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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克拉耶夫：《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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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本表根据《苏联国民经济史》，第139、268、209页；《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第89、189页；《从统计看1921—1937年的苏联国民经济》，学习杂志社，1954年，第6页综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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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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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20年代苏联关于“农村分化”问题的统计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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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20年代农村阶级分化的程度与性质问题，是当时党内斗争的焦点之一，也是今日过渡时期苏联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当时领导人的讲话、对一般状况与若干典型事例的描述性记载为基础的，定性的估计多，定量分析少，这使人们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认识仍然比较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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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指出：许多涉及现代国家经济制度及其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过去只能作一般的估计，而现在，如果不根据按一定纲要收集并经统计专家综合的浩繁的材料，就无法进行比较认真的研究。因此，社会经济统计是“社会认识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尤其是争论最多的农业经济问题”更是如此。[112]关于俄国农民的资本主义分化程度及其革命潜力的问题，“单靠理论上考虑，是很难解决甚至不可能解决的”。[113]列宁为我们树立了运用统计学资料对重大社会问题进行计量研究的范例。他的一系列重要经济著作，如《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等等，无不使用了大量的统计资料，作了艰巨而精辟的计量分析工作。当今史坛上，计量史学异军突起，发展迅速。运用现代化的计量分析手段，把过渡时期苏联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已属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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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是苏俄统计学史上的“黄金时代”，统计学界群星璀璨，学派林立，名著迭出。在苏维埃政权统一规划下全国范围内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农户的大规模统计调查频繁进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数据资料。因此，运用计量方法研究20年代农村分化问题，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挖掘这个时期的统计学遗产，对这个时期的农村经济统计研究进行科学总结，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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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分化统计研究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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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农村分化问题的统计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后，当时在民粹派思想家“到民间去”的口号下，大批平民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进行经济调查。他们大部分受雇于农奴制改革后成立的各省县地方自治局，形成颇有声势的“自治局统计学家”队伍。出版了汗牛充栋的“丰富而有价值的”[114]统计材料。到了20世纪初，“自治局统计学家”队伍中除了民粹派学者外，也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者与其他思想倾向的人，其中包括先后担任过图拉州自治局统计部长的布尔什维克阿·伊·赫利亚谢娃、巴·伊·波波夫和阿·盖斯特尔等人，孟什维克弗·格·格罗曼（梁赞州自治局统计部长），社会革命党人巴什金（萨马拉州自治局统计专家）以及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统计学家库什岑科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20世纪20年代苏联统计学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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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自治局统计学家”主要倾向是民粹主义，他们反对大地主农奴制压迫，反对沙皇专制，而且相当多的人都自认为受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影响，但大多数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统计研究存在着不少歪曲、偏见与烦琐哲学的东西，掩饰农村资本主义，把村社理想化，为此曾受到列宁严厉的批判。但这一时期也出现过一些基本上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关于农村分化问题的优秀统计学著作，如波·尼·克尼波维奇的《关于我国农业分化问题》（1912年，圣彼得堡）、赫利亚谢娃的《图拉州农民经济调查》（1916年，图拉）和巴什金的《萨马拉州农村经济》（1915年，萨马拉）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自治局统计学家”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与资料归纳整理的方法体系，以及这一时期形成的各个统计学流派，从学风上与方法上都对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统计学有着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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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统计机关，“吸收了俄国所有的优秀的统计人才”。[115]从此俄国的统计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首先，统计学界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民粹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观点已占统治地位，反映农村经济生活实质的许多统计领域（如土地使用、租佃、雇佣劳动、集体化、商品率等等）受到高度重视，统计研究走上了为苏维埃事业服务的正确轨道。其次，苏维埃政权下统计制度更加完善。在革命前，“自治局统计学”虽然已蜚声于世，但它的活动领域主要被局限于省、县等地方一级，而中央政府里几乎没有它的位置。“革命使得省政府的统计家有机会把他们的活动扩展到全国范围”。[116]除中央统计局外，共产主义科学院土地问题研究所、农业科学院、农业人民委员部、土地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都先后建立了统计机关，开展全国规模的活动。再次，一批老布尔什维克经济学家（如列·克里茨曼）以及在党的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统计工作者（如弗·斯·涅姆钦诺夫等）也开始积极从事统计研究，使苏维埃统计学家队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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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代苏维埃统计学中成就最丰富的是农村经济统计，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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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初期到新经济政策初期。这时国内仍处于战争状态，和平时期的田野调查与学术研究不能正常进行。根据列宁的指示，这一时期改组并精简了中央统计局与地方统计机关，以90%甚至99%的力量为战争、救灾与恢复建设服务。统计苏维埃国家“在目前首先应该知道的那些东西”，“而把学术上宝贵的东西暂时搁起来”。[117]尽管如此，对农村分化的统计研究仍在进行，其代表作就是中央统计局（由波波夫主持）编制的《1917年与1919年农民经济的分化》（莫斯科，1922年）一书，该书以翔实的数据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农村发展的两个趋势：生产资料占有方面的“中农化”与消费水平、生产规模方面的“贫困化”。