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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与价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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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生产相对落后的原因，除了上文指出的“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外，更重要的是价格政策上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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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与农产品的价格比例，即“剪刀差”，对粮食收购有影响。这是人们公认的，但当时党内的“左派”与今天的不少学者认为问题在于工业品降价太低，亦即剪刀差太小，而“右派”则认为是粮食价格太低，亦即剪刀差太大。为此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是完全相反：一个要求提高工业品价格，另一个要求提高粮食收购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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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的论点是：工业品降价是造成商品荒的主要原因，它加剧了农民购买力过剩，导致农民不急于卖粮。笔者认为这个论点是不能成立的，理由已如前述。持上述论点的史学家们为了论证工业品降价的弊病，认为在商品不足的情况下，降价在零售方面并未实现。因此虽然国家降低了批发价格，但私商甚至合作社都仍然维持相当高的零售价格，从而使私商发财，国家受害，而农民亦未受益。[230]显然，这种说法与他们的上述论点矛盾尖锐：既然零售价未降就谈不上加剧购买力过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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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高于战前。在1923年“工业品销售危机”期间这种差别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峰，当时农民用1普特小麦只能交换2.1俄尺印花布[231]，而在1913年可交换8俄尺，从而给工农业的恢复均造成威胁。此后苏维埃政权降低了工业品价格，使剪刀差大为缩小，1925-1926年间出现了工农业平衡发展的局面。但1926年粮食价格大幅度下跌，收购价格指数从137.5降到108.0（1909-1913年平均值为100），[232]而原定工业品降价计划却未实现，致使剪刀差再度扩大。“到1926年下半年，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价格之间有了显著的距离”。[233]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1927年的工业品降价，这次降价在时机上可能有些不适宜。但在粮食危机发生前夕，它不过使剪刀差恢复到了1925年的水平而已。参见下表（以1913年为100计）：[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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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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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总计 其中计划收购 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 1925-1926 158.8 146.3 221 1926-1927 149.3 133.9 210 1927-1928 156.4 141.4 198 可见在粮食危机时，剪刀差仍远大于战前，农民出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约比战前多50%。而购买工业品所付的价格却增加了一倍。那种认为剪刀差太小引起粮食危机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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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剪刀差对粮食收购的影响也还是有限的，影响最大的是另一种剪刀差：农业内部谷物价格与经济作物、畜产品价格间的剪刀差。据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者计算，1926-1927年度的收购价格指数是：畜产品178，技术作物146，粮食89。[235]也就是说战前等价的粮食与畜产品，到粮食危机时，前者已经只值后者的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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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流通领域中，产地价格与消费地价格、收购价与零售价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剪刀差。从1925-1926年度到1927-1928年度，农产品收购价比战前只增加55%，而批发价已提高62%，零售价更上涨了91%。[236]1928年乌克兰黑麦的产地价格为58卢布/吨，[237]但在乌克兰的城镇消费市场上，每吨黑麦可卖144卢布。[238]一些地区的谷物产地价格与消费地价格之差额已8倍于战前。[239]由于苏联统计的谷物批发价与零售价都是各地的平均值，所以在重点谷物产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显然比公布的更为严重。必须指出，所有上述结论都是以战前为比较基点的，而战前各种价格差异，正如列宁多次指出的那样，已是对农民不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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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农业税负担上，谷物生产也处于不利地位。按实际纯收入计算谷物生产者的课税要大于其他生产者。[240]某些经济作物，例如甜菜，从收购价格指数看，比谷物高不了多少，但由于有优惠税率，就比谷物有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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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原因，新经济政策后期谷物种植者收益不断下降。在北高加索，1俄亩小麦，扣除种子，得到的收入1925-1926年度为72卢布，1926-1927年度为32卢布，1927-1928年度为24卢布，[241]仅两年之隔，收益就下降了2/3，这可能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无论如何，“在某些地区中，粮食收购价格显然不能抵补生产成本”。[242]这种情形固然使有粮户不愿把粮卖给国家而愿卖给私商，从而使危机期间粮食投机活动有所增加，[243]但更重要的影响却是在生产领域：它使农业相对落后于工业，而谷物业又相对落后于农业中的其他部门。这是造成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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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陈维廉同志著文支持斯大林关于粮食危机起源于富农破坏的主张，驳斥了布哈林一派关于粮食危机主要起因于价格因素的观点。[244]这是国内迄今唯一的一篇专论粮食危机的文章，遗憾的是由于对苏联当时的经济形势缺乏深入了解，他的驳论在笔者看来是苍白无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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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的论据之一，是说布哈林所举北高加索谷物生产者收益下降的例子不典型。