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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涅姆钦诺夫：《论进一步完善计划与经济问题》，莫斯科，1965年，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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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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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苏联1927-1928年度的粮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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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冬，正当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指导下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突然爆发了一场“粮食危机”，它引起苏联农业政策的急剧摆动，最终导致了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大转变”，并触发了革命后第三次，也是对苏联未来政治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一次党内斗争。说它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是毫不夸张的。对这次危机，苏联党内各派作出了各自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这场争论最后以行政手段结束，但问题并未解决。正如斯大林在一年半后所言：对这次粮食危机，“很多人至今还不能解释”。[156]现在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历史将重新评价“斯大林模式”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粮食危机作为导致这一模式的原因之一，也应该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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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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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太少还是“求”的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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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就是商品粮供不应求。那么，是农民“供”给国家的粮食少了呢，还是国家所“求”于农民的太多？这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当时粮食危机被称为“收购危机”，苏联党政领导人一再强调“连续三年丰收”，据说在“第三次丰收”后，“采购到的粮食比上一年少1.28亿普特”，[157]对危机原因的种种解释都以农民有粮不卖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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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看来，这种说法是需要重新分析的。必须指出，在那个时期苏联的统计制度尚未健全，同一指标往往有若干个不同数字。我们把粮食危机前后几年的收购量的几组数字列举如下：[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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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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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统计数字的混乱，尤以与粮食危机关系最大的1926—1927、1927-1928两个年度最甚。正因为如此，苏联的一些权威性统计著作，如《1922-1972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莫斯科，1973年）、《苏联国民经济60年统计年鉴》（莫斯科，1979年）等在关于苏联谷物采购的逐年统计表中唯独此两年数字阙而不载。这给精确的研究造成了困难，但上表仍反映了如下事实：1. 在新经济政策后期，包括粮食危机爆发的1927年在内，粮食收购量是增长得相当快的（三年翻了一番多）。2. 以“危机”引起爆炸性反应的1927-1928年度与上一年度相比，各组数字互有长短。以同时记载这两年数字的D、E、G三组而论，这年的收购量略低于上年，但这个差额比起当年粮食减产的幅度，可以说是很小的，比起苏联粮食收购史上许多下降年份如1921-1922、1924-1925、1932-1933、1936-1937等年度来说更是微不足道。以这个收购量与上几年（而不仅仅是1926-1927年度）相比，仍不失为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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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粮食征购量是少了1.28亿普特。分析一下这个数字的使用场合是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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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斯大林说：“拿1927年底和1926年底比较，我们缺粮一亿二千八百万普特。”[159]中央全会决议中的措词[160]亦与此类似。这给人一种印象，即似乎1.28亿普特这个数字是1927年与1926年两年全年收购量的差额。长期以来，苏联、西方乃至我国的许多论著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表议论的。[161]而联共（布）中央的另一个决议却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到去年12月底为止的头半年所收购的粮食比前一年少了12800万普特”。[162]还有一种说法是：“国家的粮食收购任务到1928年1月还有12800万普特没有完成。”[163]“1928年1月政府……收购到的粮食比维持城市人口的最低需要少二百万吨（按：‘二百万吨’即从1.28亿普特折算而来）。”[164]“国家1927年取得的粮食比预计的数量大约少200万吨”。[165]这里，1.28亿普特这个数字又成了实际收购量与预定计划、收购任务或“最低需要”间的差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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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问题本来很简单：这个数字既不是1927、1926两年全年收购量之差，也不是两个“头半年”之差，更不是实际收购量与预定收购计划之差，而只是1927年最后一季度与上一年同期收购量之间的差异。