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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当时城乡都还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真正的富农“吸血鬼”与耐普曼私商破坏粮食征购工作的事例也是有的，而且并非危机期间才出现。但斯大林却把它严重地夸大了。如前所述：粮食危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富农”的囤积，而是需求增长太快，而当时阶级斗争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即阶级定义不明确，划分不科学，使阶级斗争扩大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危机。当时布哈林等人是看到了这点的，他们把这种做法含糊地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其主要表现就是把商品率高的农户都当做危险的“富农”，从而影响了商品粮生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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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富农”？笔者曾有专门分析，认为当时的所谓“富农”与革命前的富农不同，虽然其中不乏真正的资产阶级“吸血鬼”，但就整体而言，仍是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其中主要是十月革命后先富裕起来的中农、贫农。他们虽有一定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发展成一个新的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经济中的少量资本主义成分，是可以限制、利用并逐渐加以改造的。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在这方面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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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当时所谓“富农”或富裕农民往往是种田能手，是社会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商品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与商品率都高于一般农户。在1926-1927年度，占农户数3.9%的“富农”生产了20%的商品粮，提供了1/4的农业税。限制他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打击乃至严惩其中少数真正的资产阶级分子，自然是必要的。可是这样做的目的不应是把这一商品生产者阶层降低到自给自足的“平均”水平，而应是帮助更多的贫农、中农赶上来。并通过列宁倡导的合作制[213]，经济逐渐形成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受公有制计划调节与支配的农村商品生产者队伍。为此，在新经济政策高潮的1927年，计划部门曾制定过一个15年长期规划草案，规定到1941年商品率较高的富裕农民应占农村人口1/3以上，即不少于3500万人。[214]但不久这一计划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由于苏联当时在农民问题上的“左倾”思潮的影响，对农民的富裕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极为敏感，一方面苦恼于农业的分散、细小与自然经济化，另一方面又唯恐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壮大。苏联一直“没有明确规定什么人算是‘富农’”，[215]但在不成文的习惯中，商品率高、与市场关系密切常被看作富农的标志。在余粮收集制时期，许多地方都以余粮的多少来划分农村集团，直到后来的“消灭富农”运动中，还有很多农民因为“出卖了自己的余粮”之类的理由被打成富农而受到剥夺。[216]这就在客观上促使农业愈来愈分散与自然经济化，商品生产专业户的队伍一直不能形成。粮食危机发生后，苏联政府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对商品粮持有者施加“非常措施”，使得这些农民纷纷缩小经营规模，满足于自给自足。这又导致粮食危机更加深化，随之而来的是更严厉的“非常措施”与商品性个体农业的进一步萎缩，形成了恶性循环，危机在“非常措施”的反馈作用下越来越严重，终于使苏联农业丧失了其他一切选择余地，不得不走向代价惨重、仓促上马的“全盘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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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与商品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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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后期，农民购买力显著提高，但供应农村的工业品却不足，于是形成了“商品荒”，农民购买力“过剩”，使农民不急于出售存粮，这被公认为危机原因之一。但它究竟影响有多大，以及它的症结何在，人们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苏联学者往往夸大它对“危机”的作用，而且把它与“富农”联系起来，这就是所谓“商品荒下的粮食过剩”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主要问题不是商品太少，而是农民购买力增长太快，而后者又被与“富农力量的增长”联系起来，据说由于党在1925-1927年间执行了“没有远见的政策”，“农民，首先是富裕农民手里积攒了大量的货币”，从而造成了危机。