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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7年苏联有农户2530万，其中3.9%为富农，即98.6万。当时全苏农村雇佣劳动者按最高的一种记载为227.53万人。其中个人雇佣163.6万，为富农雇佣者占50%强，[46]平均每户雇佣0.84人。当时农村雇工多为短工，部分人并有独立经济。1927年，雇工期不到25天的占68%，[47]考虑到重复受雇等因素，可以认为当时雇工的平均受雇系数不会高于0.7（即年劳动量的70%用于受雇）。当时雇工劳动的剩余价值率无资料可查，但在苏维埃法律大力保护雇佣工人利益的情况下，[48]其所受剥削决不会比革命前的对分制佃农更厉害。因此，剩余价值率估计为50%不会是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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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的全部收入是其劳动收入与剥削收入之总和。前者为其本人及家庭成员的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后者为雇工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按照法律，雇主家庭有劳动力成员的劳动标准必须与雇工相同。1927年富农家庭的平均人口为7.3人，其中劳动力为3.42人。[49]设当时一个标准劳动力年劳动量所创造的价值指数为1，则富农总收入平均指数为：富农家庭劳动力数+（雇工数×年平均受雇系数×剩余价值率）=3.42+（0.84×0.7×0.5）=3.714，而其中劳动收入比率为3.42/3.714=92.1%，剥削收入比率为。也就是说，在富农经济最活跃的1927年，按上述方法推算的富农总收入中剥削所得只占7.9%，而劳动所得占92.1%。当然以上的推算是很粗略的，由于缺乏资料，这个推算没有包括富农从商业与生产资料出租中获得的剥削收入。但正如我们前面论证的，在1927年，整个富农阶层这两项收入比起雇工剥削而言数量是不大的（当然不排除相当一些富农以此为主要剥削方式）。同时还要考虑到一部分剥削收入通过富农承租贫苦农民的土地时所支付的地租又流回被剥削者手中。综合这些因素，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基本结论，即富农的劳动所得在其收入中的比重一般要远远大于剥削所得。自然，其中确有不少专以剥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真正的“吸血鬼”，但就当时被列入“富农”的大多数人而言，应该承认他们的剥削所得正如苏维埃法令对使用雇佣劳动所作的规定那样，是“辅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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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可以根据下列指标把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与革命前的中农与富农作一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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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7年，“富农”平均每户耕地面积为9.4俄亩，[50]役畜不到三头。[51]1926年，富农平均每户租人土地3.4俄亩。[52]1927年富农户51.1%使用雇工。1925-1926年度，富农户平均年收入630卢布，[53]1928年为400卢布以上。1926-1927年度，富农生产的粮食商品率为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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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革命前，据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所引各自治局图表资料平均统计：当时的“中等农民”平均每户耕地为13俄亩，[55]而“上等农民”为15~20俄亩以上。[56]“中等农民”每户役畜2~3头，“上等农民”则有4头以上。[57]“中等农民”平均每户租地5俄亩以上，“上等农民”则为15~30俄亩。当时的“中等农民”中用雇工户占33%~50%，[58]而“上等农民”达56%~72%。[59]“中等农户”平均年收入在590~600卢布，而“上等农户”达1700卢布以上。1913年，中、贫农合计生产的粮食商品率是14.7%，[60]但当时贫农人数大于中农，而“贫农们自己的粮食还维持不到春天”[61]，因而中农占有这些商品粮的大部分，其商品率不会低于20%，而富农则高达3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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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无论从生产规模、收入水平、粮食商品化程度，还是从雇工、租佃的水平看，都与革命前的中农——“中等农民”——相差不远，而与革命前旧富农相距甚遥。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63]，这样的类比还不足以对新经济政策时代的“富农”下什么定义，但如果说这种“富农”与革命前的旧富农有很大区别，则恐怕是不会失之轻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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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角度看，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消费，粮食商品率只相当于革命前的中农，在“富农”相对极盛时期，其积累大部分为当时发展起来的信贷合作社吸收，正在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化，由于拖拉机等现代生产资料不供应私人，使这些积累转化为资本的道路堵塞，这也对“富农”的经济地位与阶级属性产生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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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的阶级属性，联共党内部当时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斯大林曾称他们为新资产阶级“在农村中的代理人”，[64]“近几年来嚣张起来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65]而加里宁更称之为“强大的劳动经济阶层”。[66]总的来看，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是有两重性的，它既是个体劳动者，又是剥削者，作为劳动者的那部分经济是小商品经济，作为剥削者的那部分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十月革命前的富农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特点，区别在于革命前的富农，资产阶级属性远远超过其个体劳动者的属性，而新经济政策时的“富农”则相反，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属性占主导地位。