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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投入中，e+f+g+h=独立经济成分，a+d+j+k=企业家成分（剥削成分），b+c+i+l=依附成分（被剥削成分）。然后根据下式确定农户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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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乌拉尔地区一户典型的“富农”为例，他的资本投入状况如下表：[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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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户“富农”的总投入1381.25卢布中，企业家成分为a+d+j+k=413.75卢布，依附成分为b+c+i+l=31.35卢布，代入上式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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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这户农民的经济中有27.7%的企业家成分或富农成分。此外，对于经商与其他类似的非农业活动，涅姆钦诺夫认为应该将其投入归到企业家成分中。[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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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涅姆钦诺夫的研究并不是没有缺陷的，例如他把所有的非农业投入（包括资本与劳动在内）都算作“企业家成分”，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列宁早就批判过“自治局统计学家”们把农民在农业以外的一切经济活动都算作“副业”，建筑工人与作坊主都算作“从事副业者”这样一种反科学的统计方法。[146]其次，土地租佃在当时是与资本主义剥削密切相关的一个现象，它为富裕农民扩大经营与剥削规模创造了前提，但土地租佃本身在当时并不是剥削。当时那种贫农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租佃关系与革命前农民租地主土地而交付地租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仅仅通过这种租佃关系富农不可能占有贫农的剩余劳动。当然，当时普遍存在着贫苦农民把自己的份地出租而自己去出卖劳动力，富农则在租地上从事雇工剥削的现象，但这种剥削关系已在D项即“劳动投入”指标中予以统计，如果在A项中又予重复计算，无疑是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比重。更何况当时大部分租佃关系发生在中、贫农之间，就更谈不上什么“企业家的”性质了。最后，这种统计方法与一般的“预算研究”一样，在技术上十分复杂，也很难用于大范围的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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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涅姆钦诺夫还注意到，农户经济的性质不仅取决于一些微观数据，还取决于宏观的“社会历史关系制度”。所谓“独立的”“依附的”这些概念，在不同的宏观结构（“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社会主义的”）中具有不同的性质。用今天的话来说，同样是“独立”经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宗法农民、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农民小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个体户，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对“企业家”或“依附的”经济来说同样如此。但是涅姆钦诺夫又认为，区分这些“社会历史关系”与“结构”的统计指标还未找到，因此上述观点“暂时”还不能在统计中反映出来。他自己提出的指标体系，同样存在这个问题。[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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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以上缺点，涅姆钦诺夫的成就在20年代关于农村分化的统计研究中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他打破了那种单纯从土地、马、牛的多少，收入的高低乃至纳税的多少，选举权的有无，余粮的数量等来划分阶级的简单做法，从承认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的“中农化”与多种经济成分常常共存于一个农户之中的复杂的现实出发，运用马列主义关于人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不同位置以及由此而来的剥削关系决定人们的阶级划分的原理，总结前人的统计研究成果，以一个农户中各种经济成分的比重为主要依据来确定其阶级性质，从而有可能把估计性的定性分析转化成为精确的定量分析，以便对整个农村阶级分化的宏观进程与某一个农户的具体阶级属性进行客观的、科学的考察。他的研究在统计方法与方法论上的意义，是应予充分估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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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涅姆钦诺夫提出农户经济类型的性质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和社会历史关系，不能孤立地看待。这显然是针对那种在商品货币关系极不发达的农村大找“资本主义”，而对自然经济下的宗法关系漠然置之的倾向而发的。尽管他未能从统计学角度具体地解决这一问题，但仍不失为他的经济思想中最有价值的见解之一，今天仍能给人以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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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1926年间，涅姆钦诺夫用上述指标统计了乌拉尔地区一个有代表性的农村——特洛伊茨基区——835个农户的状况。结果是：在1925年，依附成分大于50%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9.70%；依附成分在15%~50%的农户占13.05%；依附成分为2.5%~15%间的农户占9.70%。独立农户（依附成分或企业家成分均在2.5%以下）占52.93%；企业家成分在2.5%~15%间的农户占12.10%；企业家成分在15%以上的，仅占农户总数的2.5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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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最后一部分农户中，还有不少军属、缺乏劳力户或类似于我国土改时所谓“小土地出租”那样的人，他们的生产规模与收入水平均在中等或中等以下。为此，涅姆钦诺夫又按“动态研究”的要求，以“自然指标”把所有被调查农户分为上、中、下三个类型。他认为，只有经济状况属中等以上而企业家成分即剥削成分也在15%以上的农户，才应归入富农的范畴。这样的人家共有8户，仅占全部被调查农户的0.96%，在全部92户富裕户中，也只占8.7%。而全区最富的5户农户（年投入资本2000卢布以上）经济中的企业家成分平均只有12.3%，[149]尚达不到他所规定的富农标准。可见，新经济政策下农民致富主要是靠劳动，而不是靠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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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趋势来说，1924年与1925年的动态跟踪调查表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完全封闭式的独立农户从53.85%减至52.93%，而包含少量企业家或依附经济成分的农户增多，企业家成分在2.5%~15%间的农户从9.27%增至12.10%，依附成分为15%~50%的农户从11.80%增至13.05%。但值得注意的是：高依附成分与高企业家成分的农户反而减少了，依附成分为50%以上的农户，从9.82%降至9.70%，而企业家成分为15%以上的农户，更从3.94%减至2.52%，即减少约3/8。这表明，新经济政策下所谓“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打破了农村宗法式的封闭状态，农户间的经济往来增加，但真正的资产者或无产者农户并未增多，反而减少了。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中等阶层分化为贫、富两极的模式相反，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农民就经济类型而言是“中农化”。就经济水平而言则在逐渐富裕化。