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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研究”学派与“预算研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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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20世纪20年代对农村分化问题进行的统计经济学讨论，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进行的：一是确定农村分化程度的标准是什么，究竟如何建立一整套符合实际的统计学指标以划分农户的阶级成分；二是农村分化的程度究竟有多高，资本主义成分与“富农危险”究竟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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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先谈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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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运用统计分析手段揭示农村社会发展的本质，是革命前就已存在的老问题。列宁曾指出：“统计工作不是把数字随便填到几个格格里去，而应当是用数字来说明所研究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充分呈现出来或正在呈现出来的各种社会类型。”[123]“用什么方法对现代调查材料进行综合或分类，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24]革命以前的“自治局统计学家”中，在统计方法上基本上可以分为两派，即“动态研究”学派与“预算研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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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研究”方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发展、农村社会经济的变动性增加的情况下被介绍到俄国来的。它反对“通过一个静止镜头来观察芭蕾舞”，即反对不考虑发展趋势而仅通过对统计对象的一次孤立的调查而得出结论。这个学派在俄国的代表、统计学家彻尔年科夫认为“甚至对同样地区抽出的同样标本进行两次连续的调查所作的研究，也肯定隐藏着许多社会经济的变动”，“现在需要的是一次重新研究，这一研究特别要回到最初研究过的每一个农户标本，以便用统计学表现出变化的整体。这样的分析能使人发现本质的变化，即各阶层农户通过分家、兼并、破产而变动的比例，从而抓住这些阶层社会经济变动性的方向”。[125]由于这种连续调查在技术上的困难，所以传统上“动态研究”的统计范围一般只限于比较容易计算的“自然指标”，即农户的土地占有、播种面积、马匹、乳牛数量、家庭人口、劳动力、雇工天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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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研究”方法的基本模式是由在1887-1891年间任职于沃龙涅什自治局的自由派民粹主义统计学家舍尔比纳建立的。舍尔比纳自称他应用的是“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的理论”，但实际上这一方法是从西欧的统计学家（F. 勒—普莱等）那里借来的。[126]它把农户作为一个生产—消费单位，主要通过农户在一个农业年度内的收支预算进行投入—产出分析，把农户分成按生产类型、消费类型、收入、积累等数额排列的不同“阶层”。与“动态研究”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主要是一种静态研究，而且统计的对象主要不是土地、人口、牛、马等“自然指标”，而是收入中的不同来源、支出中的不同项目以及资本投入率、商品率、积累率、资金周转率等一系列“预算指标”。由于这种统计在技术上比较复杂，因此它很难作大规模普查之用，而更多地采取典型分析与抽样统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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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两个统计学派的区分是相对的，“预算研究”的专家们并不绝对排斥对“自然指标”进行动态调查，反过来说也一样。而且应该说，作为一种统计方法，以上两个流派是各有千秋的。这些方法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也可以为不同的阶级服务，而不仅仅是某一阶级的专利品。但在革命前的特定条件下，一方面由于以舍尔比纳为代表的一批“预算研究”专家们打着“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的旗号，贩卖自由派民粹主义的货色，他们在收支调查中专找“中等农户”作为典型，滥用“平均数”概念，以所谓“平均的需求规律”来对抗“一切认为农民分化的‘错误思想’”，得出当时农民“满足的不是最低需要而是中等水平的需要”等一系列谬论，受到列宁与其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严厉批判；另一方面革命前土地、耕畜、乳牛等生产资料在农民中的占有严重不均，农民的分化在这些“自然指标”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一般地说，当时包括列宁在内的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倾向于“动态研究”而反对“预算研究”。[127]列宁曾指出：预算研究的结果几乎总是说明中等以上农民的情况，从而美化了现实。“其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收支表’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以收支稍微平衡的农户为前提的，而这样的农户在贫苦户中间是不容易找到的”。[128]列宁在一系列著作中都主张用土地占有、播种面积、商业性作物播种面积、耕畜占有、作坊占有等“自然指标”来划分农户中的阶层。