[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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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果真如此吗？未必。新经济政策后期农民购买力确有显著增长，但其幅度常被夸大。人们常提到农民购买力在1923-1924年度与1925-1926年度间增长了60.1%，即从16.18亿赤卢布增至25.9亿赤卢布。[218]问题是赤卢布虽远比纸卢布稳定，但恰在上述期间它有所贬值，如根据国家计委每年公布的“多种商品年平均综合价格指数”折合为“商品卢布”，[219]则农民购买力在这三年内是从95065万增为139200万卢布，即增长率实际上只有46%。1923-1924年度正值“工业品销售危机”，是农民购买力最低的年份，在这个基点上增加46%，并不意味着农民有多么富裕。如果按人口平均，则1926年每个农业人口只有11卢布多一点的购买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水平还差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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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几年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并非如一些人说的那样“首先是富裕农民”发了财。当时农民购买力的提高，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由于国家工业建设起步，农民进城做工的日益增多，以致“非农业劳动收入”大增。1927-1928年度，这种收入几乎占农民全部收入的一半，[220]成为购买力增加的最大原因。这些收入显然绝大部分属于农村中的无产、半无产阶层，因为进城做工的主要是他们。[221]二是由于苏维埃政府减免农业税。而这项工作完全是按“阶级原则”进行的。贫农的免税面大为扩大，中农的税额也减少了6千万卢布。至于“富农”是否受益，则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他们不但没有受益，还增加了负担；[222]有人则认为他们的税额也减少了100万卢布。[223]即使按后一种说法，每户“富农”摊到的也不足一卢布，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三是由于经济作物与畜产品丰收而且价格有利（至于谷物，虽然收成也好，但价格不利，被公认为没有多大收益）。只有因此增加的购买力中，富裕农户占有比其户数更大的比重。然而在主要谷物产区，此项增加是不多的。由此可见，当时购买力增加的主要是贫苦农户。这些革命前的穷人现在提高了一些购买力，居然会对粮食收购形成威胁，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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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为了说明商品荒主要是因为农村购买力增加太多，还尽量缩小商品供应不足的事实。他们认为当时商品供应量并不少，只是因为减价而使价格总额少了，[224]据此他们对减价也颇有非议。必须指出当时减少的绝不仅仅是商品的金额，而且也是商品本身：不仅是相对减少（增加额少于购买力增加额），而且是绝对减少。固然，按不变价格计算，1927年的日用品生产比上一年并未减少而是增加了1%~2%。但当时消费品生产有季节性，1926-1927年度下半年由于某种原因发生比往年更厉害的“季节性缩减”，生产“急剧下降”，而政府又没有起码的商品后备，[225]同时工人工资总额却增长16%，[226]因而“在秋季，我们为了满足城市而停止了农村的商品供应”，导致了“农村的商品供应量绝对减少”。据说，1927年下半年商品缺额共达5亿卢布。[227]可见，商品荒当时确实存在，其主要原因并非商品降价与农民过于富裕，而在于当时工业内部比例失调，消费品工业受到不应有的忽视，在流通流域也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这一切的根源仍在于工业化的急于求成与片面强调重工业。值得指出的是，当时联共（布）的这种倾向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对国际局势的估计即“战争危险逼近”论决定的。而对这种危险的过分宣传，又直接加剧了商品荒。1927年夏、秋，由于党的领导人包括布哈林在内，发表了一些危言耸听的言论，全国各地，尤其在城市中出现了因“战争恐慌”而储备商品、囤积物资的风潮，到处都在排队争购日用品，商品荒因而愈显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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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商品荒对粮食收购虽有影响却不可夸大。首先，当时商品荒在经济作物与畜产品产区远比谷物产区严重，但经济作物与畜产品的收购并没有出现危机。其次，粮食危机发生后，苏维埃政权立即采取措施向重点产粮区市场投放商品，甚至强调为此不惜暂时牺牲城市市场，然而，这并未解决问题，粮食危机还是愈演愈烈。最后，从逻辑上说，商品荒与粮食收购困难并无直接联系，在正常情况下，农民即使暂时买不到工业品，也会储币待购，只有在商品荒长期延续以致发生相对性通货膨胀，使货币丧失贮藏职能的情况下，才会导致收购危机，但是1927年底的粮食危机与商品荒几乎同时发生，相对性通货膨胀也不显著。布哈林注意到这个问题：“究竟为什么农民不愿拿着这些货币等待，比如说等上几个月，而要立即把这些货币用掉呢？”[228]他的回答是当时货币信贷系统还不稳固。其实，这个回答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当时城乡储蓄额都在稳步增长，[229]并无信用危机的迹象。