以资本有机构成——折为工资的农民投入与固定资产比率来看，从1924-1925年，1卢布工资摊到固定资产额在30戈比以上的农户增加了（其中，31~50戈比的从占总农户19.14%上升为19.52%，50~100戈比的从30.38%上升为31.61%，100戈比以上的从23.80%上升为30.06%），而以下的农户则明显减少（其中，10戈比以上者由6.70%降至4.67%，11~20戈比者由9.57%降至6.71%，21~30戈比者由10.41%降至7.43%），整个这一地区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平均由0.67%上升为0.8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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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当时苏联农村资本主义成分与阶级分化状况的实例。他所调查的农户虽然只限于一个区，但乌拉尔地区一般认为在全俄农村中资本主义分化程度低于北高加索、下伏尔加与西西伯利亚等地，而高于西北、中央工业区与中央黑土区，处于中等水平。因此这个实例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从这个分析中我们看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确有发展，但并没有许多人设想的那样严重。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在15%以上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2.5%，其中真正的富农还不到1%。这比当时苏联主要领导人一般估计的3%~5%要少得多，比“左”倾反对派声称富农已占10%~14%，构成“严重危险”的说法更差得远。当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与其说威胁了社会主义，不如说威胁了农村自然经济的宗法传统，这完全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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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为“富农”成分规定的标准是否太严，以致掩盖了当时农村的资本主义成分？这一问题涉及道德、历史、政策等方面的复杂因素，是难以回答的。但我们可以作个比较：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关于富农成分的规定，在土地革命时期为剥削收入占总收入15%以上者，在建国前后的土改中规定为25%以上者。[151]后一规定比涅姆钦诺夫的标准严得多，前一规定从百分比上来说与涅姆钦诺夫的标准（总投入中“企业家成分”占15%以上）恰好一样。但在投入—产出系数为一个定值的情况下，由于“独立成分”的产出全部转化为总收入，而“企业家成分”的产出只有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总收入，所以总投入中资本主义成分达15%的农户其总收入中资本主义剥削所得将低于15%。更何况如前所述，涅姆钦诺夫在租佃与非农业投入问题上都有夸大“企业家成分”的倾向。因此可以说，根据涅姆钦诺夫的标准确定的富农范围仍比我国读者所了解的富农范围大得多，很难把这样的标准判定为掩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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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苏联党内斗争激烈，加上不久后就爆发了粮食危机与征购运动中实行“非常措施”，乃至此后的一系列“大转变”，涅姆钦诺夫的研究并未引起苏联领导人的注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基本政策没有产生什么作用，但在学术界却引起很大反响。1927年初他向全苏统计学家代表大会提交了两份统计纲领，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次年他被推选为苏联农业科学院统计主任。据说此后他曾主持过1927-1928年度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但后来赶上“全盘集体化”，统计资料未能发表。[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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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涅姆钦诺夫外，20年代下半期其他一些统计学家也采用了综合统计指标。一贯以“动态研究”为主的中央统计局，1929年出版的《1928年苏联统计手册》也与此前的同类统计年鉴不同，在农村分化的统计中大量增加了预算指标，而且为此进行的预算调查（涉及65万农户，而上一年度只有9000户）规模超过了动态调查（涉及61万农户），农户分类的基本标准也由1927年年鉴的按播种地分类[153]改为按生产资料总值分类。这些统计研究关于农村阶级构成的数字基本上与当时苏联主要领导人的估计相符合，例如“富农”户为3.9%，等等，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由于划定“富农”的标准较宽，而在农村分化程度的主要指标方面，这些统计与涅姆钦诺夫的研究结果基本是一致的。[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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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化问题，早在革命前就成为统计研究的重要对象，20年代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对农村分化的统计研究更盛极一时，统计方法由“动态研究”、“预算研究”而向综合性的统计研究发展，留下了丰富的科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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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20年代的统计研究看来，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村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并未构成严重威胁，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于一个农户之中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就是在所谓“富农”中，资本主义成分所占比重也是不大的。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新经济政策下的苏联社会，正确评价苏联的党内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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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关于农村分化的统计研究主要是学术性的，事实上苏联从未进行过严格的阶级成分划定工作，涅姆钦诺夫指出他调查的800多农户中有8户是富农，但实际上是否只有那8户被按“富农”对待，那是谁也无法断定的。一般地说，当时统计研究对党政领导方针影响很小，这无论对于统计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是对苏联政治经济总方针的判定来说都是个严重缺陷，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政策性失误与在统计学界严重的肃反扩大化，都与此直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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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联统计经济学家的劳动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它不仅为我们今天研究苏联经济史提供了方便，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统计经济学求实的与科学的传统影响下，产生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活跃的“数理经济学派”，当年的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阿·魏恩斯坦等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个学派抨击苏联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僵化的、机械的、呆板的体制，在所有时候与所有环节，它都被全部是预先下达的指令性指标从头到脚整个地束缚起来”。他们主张改革，认为“一个头到脚束缚得如此厉害的经济体制，将阻碍社会与技术的进步，并迟早将在经济生活实际进程的压力下走向崩溃”。[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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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我们现在讨论苏联20年代的统计学论战，其意义难道仅限于历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