如果说，革命前的富农尚未完全资产阶级化，尚未发展成为一个经济政治上成熟的阶级，那么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富农”作为一个阶层而言，基本上属于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小商品生产者，即农民小资产阶级上层。当然，当时农村有一定程度的分化，但尚未分化出一个新的农村资产阶级来。毫无疑问，如果苏维埃政权对它的发展不加限制，它是可能发展成一个阶级的，但直至“消灭富农”运动开始时，这个可能离现实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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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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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分化”的性质与允许“富农经济”发展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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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村当时这种“分化”以及随之产生的“富农”经济的活跃，对当时的社会究竟起了什么影响？斯大林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回答是令人沮丧的，他认为：“在集体农庄建设以前的情形是怎样的呢？当时富农日益富裕，日益上升，而贫农则日益贫困和破产，遭受富农的盘剥。当时中农常常向富农的地位上爬，但是每一次都跌下来补充贫农的队伍而使富农称快。不难猜想，在这一片混乱中占便宜的只有富农。”[67]富农上升，中农破产，中农补充贫农的队伍，这就是斯大林所描绘的新经济政策时的农村景象。这种说法与曾被他痛斥为“比反革命还要坏”的托、季反对派的观点[68]几乎没有区别。应该指出，分化=两极分化=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论点在苏联影响很大，即使是主张放宽政策的人也往往受其影响。例如加里宁在1925年就认为当时的分化是“靠牺牲弱小的利益扩大强大劳动经济的比重”。只是他强调这体现了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因而是“应该欢迎的”。[69]就连布哈林也说：在新经济政策下，“资本主义成分将会增长，另一方面，贫农和无产阶级成分也会增长”，“中农……分化为两个极端的社会侧翼——一方面是富农，另一方面是贫农，无产者与半无产者”，[70]只是他认为这种分化不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迅速和那样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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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分化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化有无区别？如果有的话，是本质上的区别还是仅仅程度上（例如分化速度、规模）的区别？回答是很明显的：这一时期“土地关系的发展，农村阶级力量的重新部署和经济形式的发展方向都和过去根本不同了”。[71]事实证明，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中农化”一直在继续。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区别在于：这时的中农化主要不是用削平上层的办法，而是用提高下层的办法实现的，从1920-1927年，中农户比例数由55%~60%提高到了62.7%，而贫农户比例则由37%~42%降低到33.4%。这充分显示了这时的分化与资本主义时代的两极分化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主要是在中农阶层中进行，分化的结果是中农的消灭，而新经济政策的农村“分化”则主要是在贫农阶层中进行，“分化”的结果是贫农的减少。在旧式的“两极分化”中，中农阶层上升为富农的少，下降为贫、雇农的多，而新经济政策的“分化”中，贫农阶层上升为中农的多，下降为雇农的少。正如莫洛托夫在十五大报告提纲中提出的：当时分化的总的情况是：“同使中农削弱（‘被冲刷’）而使两极（贫农和富农）增大的资本主义式的发展相反，我国的情况是中农集团加强，同时富农集团因有部分中农上升而暂时有某种程度的增大，贫农集团缩小，其中一部分无产阶级化，另外更大的一部分则逐渐上升为中农。这些特点是目前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经济发展的矛盾的必然结果。”[72]在这种“分化”过程中，“贫农有日益增大的可能上升为中农”。[73]这种“贫农的分化”有两重性：一方面少数贫农无产阶级化与富农的某种增加，确实带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大部分贫农的上升与中农阶层状况的改善，这对于那些暂时还是贫农的人来说也可以算作一种“分化”，然而这种分化的实质是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先富后富、富多富少的问题，并最终将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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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与新经济政策时期都存在“中农化”趋势，但前者是不稳固的。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虽然从生产资料的分配来说，中农有所增加而贫农有所减少，但从实际经济状况（生产规模、收入水平等）而言，农村各阶层中却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贫穷化”：“中等户”减少而“贫穷户”增加。据斯特鲁米林的统计，从1917年至1920年，前者由42.7%降为40.8%，后者从43.8%上升为47.5%[74]。本文前面指出过的1919-1920年间无播种地户与无役畜户的增加也反映了这种状况。这种普遍贫穷状态下的“中农化”隐藏着巨大危险，它使“农民变得愁眉苦脸，向往经济关系的新制度、小业主与商品生产……战时共产主义禁止贸易，然而由于出现隐蔽的‘地下交易’，这个贸易自发地突破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的自然经济关系”。[75]一些人在“地下交易”中发了财。因此，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平均主义并不能免除资本主义分化的威胁。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不但“中农化”过程仍在继续，而且就实际经济状况而言，这时无论中农、贫农还是雇农都有很大改善，尤其是贫雇农的改善更为显著。据中央统计局统计，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农村各阶层中收入增长率最高的不是富农、中农，而是雇农，[76]因此这时出现的“中农化”才真正有着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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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很低的，直到1928年，农村中还用460万张简陋的人力犁，其所耕地占9.8%，马拉犁耕地占86.2%，而机耕面积仅占1%。