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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趋势来说，1924年与1925年的动态跟踪调查表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完全封闭式的独立农户从53.85%减至52.93%，而包含少量企业家或依附经济成分的农户增多，企业家成分在2.5%~15%间的农户从9.27%增至12.10%，依附成分为15%~50%的农户从11.80%增至13.05%。但值得注意的是：高依附成分与高企业家成分的农户反而减少了，依附成分为50%以上的农户，从9.82%降至9.70%，而企业家成分为15%以上的农户，更从3.94%减至2.52%，即减少约3/8。这表明，新经济政策下所谓“资本主义”的发展，只是打破了农村宗法式的封闭状态，农户间的经济往来增加，但真正的资产者或无产者农户并未增多，反而减少了。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中等阶层分化为贫、富两极的模式相反，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农民就经济类型而言是“中农化”。就经济水平而言则在逐渐富裕化。以资本有机构成——折为工资的农民投入与固定资产比率来看，从1924-1925年，1卢布工资摊到固定资产额在30戈比以上的农户增加了（其中，31~50戈比的从占总农户19.14%上升为19.52%，50~100戈比的从30.38%上升为31.61%，100戈比以上的从23.80%上升为30.06%），而以下的农户则明显减少（其中，10戈比以上者由6.70%降至4.67%，11~20戈比者由9.57%降至6.71%，21~30戈比者由10.41%降至7.43%），整个这一地区农业资本有机构成平均由0.67%上升为0.8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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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当时苏联农村资本主义成分与阶级分化状况的实例。他所调查的农户虽然只限于一个区，但乌拉尔地区一般认为在全俄农村中资本主义分化程度低于北高加索、下伏尔加与西西伯利亚等地，而高于西北、中央工业区与中央黑土区，处于中等水平。因此这个实例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的。从这个分析中我们看到，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确有发展，但并没有许多人设想的那样严重。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在15%以上的农户只占农户总数的2.5%，其中真正的富农还不到1%。这比当时苏联主要领导人一般估计的3%~5%要少得多，比“左”倾反对派声称富农已占10%~14%，构成“严重危险”的说法更差得远。当时的商品货币关系与其说威胁了社会主义，不如说威胁了农村自然经济的宗法传统，这完全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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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钦诺夫为“富农”成分规定的标准是否太严，以致掩盖了当时农村的资本主义成分？这一问题涉及道德、历史、政策等方面的复杂因素，是难以回答的。但我们可以作个比较：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关于富农成分的规定，在土地革命时期为剥削收入占总收入15%以上者，在建国前后的土改中规定为25%以上者。[151]后一规定比涅姆钦诺夫的标准严得多，前一规定从百分比上来说与涅姆钦诺夫的标准（总投入中“企业家成分”占15%以上）恰好一样。但在投入—产出系数为一个定值的情况下，由于“独立成分”的产出全部转化为总收入，而“企业家成分”的产出只有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总收入，所以总投入中资本主义成分达15%的农户其总收入中资本主义剥削所得将低于15%。更何况如前所述，涅姆钦诺夫在租佃与非农业投入问题上都有夸大“企业家成分”的倾向。因此可以说，根据涅姆钦诺夫的标准确定的富农范围仍比我国读者所了解的富农范围大得多，很难把这样的标准判定为掩饰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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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时苏联党内斗争激烈，加上不久后就爆发了粮食危机与征购运动中实行“非常措施”，乃至此后的一系列“大转变”，涅姆钦诺夫的研究并未引起苏联领导人的注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基本政策没有产生什么作用，但在学术界却引起很大反响。1927年初他向全苏统计学家代表大会提交了两份统计纲领，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思想，次年他被推选为苏联农业科学院统计主任。据说此后他曾主持过1927-1928年度的大规模田野调查，但后来赶上“全盘集体化”，统计资料未能发表。[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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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涅姆钦诺夫外，20年代下半期其他一些统计学家也采用了综合统计指标。一贯以“动态研究”为主的中央统计局，1929年出版的《1928年苏联统计手册》也与此前的同类统计年鉴不同，在农村分化的统计中大量增加了预算指标，而且为此进行的预算调查（涉及65万农户，而上一年度只有9000户）规模超过了动态调查（涉及61万农户），农户分类的基本标准也由1927年年鉴的按播种地分类[153]改为按生产资料总值分类。这些统计研究关于农村阶级构成的数字基本上与当时苏联主要领导人的估计相符合，例如“富农”户为3.9%，等等，但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由于划定“富农”的标准较宽，而在农村分化程度的主要指标方面，这些统计与涅姆钦诺夫的研究结果基本是一致的。[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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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农村的资本主义分化问题，早在革命前就成为统计研究的重要对象，20年代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对农村分化的统计研究更盛极一时，统计方法由“动态研究”、“预算研究”而向综合性的统计研究发展，留下了丰富的科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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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20年代的统计研究看来，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村资本主义有一定发展，但并未构成严重威胁，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于一个农户之中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就是在所谓“富农”中，资本主义成分所占比重也是不大的。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新经济政策下的苏联社会，正确评价苏联的党内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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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关于农村分化的统计研究主要是学术性的，事实上苏联从未进行过严格的阶级成分划定工作，涅姆钦诺夫指出他调查的800多农户中有8户是富农，但实际上是否只有那8户被按“富农”对待，那是谁也无法断定的。一般地说，当时统计研究对党政领导方针影响很小，这无论对于统计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还是对苏联政治经济总方针的判定来说都是个严重缺陷，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政策性失误与在统计学界严重的肃反扩大化，都与此直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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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联统计经济学家的劳动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它不仅为我们今天研究苏联经济史提供了方便，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统计经济学求实的与科学的传统影响下，产生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活跃的“数理经济学派”，当年的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阿·魏恩斯坦等人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这个学派抨击苏联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僵化的、机械的、呆板的体制，在所有时候与所有环节，它都被全部是预先下达的指令性指标从头到脚整个地束缚起来”。他们主张改革，认为“一个头到脚束缚得如此厉害的经济体制，将阻碍社会与技术的进步，并迟早将在经济生活实际进程的压力下走向崩溃”。[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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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我们现在讨论苏联20年代的统计学论战，其意义难道仅限于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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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史林》1988年第1期，有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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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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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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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列宁全集》第1卷，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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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列宁全集》第28卷，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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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瑙姆·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计划和结果》，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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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列宁全集》第12卷，第3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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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参见泰奥多尔·萨宁：《农民资本主义测度，政治经济功能之计算》，见《丹尼尔·托涅纪念论文集》，伦敦，1980年，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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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泰奥多尔·萨宁：《农民资本主义测度，政治经济功能之计算》，第96页；苏俄中央统计局：《1928年统计手册》，莫斯科，1929年，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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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瑙姆·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计划和结果》，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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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列宁全集》第35卷，第4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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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卡尔：《一国社会主义》，麦克米伦公司，1968年，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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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列宁全集》第18卷，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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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列宁全集》第16卷，第424~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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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参见泰奥多尔·萨宁：《农民资本主义测度，政治经济功能之计算》，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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