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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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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的统计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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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整个20世纪20年代统计学界关于“动态研究”与“预算研究”的争鸣一直在进行，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从技术上来说这些统计方法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优点，也都有局限性。因此在20年代后半期，试图结合这两种方法而建立新的统计学方法体系，以实事求是地对农村分化作出评价，已成为许多统计经济学家的目标。在这方面，涅姆钦诺夫的成就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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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院士、苏联数理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弗·斯·涅姆钦诺夫在20年代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出生于1894年，十月革命时才从大学毕业，此后一直从事农村统计工作，1926年成为乌拉尔一个地区统计部门的负责人。针对当时统计工作中的问题，他认为在苏维埃条件下，不应该按富裕程度来划分农村阶级。“收入数量不能判定经济的阶级属性”，经济实力强的农户未必就是富农，经济实力弱的也未必就是农村无产阶级。统计工作“注意的中心应该是农村中的生产关系”。[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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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也反对那种简单化地在农村寻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做法。他认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不同的经济成分常共存于一个农户经济单位之中，在这样的农户里可能既有“企业家”（资产阶级）成分，又有“依附的”（被剥削的）成分，还有“独立的”成分，应该用百分比方法来确定同一农户中各种成分的性质。[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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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反对统计中的烦琐哲学，主张精简统计项目，并把“动态研究”与“预算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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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他把以前在农村分化研究中使用过或提出过的十一套农户分类标准进行对比研究，形成了一套以资本投入分析为主的分类指标体系。所谓资本投入，是指在一个农业年度中折算成货币的投入生产运行的生产手段价值总额。它包括（A）土地，由当地现行货币地租额×面积来表示，（B）固定资产投入，包括农业技术装备与活资本（牲畜）的价值总额，（C）流动资产投入，包括种子、饲料等的价值，（D）劳动，由当地现行工价×工时来表示。一个农户如果仅仅把自己的全部土地、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与劳动投入自己的经济，他就是标准的独立农户。如果他还租人一些土地，出租、出借一些固定资产与流动资产或雇入劳动力，那么他的经济中就有了“企业家的”亦即剥削的成分；在相反的情形下，他则具有“依附的”亦即被剥削的成分。农户的资本投入状况可综合如下表：[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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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投入中，e+f+g+h=独立经济成分，a+d+j+k=企业家成分（剥削成分），b+c+i+l=依附成分（被剥削成分）。然后根据下式确定农户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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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乌拉尔地区一户典型的“富农”为例，他的资本投入状况如下表：[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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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户“富农”的总投入1381.25卢布中，企业家成分为a+d+j+k=413.75卢布，依附成分为b+c+i+l=31.35卢布，代入上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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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这户农民的经济中有27.7%的企业家成分或富农成分。此外，对于经商与其他类似的非农业活动，涅姆钦诺夫认为应该将其投入归到企业家成分中。[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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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涅姆钦诺夫的研究并不是没有缺陷的，例如他把所有的非农业投入（包括资本与劳动在内）都算作“企业家成分”，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列宁早就批判过“自治局统计学家”们把农民在农业以外的一切经济活动都算作“副业”，建筑工人与作坊主都算作“从事副业者”这样一种反科学的统计方法。[146]其次，土地租佃在当时是与资本主义剥削密切相关的一个现象，它为富裕农民扩大经营与剥削规模创造了前提，但土地租佃本身在当时并不是剥削。当时那种贫农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租佃关系与革命前农民租地主土地而交付地租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仅仅通过这种租佃关系富农不可能占有贫农的剩余劳动。当然，当时普遍存在着贫苦农民把自己的份地出租而自己去出卖劳动力，富农则在租地上从事雇工剥削的现象，但这种剥削关系已在D项即“劳动投入”指标中予以统计，如果在A项中又予重复计算，无疑是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比重。更何况当时大部分租佃关系发生在中、贫农之间，就更谈不上什么“企业家的”性质了。最后，这种统计方法与一般的“预算研究”一样，在技术上十分复杂，也很难用于大范围的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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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涅姆钦诺夫还注意到，农户经济的性质不仅取决于一些微观数据，还取决于宏观的“社会历史关系制度”。所谓“独立的”“依附的”这些概念，在不同的宏观结构（“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社会主义的”）中具有不同的性质。用今天的话来说，同样是“独立”经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宗法农民、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民小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个体户，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对“企业家”或“依附的”经济来说同样如此。