同年春播谷物的3/4是手工播下的，44.4%的谷物是用镰刀或大镰等最原始的工具收割的。[77]这一年无论谷物、甜菜还是亚麻等各种主要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仍低于战前水平，[78]这种状况决定了当时农村的个体经济仍然是主要的生产方式。而“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就必须有同他的经济基础，即小规模的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推动和鼓励”。[79]放宽对富农的政策，鼓励农民积累，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应该说，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尤其在前期，对城市工商业中的耐普曼的限制要比对农村富农更为松弛，但“富农经济”在农村的发展程度却超过了城市的资本主义，仅这一点就说明了由于城乡经济水平的差异，当时富农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曾说：“这可能被认为是奇谈：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吗？但这丝毫也不是奇谈，而是经济上完全无可争辩的事实。”[80]新经济政策下富农的作用正是如此，它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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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进了中世纪色彩的村社残余的瓦解。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农村的村社[81]由于当时的平均主义政策而得到加强，[82]从1916年到1922年，独立农户减少2/3以上，在农户总数中所占比重由16.7%降为8.41%。[83]但这种落后的形态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由于频繁地重分土地，使耕作趋于粗放，在革命后头几年，俄国因而休耕的土地达4000万俄亩。[84]同时，这种结构在政治上也对苏维埃政权造成潜在的危险，即所谓“与城市对立的村社团结”，“在整个农民阶层中，由于某些共同利益和感情的一致。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城市，他们抱成一团对抗遥远而集权的政府，所以当贫农有困难时，他们宁肯求助于提出苛刻条件的富农，而不求助于党和政府”。[85]但在当时党内，由于民粹主义的影响与对农村分化的担忧心理，许多人仍然主张加强村社的地位，并自觉不自觉地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它身上。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府曾于1918年7月19日与11月2日两次拨款支持村社的存在。[86]有人还“把农村公社称之为对抗富农的最后屏障”。[87]显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正如列宁多次指出的，在俄国，想用维持村社的办法来阻止分化是“荒谬而有害的”，党“永远反对”这种措施。[88]新经济政策以后，苏维埃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了“村社是农业发展的障碍”，[89]开始对村社频繁重分土地进行限制，并赋予“任何个人或小组在共同分配土地时带着土地退出某一组织的权利”。[90]1925年中央四月全会也指出，不得给建立独立地段的农户设立障碍。[91]当时商品经济是瓦解村社的主要力量，而允许“富农”存在的政策对此起了一定作用。在很多地区，“退出农村公社的农民都是些能干的，生活富裕的企业家”。[92]一般农民，乃至贫雇农当时大都希望脱离村社。1925年库拉金乡的贫农告诉工农检查院的代表说：所有的人都想离开村社，只是没有足够的生产工具，离开村社就无以自立。[93]因此，当时生产资料租赁与雇佣、租佃关系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是这些农民能够离开村社的前提，显然这有助于使农业尽快摆脱古老共同体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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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那些宗法式小生产严重存在的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富农”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也有利于中世纪残余的消灭与生产的进步，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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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助于解决农村相对人口过剩的问题。内战时期以及以后一段时间，由于农村生产力受到破坏与耕作的粗放化，许多劳动力找不到出路，尤其在贫苦农民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1927年10月，联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指出：这是“现在农村中的一种最显著的不良现象”，“是国内的普遍落后性的残余的反映”，并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除了加快工业发展外，就是“农业的集约化”。[94]在当时农业中进行集约经营的，除了为数不多的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外，主要还是富裕农户。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富农”经济的发展，是有利于缓和这一矛盾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雇农的减少有一定虚假成分，因为当时大量的过剩劳动力当了“非法”雇工，所以，新经济政策时期对租赁雇佣关系限制的放松，尽管也有利于富农，但主要还是在贫雇农的请求下进行的。苏维埃政权“满足了贫农的要求，容许租赁并借以大力帮助贫农”。[95]如前所述，在苏维埃政权保护下新经济政策时期雇农的收入增长快于富农，因此这种政策符合贫苦农民利益，并有可能帮助他们最终摆脱富农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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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供了大量商品粮与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苏联农业的商品率，革命后曾大幅度下降。这除了生产力水平低下外，重要的原因是革命后贫苦农民生活改善，消费量增加，而另一方面，革命不但消灭了原先采用集约经营或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商品率很高的大庄园，而且助长了农民分家的趋势，农户总数从革命时的2000万户增加到1928年的2560万户，10年间增加1/4以上。