过长又造成刊载的困难。虽有师友同仁的支持而多得以及时问世，但一些文章还是不得不压缩内容，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一文当时则未能发表。但是，也正因为做了充分的工作，在有关苏联模式真相的大量资料与研究滚滚而来的今天，这些当年的作品也并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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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传统上是个农民之国（但未必如以前所云是“小农”之国）。正如谢·尤·维特所说：“俄国社会的整个中坚，俄罗斯大地的全部未来，俄国现在与未来的全部历史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是同农民的利益、生活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在“富农”问题上反映的俄国农民的命运，也可以看成是苏联历史的一个缩影。到了80年代后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出现了新的改革气候，批判旧体制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但那时我已感到时代要求我们最关键的已不是单纯的“批判”，而是探讨这样的体制因何而生，从何而来，它又将向何处去。这使我把目光向“苏联模式”的前、后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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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全盘集体化”时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把集体化前的新经济政策理想化，正如批判斯大林时，人们往往把布哈林塑造成新的先知、反思俄国革命的“新保守主义者”，往往把革命前的沙俄看成黄金时代一样。在我们这里不也有为了否定“文革”而盛称“50年代黄金时代”的现象吗？然而历史总是连续的。苏联模式也有其传统之根。渲染集体化前的“富农—资产阶级”危险，固然是“左”的表现，但这不意味着那时没有比“资产阶级”更负面的东西。我从1986年开始研究俄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村公社，并在1987年“十月革命”70周年之际发表了《农村公社与十月革命》，由此开始了对苏俄史逻辑体系的重新思考。与社会上的村社传统相应的是思想史上的民粹主义传统，自1986年起我受欧美“恰亚诺夫热”的启发，从当时在苏联尚未平反且几被“遗忘”了的恰亚诺夫等“新民粹派”入手，重新认识民粹主义。而苏联本国学界对恰亚诺夫等人的重新认识，则是在1988年恰氏等平反后才热起来的。当时国际上对苏俄思想的研究，“体制内”注重布哈林等非斯大林派思想家，“体制外”则注重东正教背景的“俄罗斯思想”。但我觉得，世俗的俄罗斯思想，尤其是村社土壤上生长的民粹主义对俄（苏）历史的发展影响更大。在这方面因文章较多，我已另辑为《人民之子与人民之父：从民粹派到布哈林的传统》一书，本书收集的仍以社会史传统（村社传统）为主线。实际上，社会史传统与思想史传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把二者结合起来仍是我今后的治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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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后，国外有苏、东剧变，国内在特定的气氛下出现了关于“激进与保守”的论争。我的研究也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在以前研究俄国传统及苏联体制“从何而来”的基础上加深了对1917年以前俄国社会转型期危机的探讨，尤其对斯托雷平改革与1917年革命之间俄国的政治—社会演进及大众（主要是农民）与精英（主要是政府与知识分子）的互动关系予以关注。毋庸讳言，这里有“有感而发”的冲动，但并非轻率的即兴之作，本书将“立此存照”；如果历史证明我的忧患是多余的，那将是最令人高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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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时期我的另一研究方向当然是苏式体制“向何处去”的问题，即剧变后苏东国家的转轨进程。与此有关的许多心得已辑录我的《新饿乡纪程》一书中，本书只收集了与苏联政治进程有关的一篇。但转轨进程既远未结束，我们的研究也来日方长，相信以后会有新的心得与读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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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信奉“有感而发，有据而论”的研究宗旨。有感而发，即文载道义，不作无病之吟；有据而论，即据实而书，不搞影射史学。我觉得对于高谈义理的空疏之学与专事章句的饾饤之学都十分“繁荣”的当下而言，以上述宗旨自警是很必要的。能做到多少，就要听凭公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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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学界前辈袁伟时教授，我们至今未见过面，但他一直关心我的工作。没有他的热心鼓励与一再督促，就不会有如今这个集子。感谢出版社的各位领导与编辑为本书付出的心血。