的确如此。但他却并未举出相反的典型例证来支持自己的驳论，并且，布哈林还举过许多其他确实具有典型性的例子，然而陈文却视而不见。其实，六七十年代苏联学者的研究表明，布哈林所举的某些例子如果说典型意义不足的话，那只是因为事实比他当时说的还严重。本文前引特拉佩兹尼科夫关于与非谷物价格剪刀差的研究成果与布哈林当时提供的数字就证明了这一点。[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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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的论据之二，是说苏联在危机后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但却并未解除危机。的确，苏联在1928年夏秋间采取了这一措施。但正如我们论证的那样，价格因素对粮食危机所造成的影响主要不是“有粮不售”，而是粮食生产相对落后。因此提价对危机所起的缓解作用，也应该在至少一个生产周期之后才能发挥出来。可惜在1928年初，联共（布）领导人陶醉于“非常措施”的巨大成果，没有实行提价。直到夏秋之际危机开始进入恶性循环中的第二个高峰时，才急忙宣布提价，然而为时已晚，当时已面临危机后的又一个秋收，提价已不可能对当年的生产过程发挥影响了。结果是更严厉的“非常措施”和商品性农业的进一步减缩，危机在恶性循环中更加恶化，而工业却在这时跨上了突飞猛进的马背，至此，幅度有限的提价当然已经不够。不是工业上的“下马”，就是农业上的“大转变”，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因此，1928年夏秋间提价的结果，不但不能证明价格问题与危机关系不大，而且恰恰证明了价格问题对粮食危机的影响主要表现于生产过程，而不是像很多人断言的那样，表现在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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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的论据之三，是1925-1927年间苏联粮食播种面积仍稍有增加，他认为如价格不利，“农民就会改种谷为种棉”，但1925-1927年粮食播种面积并未减少，可见价格并非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不了解这时苏联的粮食生产还是半自然经济，而且又处于战后的恢复阶段，农民种粮首先是供自己消费，其次才是卖钱。在人均消费水平还低于战前的情况下，他们怎么会随便“改种谷为种棉”呢？然而，尽管就绝对量而言，粮食播种面积没有减少，但它的相对落后却是非常明显的。1927-1928年度，全部作物播种面积几乎达到战前水平，但技术作物播种面积比战前增加31.2%，“其他作物”[246]增加24.7%，而粮食作物却减少5.4%，[247]粮食在总播种面积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90%下降到1927年的84%，1928年与1929年又进一步下降为82%与81%。[248]1927年苏联农业总产值比1913年增长21%，但这是靠经济作物与畜牧业来实现的，至于粮食的产值则比1913年差了一截子。[249]1921-1928年间，苏联谷物播种面积增长15.5%，非谷物则增长98.1%，其中棉花增长近13倍，甜菜增长2.5倍，亚麻增长85.1%等等，[250]当时苏联的出版物并不讳言这种差别是由于价格因素所引起的。[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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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问题对谷物生产的影响，尤其鲜明地反映在谷物业内部构成上。我们知道，俄国农民传统上习惯于将细粮（小麦、大麦）较多地运往市场，粗粮（黑麦、燕麦、小米、荞麦等）留供自己消费（口粮与饲料），而1928年这几种谷物的播种面积与战前相比分别是：小麦87%，大麦63%，黑麦96%，燕麦102%，小米163%，荞麦145%，玉米321%。[252]可见当时农民发展商品粮生产的积极性是不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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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27-1928年度苏联的粮食收购危机，主要是由于工业与城市商品粮需求猛增、粮食超计划支出严重造成的，并不是农民卖粮少了。在减产较严重的1927年，农民提供的商品粮不算少，商品率更是革命后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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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富农进攻”并不是危机的主要原因，而苏联当时在阶级划分、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等方面的“左倾”思潮，导致了一些政策性失误，即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它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有很大潜力的商品性个体农业的发展造成很大困难，客观上助长了农业自然经济化的不良倾向，这是危机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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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品荒”对危机有一定的影响，但并非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商品荒的原因绝不是农民太富，也不是工业品降价与剪刀差太小，而是消费品工业相对落后与对农村市场的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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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价格关系对粮食危机有决定性的影响，但主要表现于生产过程，而不是表现于流通过程。与其说农民因价格低而囤粮不售，不如说因价格低而影响了商品粮生产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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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粮食危机是当时工业化急于求成所致的一种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现象。由于急于工业化，经济上就使各种剪刀差与违反价值规律的价格体系得不到改善，政治上就导致唯恐农民富裕的“左倾”思潮。由于这两者没有改变，1928年后的种种反危机政策自然都难以收效。后来虽然通过“大转变”解决了问题，但留给苏联农业的创伤之剧，是人所共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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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有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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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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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4页；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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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A. 格·姆·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苏联经济建设的十年（1917—1927）》，满铁庶务部日译本，1928年，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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