现在看来关键在于：商品荒、购买力“过剩”导致收购危机，是以农民有粮不肯卖为前提的（这是许多人喜欢夸大其影响的原因），而在1927年冬，这个前提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问题的主要方面是谷物生产的相对落后，农民可以拿出来的商品粮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这与商品荒并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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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与价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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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生产相对落后的原因，除了上文指出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外，更重要的是价格政策上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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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价格比例，即“剪刀差”，对粮食收购有影响。这是人们公认的，但当时党内的“左派”与今天的不少学者认为问题在于工业品降价太低，亦即剪刀差太小，而“右派”则认为是粮食价格太低，亦即剪刀差太大。为此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是完全相反：一个要求提高工业品价格，另一个要求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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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论点是：工业品降价是造成商品荒的主要原因，它加剧了农民购买力过剩，导致农民不急于卖粮。笔者认为这个论点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已如前述。持上述论点的史学家们为了论证工业品降价的弊病，认为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降价在零售方面并未实现。因此虽然国家降低了批发价格，但私商甚至合作社都仍然维持相当高的零售价格，从而使私商发财，国家受害，而农民亦未受益。[230]显然，这种说法与他们的上述论点矛盾尖锐：既然零售价未降就谈不上加剧购买力过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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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高于战前。在1923年“工业品销售危机”期间这种差别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峰，当时农民用1普特小麦只能交换2.1俄尺印花布[231]，而在1913年可交换8俄尺，从而给工农业的恢复均造成威胁。此后苏维埃政权降低了工业品价格，使剪刀差大为缩小，1925-1926年间出现了工农业平衡发展的局面。但1926年粮食价格大幅度下跌，收购价格指数从137.5降到108.0（1909-1913年平均值为100），[232]而原定工业品降价计划却未实现，致使剪刀差再度扩大。“到1926年下半年，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之间有了显著的距离”。[233]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1927年的工业品降价，这次降价在时机上可能有些不适宜。但在粮食危机发生前夕，它不过使剪刀差恢复到了1925年的水平而已。参见下表（以1913年为100计）：[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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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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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总计 其中计划收购 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 1925-1926 158.8 146.3 221 1926-1927 149.3 133.9 210 1927-1928 156.4 141.4 198 可见在粮食危机时，剪刀差仍远大于战前，农民出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约比战前多50%。而购买工业品所付的价格却增加了一倍。那种认为剪刀差太小引起粮食危机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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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剪刀差对粮食收购的影响也还是有限的，影响最大的是另一种剪刀差：农业内部谷物价格与经济作物、畜产品价格间的剪刀差。据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者计算，1926-1927年度的收购价格指数是：畜产品178，技术作物146，粮食89。[235]也就是说战前等价的粮食与畜产品，到粮食危机时，前者已经只值后者的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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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流通领域中，产地价格与消费地价格、收购价与零售价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剪刀差。从1925-1926年度到1927-1928年度，农产品收购价比战前只增加55%，而批发价已提高62%，零售价更上涨了91%。[236]1928年乌克兰黑麦的产地价格为58卢布/吨，[237]但在乌克兰的城镇消费市场上，每吨黑麦可卖144卢布。[238]一些地区的谷物产地价格与消费地价格之差额已8倍于战前。[239]由于苏联统计的谷物批发价与零售价都是各地的平均值，所以在重点谷物产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显然比公布的更为严重。