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农业人民委员部编写的农村统计经济学文集《论土地》与《农业问题统计手册》（三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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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2年全俄统计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始到《1928年苏联统计手册》的出版（1929年），这一时期苏联农村统计学研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潮。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农村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租佃、雇佣、借贷关系也开始活跃起来，农民分化问题吸引了当时人们高度的注意，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根本大计，也牵涉到税收、信贷等方面的具体政策。因此农村经济统计空前活跃，各种不同的统计结果、方法与观点展开激烈的学术争鸣。仅《统计评论》、《在土地战线上》与《农村经济道路》三种杂志在1927年一年内发表的争论文章就达三十多篇。[118]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克里茨曼为首的共产主义科学院土地问题研究所的统计学家与以赫利亚谢娃为首的中央统计局的学者们于1926年在苏维埃农业科学院主持下进行的论战，这场论战一直延续到1928年。在这一阶段里，有关各学派都进行了自己的统计实践，而且规模逐渐扩大。1926年，“动态研究”学派的年度抽样调查范围达50余万农户，“预算研究”学派的抽样调查范围也达3万多户。1927年这两种调查的规模分别扩大到61.54万户与65万户[119]。许多重要的统计研究著作如盖斯特尔的《苏维埃农村的分化》（莫斯科，1928年）、克里茨曼等人的《俄国土地革命史资料》、沃尔科夫的《俄国土地经济统计》（莫斯科，1923年）等纷纷问世。尤其是中央统计局编写的三卷本《1928年苏联统计手册》，有关农村的篇幅占2/3以上，它收录了1927年对60多万农户进行多方面抽样调查得到的详尽资料，统计项目多达数百，是农村分化统计研究方面空前的鸿篇巨制，也是俄国历史上国家编制的统计年鉴中规模最大的一种，向来被认为苏联统计学在过渡时期成就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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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农村经济统计有一个特点，即它基本上是一种学术活动，很少受到当时激烈进行的党内政治斗争的影响。当时的非党员统计经济学家如格罗曼、恰亚诺夫等（他们在革命后均已脱离了原来的小资产阶级党派）自不待言，就是统计学界的一些老布尔什维克，除了克里茨曼在某些经济观点上接近于“左派”（但在组织上他与“左派”并无联系）以外，其他如赫利亚谢娃等都没有参加党内关于政见的争论，这使得对农村分化的统计研究基本上在一种正常的学术气氛下进行。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当时著名的“左派”成员奥新斯基担任中央统计局局长时期（1926-1928年），该局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调查也完全不反映“左派”的观点。因此，这一时期的统计资料客观性强。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人们收集和使用这一时期的统计资料，甚至加以批评，都没有任何困难，因为资料的可靠程度显而易见，对获得结论的方法通常也有详细的解说。”[120]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这一时期的统计工作曾被认为是“暗害性的”，其中有些统计学家（如格罗曼等）直至今日也尚未平反，但实际上今日苏联学术界对20年代经济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仍然是建立在对这些资料及其研究结论信赖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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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统计学的历史作用来说，这种统计研究与国家政治生活相脱离的局面是一种缺点，它一方面使统计机关正如列宁批评过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学院式的’分析机关”、“烦琐议论者”，而没有起到党的“实际助手”的作用；[121]另一方面使当时党内斗争的各派在决定政治经济方针大计时很少运用统计研究的成果，而往往如列宁指责的那样“单靠理论上考虑”，“根据一般的估计与大致的材料”下结论，甚至发展为“不是统计分析决定政策，而是政策决定什么样的统计数据适合特定的需要”。[122]但如果从今天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个时期统计资料的客观性与统计研究的学术价值都是非常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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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粮食危机”与征购工作中“非常措施”的升级，以及此后在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与高速工业化过程中“左”的倾向不断发展，党内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也越来越不正常。苏联统计学的“黄金时代”在1928年结束。1929年中央统计局进行了大改组，弗·巴·米柳亭代替奥新斯基出任局长。1930年发生“劳动农民党”案与“孟什维克联盟局”案，中央统计局与国家计委统计机关都被宣布为这些“反革命地下党”的活动中心，非党员的统计学家如格罗曼、恰亚诺夫等几乎全部被镇压，1937年在肃反扩大化的狂潮中克里茨曼、盖斯特尔等一大批党员统计专家以及统计机关的历任领导人米柳亭、奥新斯基等都被逮捕与处决，土地问题研究所等统计机关被解散，1938年以后统计年鉴也停止出版了。20年代活跃的统计学家中，只有涅姆钦诺夫等极少数人仍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1928年以后的苏联统计工作水平大大下降，统计资料的客观性与统计研究的学术价值也都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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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研究”学派与“预算研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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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20世纪20年代对农村分化问题进行的统计经济学讨论，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进行的：一是确定农村分化程度的标准是什么，究竟如何建立一整套符合实际的统计学指标以划分农户的阶级成分；二是农村分化的程度究竟有多高，资本主义成分与“富农危险”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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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谈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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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运用统计分析手段揭示农村社会发展的本质，是革命前就已存在的老问题。列宁曾指出：“统计工作不是把数字随便填到几个格格里去，而应当是用数字来说明所研究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充分呈现出来或正在呈现出来的各种社会类型。”[123]“用什么方法对现代调查材料进行综合或分类，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24]革命以前的“自治局统计学家”中，在统计方法上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即“动态研究”学派与“预算研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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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研究”方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发展、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动性增加的情况下被介绍到俄国来的。它反对“通过一个静止镜头来观察芭蕾舞”，即反对不考虑发展趋势而仅通过对统计对象的一次孤立的调查而得出结论。这个学派在俄国的代表、统计学家彻尔年科夫认为“甚至对同样地区抽出的同样标本进行两次连续的调查所作的研究，也肯定隐藏着许多社会经济的变动”，“现在需要的是一次重新研究，这一研究特别要回到最初研究过的每一个农户标本，以便用统计学表现出变化的整体。这样的分析能使人发现本质的变化，即各阶层农户通过分家、兼并、破产而变动的比例，从而抓住这些阶层社会经济变动性的方向”。[125]由于这种连续调查在技术上的困难，所以传统上“动态研究”的统计范围一般只限于比较容易计算的“自然指标”，即农户的土地占有、播种面积、马匹、乳牛数量、家庭人口、劳动力、雇工天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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