对于书中的浅薄粗陋之处，我除惶恐抱愧之外，也希望得到各方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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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1998年4月于京西万寿寺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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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富农问题”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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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盘集体化就是要把农民编制起来提供“原始积累”。显然，它与农村中是否发生了贫富差异并没有什么关系。更与农村中是否有“资产阶级”毫不相干。哪怕当时的小农是“一拔齐”地全无差别，只要国家需要“原始积累”，他们就必须被编制成集体农庄，而为了压制他们的反抗，并为集体农庄本身提供积累，“消灭富农”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富农”作为一种经济类型已经“自行消灭”以后还会有如此规模的“消灭富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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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苏联“富农”为“资产阶级”说质疑——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经济”的性质与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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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阶级分析方法的源流与“富农”成分划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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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农业集体化以前富农问题的关键之一，就是这里所说的“富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范畴？其社会经济地位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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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被汉译为“富农”的俄语词КУЛАК之原意为“拳头”，由握拳而引申出“抠门”、“吝啬鬼”、“守财奴”、“小商贩”等含义，其语感颇似于今天我们说的“大腕”之类，原本只是一句俚俗的骂人语，既无“富”、更无“农”的词义。19世纪时该词逐渐用以称那些并无高贵身份而靠“不择手段”暴发起来的人——他们未必在农村。因而这时的文献译成汉语就会出现诸如“乡村与城市的富农阶级”[1]这样的句子。而当时若要把城里的暴发户除外的话，就需说明“这里是专门谈农业中的富农”[2]。但是，生活在最下层的农民们无疑对他们的同类中出现这样的暴发户最为敏感，因此这一名词用于农村的频率逐渐增加。这使得19世纪70~80年代的民粹主义者第一次把КУЛАК定义为“年轻的农村资产阶级”[3]。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这一用法。这样，这一传统名词就被赋予了严格的定义，即专指资本主义大农或农场主，即使用雇佣劳动从事商品生产以榨取剩余价值的农业资本家。因此在苏联，富农往往又被称为“农村企业家”。[4]但具体地看，苏联当时所谓的“富农”，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人们常提及的划分农村社会集团的标准（占有土地的数量，出租农具的数量，必须付出的劳动量、农业收入、贮备粮、牲畜、家畜等）并不清楚。”[5]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当时的“富农”成了“没有社会学固定标准的社会形象”。[6]关于“富农”的一些“远非学术性而且弹性很大的定义”也往往被抛在一边，“‘富农’一词，如苏联官员经常十分坦率承认的，并不是用来指一种经济地位，甚至也不是指一个社会阶级，而是指一种心理状态。”[7]英国学者卡尔指出，在当时的苏联，常常“不是阶级分析决定政策，而是政策决定什么样的阶级分析方式适合特定的形势”。[8]美国学者科恩也认为，当时农村阶级“划分的类别含糊不清”，“富农”的概念“与其说是一个严格的社会学上的分类，倒不如说是一个表示蔑视的词罢了”。[9]这些言论固然不无偏颇之处，但也反映了一个现实，即20年代的苏联在分析农村阶级方面缺乏科学的方法与统一的标准，而且所用统计材料可靠性低，彼此矛盾，且常依照政治形势而变化。这种现象不能完全归之于当局的实用主义。它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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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最初所面临的主要是城市资本主义关系中的阶级对立，《共产党宣言》曾指出：资本主义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直接对立的两大阶级。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前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农村中情况则复杂得多。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除了指出封建时代领主（封建主）与农奴（农民）的对立外，并未解决农村中其他形式的阶级、阶层分析问题。到19世纪末，由于资本主义关系中各种矛盾的激化，各种小资产阶级—农民政治流派的日益活跃，“社会主义者突然到处都提出了农民问题”。[10]在这种形势下，恩格斯写出了他晚年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法德农民问题》，首次把西欧农民根据其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分成农业无产阶级、小农、中农与大农等阶级。