[129]革命前“自治局统计学家”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如赫利亚谢娃1911年在图拉州的统计研究，就以播种地与耕畜作为主要指标，加上家庭劳动、乳牛拥有量与份地面积三个辅助指标来划分农户；[130]巴什金1913年在萨马拉的调查则包括雇佣劳动的使用、播种地面积、企业（作坊）拥有状况与非农业收入（唯一的“预算指标”），他用这些指标把农民划分为五个阶级：1. 企业家，2. 部分剥削者，3. 家庭农场，4. 商人与技术生产者，5. 穷人与无产者。[131]克尼波维奇的《关于俄国农民分化问题》（1912年）一书则主要以耕畜、播种地为划分农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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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代，“动态研究”与“预算研究”仍然是统计学中的两个主要流派。由于上面说过的历史原因，“动态研究”在当时的苏维埃农村统计中仍然是占主导地位的方法。由波波夫主编的《1917年和1919年农民经济的分化》与赫利亚谢娃的专著《农民的集团与阶级》（莫斯科，1926年）都是以播种地、马、牛和农具的占有作为主要的统计指标的。所不同的是，前者除了上述指标外，还突出了余粮储备这一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被提到首要地位的统计项目；而后者则突出了1922年后发展起来的雇工人数与租地面积指标。[132]中央统计局在1927年以前历年发表的统计年鉴也大都使用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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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时候农村社会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私人土地所有制被取缔了，土地占有权被频繁地在农村中进行重分，富裕农户的“剩余马匹”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大量被军队征用等等，这一系列变化使得革命前的统计方法变得越来越不能适应。以播种地与马匹划分等级的做法被认为有可能掩盖了分化，而另一方面，历来被视为分化的最明显标志的雇工、租佃指标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况，绝大部分租佃关系与半数的雇工关系发生在中贫农之间，许多人既出租又租人土地，既是雇工又是雇主，既剥削他人也被他人剥削。此外，在1922-1925年间与1927-1929年间，生产资料（耕畜与机器）租赁是农村中重要的剥削关系，而这种租赁常以富裕农民携带生产资料“受雇”于贫农并领取“工资”的方式进行，这种情况下雇佣关系的“自然指标”与实际剥削关系是截然相反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统计中不得不加上许多附加条件与说明，以致“动态研究”变得越来越复杂。在1926年全苏统计学家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份统计报告，用12种分类法把被调查的农户分成了多达45个集团！[133]如此烦琐的统计在“证实”农村“严重的”分化方面完全起的是相反的作用，以至于许多人怀疑这种统计的价值。如乌拉尔的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在给大会的信中就指出：在目前的农村“区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适合统计学特征是完全缺乏的”。[134]就连“动态研究”的代表人物赫利亚谢娃本人后来也对此产生了怀疑，她认为这些统计中充满了“主观的、假设的和人为的成分”，计算标准是“随随便便的”。[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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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统计学家企图通过“预算研究”方法找出路，建立新的统计系统。以克里茨曼为首的共产主义科学院土地研究所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克里茨曼认为，按自然指标分类与农民的实际阶级划分不相符。[136]在1926年的大会上，他对中央统计局使用的计算方法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主张对农民经济进行重新研究，以便在那些“被不正确地确定了（成分）的”“伪中农”，亦即占农户中大多数的“既不是雇佣劳动者又不是雇主，通常被认为是‘中农’的人”中间发现新的阶级对立。在这一派的推动下，1927年初全苏统计会议提出了“局部地从自然指标转向价值指数指标”的建议。[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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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茨曼对“动态研究”的批评很有道理，但他极力要在中农当中寻找“秘密资本主义”和“虚数经济”，显然有“左”的偏见。为此，他除了主张以农户“预算收入”中剥削雇佣劳动所得为据外，还提出以货币计算的不同类型的“资本投入”为内容的农户“实力”作为划分阶级的重要指标。[138]而这个“实力”指标外延很不确定，这样划分出的“富农”就不免有扩大化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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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以克里茨曼为首的一些统计学家出版了一部大型专著，主要使用三个指标对农户进行分类，即1. 播种地，2. 家庭的“实力”，它由耕畜、耕作设备的数量与使用类型（自用、出租等等）通过综合计算来确定，是一个以“资本投入”为主的预算指标，3. 剥削雇佣劳动的所得。[139]显然这是一个以“预算研究”为主的新体系。但是克里茨曼等人并未进行独立的田野调查，他们使用的资料是从中央统计局与其他单位公布的“自然指标”中辗转推算的，说服力不强。同年，与克里茨曼观点相近的另一位共产主义科学院土地研究所的学者盖斯特尔开始进行自己的田野调查，并根据所得的资料写成《苏维埃农村的分化》一书，在书中农民家庭被用资本和以货币支付的收入来划分为阶级。但是以赫利亚谢娃为首的另一派统计学家很快也提出了反驳，他们指出：在一个处于半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社会要确立以货币来表示的预算指标，有不容忽视的困难，并对那种不理睬土地占有等“自然指标”，因之也就不理睬国际法则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定义的严格解释的阶级分析方法表示极大的怀疑。