[96]这就使农业生产单位更加细小，自给自足性加强。这对工业化是个很大的不利因素，在当时集体化与国营农场还无法全面推广的情况下，集约经营水平与商品率都比较高的“富农”经济起着相当大的作用。1926-1927年度，国营农场、集体农庄所提供的商品粮只占6%，而富农提供的达20%。[97]这个比重意味着革命前富农几乎垄断商品粮生产的状况一去不复返，也显示了当时条件下“富农”经济对社会仍有一定作用。同时，由于“富农”经济的增长，更由于苏维埃政府不断提高累进税率，富农经济所提供的农业税增加得很快，从1923-1924年度至1925-1926年度，播种面积不到10%的富农提供的农业税从16.9%增加到21.2%，[98]从而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积累。此外，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虽然政府大力给予农民信贷支持，但由于元气未复，国家能提供的贷款为数有限，然而农村信贷合作社在这一时期却发展很快，这些合作社的资金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富农的积累。虽说这时信贷合作制中还存在种种缺点，但贫苦农民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些资金。1924-1925年度，信贷合作社向110万农户发放了贷款，其中大部分是中、贫农。[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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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于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富农”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竞争，从而也刺激了国营、集体经济中经营管理的改革，有利于整个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国营、集体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管理水平低，分配方式混乱，吃大锅饭，平均主义倾向突出。集体农庄“松松垮垮”，[100]“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状态”。[101]国营农场的生产“在绝大多数场合下还不如个体农民”。[102]甚至少数贫农户，由于平均主义思潮影响，也养成了“依赖心理”，“他们指靠国家政治保卫局，指靠领导，随便什么都指靠，只是不指靠自己”，以致战时共产主义结束后，他们“却很不体面地诉起苦来了”。[103]因此，新经济政策一实行，这些松松垮垮的养老院式的生产单位就在个体农户的竞争下迅速垮台，从1921年到1924年，集体农庄从160982个减少为13523个，[104]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从22.79万户降为21.17万户，[105]耕地面积从58.35万公顷下降为21.6万公顷。[106]但这绝不是什么“倒退”，相反，正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在与个体农民，特别是与富农经济竞争的条件下，由于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持，集体农庄运动经过调整、改革、整顿，在实事求是与农民群众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有了扎实的开端。集体农庄的组织形式发生变化，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初级集体农庄——共耕社发展很快，从1920年的695个发展到1928年的19914个，在全部集体农庄中所占的比重从6.6%上升为59.8%。[107]集体农庄的劳动报酬制度也逐渐健全，按劳分配原则得到了体现，而革命后因某种政治条件一度盛行的吃大锅饭、过军营式生活的“农业公社”则基本被淘汰。到1926-1927年度，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的粮食生产商品率已达47.2%，[108]达到并略微超过了革命前资本主义大庄园的水平。各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一般说也都超过个体农民的平均水平。例如在列宁格勒省（现圣彼得堡市），如以个体经济单位面积产量为100计算，那么集体农庄的单位面积产量就是：冬黑麦——163，冬小麦——300，大麦——1500，亚麻——127。[109]从而为集体化运动进一步开展（当然不是像“全盘集体化”那样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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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新经济政策下，允许“富农”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发展，允许中农、贫农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结果，使整个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见下表：[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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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时对富农经济限制、改造、利用的尺度掌握得还是可以的。“富农”经济在这期间绝对量虽有上升，但相对量即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在下降。社会主义经济的优势不断加强，农村“分化”并未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正如斯大林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假如我们那时给富农极严重的打击，事实上现在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我不怀疑，这样做我们就会失败，就不能把播种面积扩大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就会破坏为工业建立粮食和原料基地的可能性……就会使中农脱离我们，也许现在国内就会发生极严重的政治混乱。”[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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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全文，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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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对富农的划分是不科学的和模糊的。这导致了苏共党的政策的若干偏差，造成了人们思想中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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