列宁亲自把这部著作译成俄文，并发展了恩格斯所阐述的科学方法。在其不朽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运用大量地方统计资料，第一次对当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分化进行了科学分析，并从耕地、牲畜、土地租佃、雇佣关系、收支状况等不同角度对农村各阶级经济状况进行了论证，但他并没有为各阶级确定明确的划分标准。因为在中世纪色彩还很浓厚的19世纪末的俄国农村，进行这项工作有许多困难，同时对于当时尚未展开农村工作的社会民主工党来说，也没有成为现实需要。因此列宁在最后综合各地统计资料勾画农村分化的全貌时，只是粗略地按一般经济状况把农民根据20%、30%、50%的算术比例划分为“上等户”、“中等户”与“下等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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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如何把恩格斯、列宁所倡导的农村阶级分析方法从经济学领域引入社会学领域，以解决农村现实中阶级划分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一个科学性很强的任务，但当时主要由于联共（布）党内斗争激烈，影响了理论探讨的正常进行，这个任务并未完成。因此，当时农村阶级的划分标准是十分混乱的，苏俄共产党却从未对如此重要的问题有过明确的规定。其党的十五大注意到当时“在划分富农的具体工作中的困难”，并就这个问题进行过学术性讨论，[11]但尚未取得肯定的成果便进入了“非常措施”时期。尤其是在富农的划分问题上分歧极大，对富农户比例的估计从0%到14%不等，甚至在同一本书中也是前后矛盾。[12]当时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与其他“左倾”分子都占有很高的份额。例如：1925年反对派在列宁格勒出版了两本书，声称当时富农已占8%~12%，而革命前不过5%，贫农已占75%，而革命前是60%。[13]加米涅夫更认为当时富农比例已达14%。[14]而另一方面，维·鲍古谢夫斯基则在1925年发表《论农村的富农或传统在名词中的作用》一文，认为十月革命前的那种富农——“可恨的农村剥削者”，已经不复存在了。[15]很明显，“富农”的概念模糊，是导致苏联党在富农问题上的一系列失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先后实行的富农标准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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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粮收集制时期，许多地方都以余粮的多少作为划分富农的标志，而其中有粮不交者则为“人民的敌人”。为了提供一个统一标准，1918年人民委员会规定“富农”是具有下列特征之一者：1. 雇佣两个农业工人，其中一人一年内至少雇佣半年；2. 至少有三头耕畜（某些地区是四头），有10俄亩以上（各地不同）耕地；3. 拥有至少雇工一人的小作坊（或在其他经营方面使用雇工者）；4. 即使无雇佣工人，但拥有商铺者；5. 拥有现代农业机械或占有其所有权之大部分者。[16]并规定余粮率50%以上者为“富裕农民”。[17]这些规定实行的结果并不理想，“原定对富农的打击往往落到了中农头上”。[18]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富农户占4%~5%的流行说法，或许就是从此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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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经济政策初期，实行粮食税（后改为统一农业税）以后，关于阶级成分的统计主要由税务部门进行，他们所依据的标准不见明文记载，然而根据当时征税的“阶级原则”可大体推知。1925-1926年度，对富农统一规定的总税率（包括农业税与其他税）为其总收入的10%以上。[19]而收入水平的确定，在1924年以前主要依据耕地面积，其折成标准各地不同。据记载，1922-1923年度按人口平均耕地面积0.5~1.5俄亩的农户等级，其税率占总收入的10.6%~12.5%（俄罗斯联邦）与8.9%~9.8%（乌克兰）。[20]因此可见，在俄罗斯联邦，人均耕地面积在1俄亩左右，在乌克兰，人均耕地在1.5俄亩左右的农户，就可以构成当时富农的最低标准。1924年以后，确定收入水平的标志改为一种虚拟的耕地面积，即把牲畜、生产资料等也折算成耕地面积一并课税，其标准也是各地不同。据记载，1925-1926年度，富农户平均纳税63卢布60戈比，[21]也就是说当年富农户平均收入水平在636卢布左右。另一个记载说，同年度人均收入120卢布的农户等级，农业税率定为10.3%，[22]在富农税率线上，乘以当时富农户平均人口，合800卢布，即这时富农户的年收入标准约为600~800卢布。按这种标准统计的富农户比例为3.3%~3.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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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中后期，又流行以生产资料总额的大小来划分阶级的办法，但标准也不一样，富农户的生产资料总额，有规定为1400卢布以上的，[24]也有规定为1600卢布以上的。当时根据后一标准用抽样调查法统计的结果，表明富农户比例在3.24%~3.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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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莫洛托夫在十五大报告中又提出一种划分标准，即“以雇佣劳动同时还收租这个特点来确定农户中的富农类型”。[26]他用这个标准推算当时富农比例为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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