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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涅姆钦诺夫选集》第1卷，第49~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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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涅姆钦诺夫选集》第1卷，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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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列宁全集》第3卷，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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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927年1月25日~2月3日全苏统计会议：关于农业统计部门》，中央统计局，1927年，第3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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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涅姆钦诺夫选集》第1卷，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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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涅姆钦诺夫选集》第1卷，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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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涅姆钦诺夫选集》第1卷，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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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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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泰奥多尔·萨宁：《农民资本主义测度，政治经济功能之计算》，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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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苏俄中央统计局：《1927年苏联统计手册》，莫斯科，1928年，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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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参见拙文《关于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经济”的若干问题》，见《史学集刊》，198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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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涅姆钦诺夫：《论进一步完善计划与经济问题》，莫斯科，1965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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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苏联1927-1928年度的粮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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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冬，正当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指导下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突然爆发了一场“粮食危机”，它引起苏联农业政策的急剧摆动，最终导致了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大转变”，并触发了革命后第三次，也是对苏联未来政治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一次党内斗争。说它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毫不夸张的。对这次危机，苏联党内各派作出了各自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这场争论最后以行政手段结束，但问题并未解决。正如斯大林在一年半后所言：对这次粮食危机，“很多人至今还不能解释”。[156]现在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历史将重新评价“斯大林模式”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粮食危机作为导致这一模式的原因之一，也应该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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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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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太少还是“求”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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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就是商品粮供不应求。那么，是农民“供”给国家的粮食少了呢，还是国家所“求”于农民的太多？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当时粮食危机被称为“收购危机”，苏联党政领导人一再强调“连续三年丰收”，据说在“第三次丰收”后，“采购到的粮食比上一年少1.28亿普特”，[157]对危机原因的种种解释都以农民有粮不卖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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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看来，这种说法是需要重新分析的。必须指出，在那个时期苏联的统计制度尚未健全，同一指标往往有若干个不同数字。我们把粮食危机前后几年的收购量的几组数字列举如下：[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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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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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统计数字的混乱，尤以与粮食危机关系最大的1926—1927、1927-1928两个年度最甚。正因为如此，苏联的一些权威性统计著作，如《1922-1972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莫斯科，1973年）、《苏联国民经济60年统计年鉴》（莫斯科，1979年）等在关于苏联谷物采购的逐年统计表中唯独此两年数字阙而不载。这给精确的研究造成了困难，但上表仍反映了如下事实：1. 在新经济政策后期，包括粮食危机爆发的1927年在内，粮食收购量是增长得相当快的（三年翻了一番多）。2. 以“危机”引起爆炸性反应的1927-1928年度与上一年度相比，各组数字互有长短。以同时记载这两年数字的D、E、G三组而论，这年的收购量略低于上年，但这个差额比起当年粮食减产的幅度，可以说是很小的，比起苏联粮食收购史上许多下降年份如1921-1922、1924-1925、1932-1933、1936-1937等年度来说更是微不足道。以这个收购量与上几年（而不仅仅是1926-1927年度）相比，仍不失为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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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粮食征购量是少了1.28亿普特。分析一下这个数字的使用场合是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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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斯大林说：“拿1927年底和1926年底比较，我们缺粮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159]中央全会决议中的措词[160]亦与此类似。这给人一种印象，即似乎1.28亿普特这个数字是1927年与1926年两年全年收购量的差额。长期以来，苏联、西方乃至我国的许多论著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表议论的。[161]而联共（布）中央的另一个决议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到去年12月底为止的头半年所收购的粮食比前一年少了12800万普特”。[162]还有一种说法是：“国家的粮食收购任务到1928年1月还有12800万普特没有完成。”[163]“1928年1月政府……收购到的粮食比维持城市人口的最低需要少二百万吨（按：‘二百万吨’即从1.28亿普特折算而来）。”[164]“国家1927年取得的粮食比预计的数量大约少200万吨”。[165]这里，1.28亿普特这个数字又成了实际收购量与预定计划、收购任务或“最低需要”间的差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