这只要看看当时收购状况的逐月记录就会明白。苏联虽没有公布这方面的材料，不过我们仍可以从各种其他资料中窥见其大概。例如1928年4月11日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议中说：“到去年12月底为止的头半年所收购的粮食比前一年少了12800万普特，而去、今年三个月内（从1月1日到4月1日），就比去年同一时期多收购了11000万普特，即几乎完全弥补了过去的亏空。”[166]既曰“几乎”，就是说“亏空”还是有的，即为12800-11000=1800万普特。然而同一决议的后文又说，到4月1日为止，“收购量在9个月内是64400万普特，前一年则只有61700万普特，可见粮食收购方面虽然有些不足，但总的收购量还是提高了”。这里，不但亏空完全不见了，反而还多出2700万普特的增长额来。这两段话中反映的差距从何而来呢？原来，关键在于前一段话中的“头半年”，实际上只有三个月，因为苏联当时的粮食收购年度是从10月份开始，到下一年9月结束。斯大林《在粮食战线上》的演讲中提供了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31日止的收购数量为57600万普特，而上一年度同期为59600万普特。两者相比，“亏空”了2000万普特，这与我们从上述决议前一段话中得出的结论差不多。也就是说，1928年3月底以前的6个月（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收购量比去年同期少1900~2000万普特。而在同一个3月底以前的9个月内（1927年7月至1928年3月）却比去年同期多2700万普特。据此可知，在这一收购年度之前的三个月，即1927年7~9月，收购量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大约4500~4700万普特。同时还可以据此得知，1927年7~9月的收购量为64400-57600=6800万普特。我们就用这种从已知项推求未知项的办法，把“危机”前后两年半的收购情况表解释如下：（单位：万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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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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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栏系指两个收购年度（上一年10月至下一年9月）内的统计，即表中第3~6行之和。a、b、c：《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页。d：《决议汇编》第3册，第426页。e：《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78页。f=e-d。g：《决议汇编》第3册，第449页。h、i见表一，把吨折为普特。j=h-i。k=j-（c+d+g）。l：见上文。m=l+k。n=h-a-e-m。o=n-g。p：《苏联物价政策简史》第59页称：1928年全年收购量为6.5亿普特，减去e、n和m，q：a。r=p-q。s：见上文。t=61700-59600。后=数字见上文。u=t+s。v=o。w：据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前引书，1925-1926年度收购量为51370万普特，而据《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2页，该年度头半年为43400万普特，因此下半年（1926年4~9月）应为7970万普特，减去t即得此数，x=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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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知，苏联当时的粮食收购进度是不均衡的。月际、季际差额很大，而且与上年同期相比呈现出交替增减的规律。如果以年为单位，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年收购量一直在增加：1925-1926年度为51370万普特，1927年全年为58400万普特，1928年为65000万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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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1927年末季不发生大量“亏空”，增长的幅度会更大。那么这一“亏空”是怎样发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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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1927年10月的收购量比去年同期还“略有超过，到11月开始下降，到12月就大大下降”，[167]这两月收购量“只相当于上一年度在11月和12月得到的收购量的一半”。[168]据此可通过代数方法求得下列近似数字：[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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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量（万普特） 10月 11~12月 合计 1926年 15636 27164 42800 1927年 16418 13582 30000 需要指出的是，1926年10、11两月是个特殊现象，由于这年空前的丰收，加上苏共党针对前些时候的“销售危机”而采取的缩小剪刀差、减轻农业税的政策，使收获季节到来后农民交售粮食数量猛增。10月份收购量大大超过1925年同期，11月份更比上年突增5千万普特，使该年的收购总数上升了35%，创“大转变”以前月收购量的最高纪录。[170]显然，在月季度变化很大的苏联粮食征购中，这种“峰值”是很难长久保持的，1927年11月收购量略低于此并不奇怪，因此实际上1927年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2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的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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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发生后，斯大林等人极力强调，这年是“空前丰收”，“国内粮食很多，而粮食收购量却在下降”，这种“奇特的现象”，[171]当然是有人破坏了。其实，斯大林对所谓“丰收”本来心里并没有底，他说：“本年度的收成大概不比上年度坏，也可能比上年度差一点。”[172]布哈林曾引用“控制数字”说，该年度粮食产量比上一年低1.9%。而这个数字还是“过高估计”，“实际上降低得更多”。[173]这一年虽不是像1921-1922年那样的大灾年，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许多地区歉收”，政府为救灾拨款达8亿多卢布，[174]相当于1926-1927年度国家对农业预算投资额的两倍以上（该年农业预算投资为2.98亿卢布[175]），可见事实并不像斯大林所说的那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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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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