但是涅姆钦诺夫又认为，区分这些“社会历史关系”与“结构”的统计指标还未找到，因此上述观点“暂时”还不能在统计中反映出来。他自己提出的指标体系，同样存在这个问题。[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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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以上缺点，涅姆钦诺夫的成就在20年代关于农村分化的统计研究中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打破了那种单纯从土地、马、牛的多少，收入的高低乃至纳税的多少，选举权的有无，余粮的数量等来划分阶级的简单做法，从承认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的“中农化”与多种经济成分常常共存于一个农户之中的复杂的现实出发，运用马列主义关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位置以及由此而来的剥削关系决定人们的阶级划分的原理，总结前人的统计研究成果，以一个农户中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为主要依据来确定其阶级性质，从而有可能把估计性的定性分析转化成为精确的定量分析，以便对整个农村阶级分化的宏观进程与某一个农户的具体阶级属性进行客观的、科学的考察。他的研究在统计方法与方法论上的意义，是应予充分估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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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涅姆钦诺夫提出农户经济类型的性质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和社会历史关系，不能孤立地看待。这显然是针对那种在商品货币关系极不发达的农村大找“资本主义”，而对自然经济下的宗法关系漠然置之的倾向而发的。尽管他未能从统计学角度具体地解决这一问题，但仍不失为他的经济思想中最有价值的见解之一，今天仍能给人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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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6年间，涅姆钦诺夫用上述指标统计了乌拉尔地区一个有代表性的农村——特洛伊茨基区——835个农户的状况。结果是：在1925年，依附成分大于50%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70%；依附成分在15%~50%的农户占13.05%；依附成分为2.5%~15%间的农户占9.70%。独立农户（依附成分或企业家成分均在2.5%以下）占52.93%；企业家成分在2.5%~15%间的农户占12.10%；企业家成分在15%以上的，仅占农户总数的2.5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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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最后一部分农户中，还有不少军属、缺乏劳力户或类似于我国土改时所谓“小土地出租”那样的人，他们的生产规模与收入水平均在中等或中等以下。为此，涅姆钦诺夫又按“动态研究”的要求，以“自然指标”把所有被调查农户分为上、中、下三个类型。他认为，只有经济状况属中等以上而企业家成分即剥削成分也在15%以上的农户，才应归入富农的范畴。这样的人家共有8户，仅占全部被调查农户的0.96%，在全部92户富裕户中，也只占8.7%。而全区最富的5户农户（年投入资本2000卢布以上）经济中的企业家成分平均只有12.3%，[149]尚达不到他所规定的富农标准。可见，新经济政策下农民致富主要是靠劳动，而不是靠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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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趋势来说，1924年与1925年的动态跟踪调查表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完全封闭式的独立农户从53.85%减至52.93%，而包含少量企业家或依附经济成分的农户增多，企业家成分在2.5%~15%间的农户从9.27%增至12.10%，依附成分为15%~50%的农户从11.80%增至13.05%。但值得注意的是：高依附成分与高企业家成分的农户反而减少了，依附成分为50%以上的农户，从9.82%降至9.70%，而企业家成分为15%以上的农户，更从3.94%减至2.52%，即减少约3/8。这表明，新经济政策下所谓“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打破了农村宗法式的封闭状态，农户间的经济往来增加，但真正的资产者或无产者农户并未增多，反而减少了。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中等阶层分化为贫、富两极的模式相反，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农民就经济类型而言是“中农化”。就经济水平而言则在逐渐富裕化。以资本有机构成——折为工资的农民投入与固定资产比率来看，从1924-1925年，1卢布工资摊到固定资产额在30戈比以上的农户增加了（其中，31~50戈比的从占总农户19.14%上升为19.52%，50~100戈比的从30.38%上升为31.61%，100戈比以上的从23.80%上升为30.06%），而以下的农户则明显减少（其中，10戈比以上者由6.70%降至4.67%，11~20戈比者由9.57%降至6.71%，21~30戈比者由10.41%降至7.43%），整个这一地区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平均由0.67%上升为0.8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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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当时苏联农村资本主义成分与阶级分化状况的实例。他所调查的农户虽然只限于一个区，但乌拉尔地区一般认为在全俄农村中资本主义分化程度低于北高加索、下伏尔加与西西伯利亚等地，而高于西北、中央工业区与中央黑土区，处于中等水平。因此这个实例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从这个分析中我们看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确有发展，但并没有许多人设想的那样严重。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在15%以上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2.5%，其中真正的富农还不到1%。这比当时苏联主要领导人一般估计的3%~5%要少得多，比“左”倾反对派声称富农已占10%~14%，构成“严重危险”的说法更差得远。当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与其说威胁了社会主义，不如说威胁了农村自然经济的宗法传统，这完全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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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为“富农”成分规定的标准是否太严，以致掩盖了当时农村的资本主义成分？这一问题涉及道德、历史、政策等方面的复杂因素，是难以回答的。但我们可以作个比较：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关于富农成分的规定，在土地革命时期为剥削收入占总收入15%以上者，在建国前后的土改中规定为25%以上者。[151]后一规定比涅姆钦诺夫的标准严得多，前一规定从百分比上来说与涅姆钦诺夫的标准（总投入中“企业家成分”占15%以上）恰好一样。但在投入—产出系数为一个定值的情况下，由于“独立成分”的产出全部转化为总收入，而“企业家成分”的产出只有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总收入，所以总投入中资本主义成分达15%的农户其总收入中资本主义剥削所得将低于15%。更何况如前所述，涅姆钦诺夫在租佃与非农业投入问题上都有夸大“企业家成分”的倾向。因此可以说，根据涅姆钦诺夫的标准确定的富农范围仍比我国读者所了解的富农范围大得多，很难把这样的标准判定为掩饰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