[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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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20年代的统计学争论中，无论是“动态研究”学派还是“预算研究”学派，在强调当时农村“严重的”资本主义分化方面都遇到了困难，而在证实当时农村的“中农化”方面，这两种统计方法都被证明是有效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对立空前地“简单化”了。尽管现代资本主义农村的社会关系远比当年马克思、恩格斯预想的更加繁复，但“简单化”的原理作为一种基本趋势并没有过时。因此，20世纪20年代困扰苏联统计学家的那些复杂的现象本身表明，过高地估计农村分化的程度与资本主义的“富农危险”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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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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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的统计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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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整个20世纪20年代统计学界关于“动态研究”与“预算研究”的争鸣一直在进行，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从技术上来说这些统计方法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优点，也都有局限性。因此在20年代后半期，试图结合这两种方法而建立新的统计学方法体系，以实事求是地对农村分化作出评价，已成为许多统计经济学家的目标。在这方面，涅姆钦诺夫的成就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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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院士、苏联数理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弗·斯·涅姆钦诺夫在20年代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出生于1894年，十月革命时才从大学毕业，此后一直从事农村统计工作，1926年成为乌拉尔一个地区统计部门的负责人。针对当时统计工作中的问题，他认为在苏维埃条件下，不应该按富裕程度来划分农村阶级。“收入数量不能判定经济的阶级属性”，经济实力强的农户未必就是富农，经济实力弱的也未必就是农村无产阶级。统计工作“注意的中心应该是农村中的生产关系”。[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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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也反对那种简单化地在农村寻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做法。他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不同的经济成分常共存于一个农户经济单位之中，在这样的农户里可能既有“企业家”（资产阶级）成分，又有“依附的”（被剥削的）成分，还有“独立的”成分，应该用百分比方法来确定同一农户中各种成分的性质。[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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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反对统计中的烦琐哲学，主张精简统计项目，并把“动态研究”与“预算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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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他把以前在农村分化研究中使用过或提出过的十一套农户分类标准进行对比研究，形成了一套以资本投入分析为主的分类指标体系。所谓资本投入，是指在一个农业年度中折算成货币的投入生产运行的生产手段价值总额。它包括（A）土地，由当地现行货币地租额×面积来表示，（B）固定资产投入，包括农业技术装备与活资本（牲畜）的价值总额，（C）流动资产投入，包括种子、饲料等的价值，（D）劳动，由当地现行工价×工时来表示。一个农户如果仅仅把自己的全部土地、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与劳动投入自己的经济，他就是标准的独立农户。如果他还租人一些土地，出租、出借一些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或雇入劳动力，那么他的经济中就有了“企业家的”亦即剥削的成分；在相反的情形下，他则具有“依附的”亦即被剥削的成分。农户的资本投入状况可综合如下表：[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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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投入中，e+f+g+h=独立经济成分，a+d+j+k=企业家成分（剥削成分），b+c+i+l=依附成分（被剥削成分）。然后根据下式确定农户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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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乌拉尔地区一户典型的“富农”为例，他的资本投入状况如下表：[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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