必须指出，所有上述结论都是以战前为比较基点的，而战前各种价格差异，正如列宁多次指出的那样，已是对农民不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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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农业税负担上，谷物生产也处于不利地位。按实际纯收入计算谷物生产者的课税要大于其他生产者。[240]某些经济作物，例如甜菜，从收购价格指数看，比谷物高不了多少，但由于有优惠税率，就比谷物有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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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原因，新经济政策后期谷物种植者收益不断下降。在北高加索，1俄亩小麦，扣除种子，得到的收入1925-1926年度为72卢布，1926-1927年度为32卢布，1927-1928年度为24卢布，[241]仅两年之隔，收益就下降了2/3，这可能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无论如何，“在某些地区中，粮食收购价格显然不能抵补生产成本”。[242]这种情形固然使有粮户不愿把粮卖给国家而愿卖给私商，从而使危机期间粮食投机活动有所增加，[243]但更重要的影响却是在生产领域：它使农业相对落后于工业，而谷物业又相对落后于农业中的其他部门。这是造成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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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陈维廉同志著文支持斯大林关于粮食危机起源于富农破坏的主张，驳斥了布哈林一派关于粮食危机主要起因于价格因素的观点。[244]这是国内迄今唯一的一篇专论粮食危机的文章，遗憾的是由于对苏联当时的经济形势缺乏深入了解，他的驳论在笔者看来是苍白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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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的论据之一，是说布哈林所举北高加索谷物生产者收益下降的例子不典型。的确如此。但他却并未举出相反的典型例证来支持自己的驳论，并且，布哈林还举过许多其他确实具有典型性的例子，然而陈文却视而不见。其实，六七十年代苏联学者的研究表明，布哈林所举的某些例子如果说典型意义不足的话，那只是因为事实比他当时说的还严重。本文前引特拉佩兹尼科夫关于与非谷物价格剪刀差的研究成果与布哈林当时提供的数字就证明了这一点。[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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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的论据之二，是说苏联在危机后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但却并未解除危机。的确，苏联在1928年夏秋间采取了这一措施。但正如我们论证的那样，价格因素对粮食危机所造成的影响主要不是“有粮不售”，而是粮食生产相对落后。因此提价对危机所起的缓解作用，也应该在至少一个生产周期之后才能发挥出来。可惜在1928年初，联共（布）领导人陶醉于“非常措施”的巨大成果，没有实行提价。直到夏秋之际危机开始进入恶性循环中的第二个高峰时，才急忙宣布提价，然而为时已晚，当时已面临危机后的又一个秋收，提价已不可能对当年的生产过程发挥影响了。结果是更严厉的“非常措施”和商品性农业的进一步减缩，危机在恶性循环中更加恶化，而工业却在这时跨上了突飞猛进的马背，至此，幅度有限的提价当然已经不够。不是工业上的“下马”，就是农业上的“大转变”，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因此，1928年夏秋间提价的结果，不但不能证明价格问题与危机关系不大，而且恰恰证明了价格问题对粮食危机的影响主要表现于生产过程，而不是像很多人断言的那样，表现在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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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的论据之三，是1925-1927年间苏联粮食播种面积仍稍有增加，他认为如价格不利，“农民就会改种谷为种棉”，但1925-1927年粮食播种面积并未减少，可见价格并非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不了解这时苏联的粮食生产还是半自然经济，而且又处于战后的恢复阶段，农民种粮首先是供自己消费，其次才是卖钱。在人均消费水平还低于战前的情况下，他们怎么会随便“改种谷为种棉”呢？然而，尽管就绝对量而言，粮食播种面积没有减少，但它的相对落后却是非常明显的。1927-1928年度，全部作物播种面积几乎达到战前水平，但技术作物播种面积比战前增加31.2%，“其他作物”[246]增加24.7%，而粮食作物却减少5.4%，[247]粮食在总播种面积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90%下降到1927年的84%，1928年与1929年又进一步下降为82%与81%。[248]1927年苏联农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长21%，但这是靠经济作物与畜牧业来实现的，至于粮食的产值则比1913年差了一截子。[249]1921-1928年间，苏联谷物播种面积增长15.5%，非谷物则增长98.1%，其中棉花增长近13倍，甜菜增长2.5倍，亚麻增长85.1%等等，[250]当时苏联的出版物并不讳言这种差别是由于价格因素所引起的。[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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