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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1927年10月的收购量比去年同期还“略有超过，到11月开始下降，到12月就大大下降”，[167]这两月收购量“只相当于上一年度在11月和12月得到的收购量的一半”。[168]据此可通过代数方法求得下列近似数字：[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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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量（万普特） 10月 11~12月 合计 1926年 15636 27164 42800 1927年 16418 13582 30000 需要指出的是，1926年10、11两月是个特殊现象，由于这年空前的丰收，加上苏共党针对前些时候的“销售危机”而采取的缩小剪刀差、减轻农业税的政策，使收获季节到来后农民交售粮食数量猛增。10月份收购量大大超过1925年同期，11月份更比上年突增5千万普特，使该年的收购总数上升了35%，创“大转变”以前月收购量的最高纪录。[170]显然，在月季度变化很大的苏联粮食征购中，这种“峰值”是很难长久保持的，1927年11月收购量略低于此并不奇怪，因此实际上1927年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12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年的歉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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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发生后，斯大林等人极力强调，这年是“空前丰收”，“国内粮食很多，而粮食收购量却在下降”，这种“奇特的现象”，[171]当然是有人破坏了。其实，斯大林对所谓“丰收”本来心里并没有底，他说：“本年度的收成大概不比上年度坏，也可能比上年度差一点。”[172]布哈林曾引用“控制数字”说，该年度粮食产量比上一年低1.9%。而这个数字还是“过高估计”，“实际上降低得更多”。[173]这一年虽不是像1921-1922年那样的大灾年，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许多地区歉收”，政府为救灾拨款达8亿多卢布，[174]相当于1926-1927年度国家对农业预算投资额的两倍以上（该年农业预算投资为2.98亿卢布[175]），可见事实并不像斯大林所说的那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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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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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谷物产量比上一年实际下降幅度达6.4%，远远超过“控制数字”，如与以经济年度表示的上一年产量相比下降幅度更达8%以上，[177]这年的单产和总产都是四年中最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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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很清楚：实际上1927年农民交售粮食是踊跃的，头三个季度收购量都达到或超过了计划，其中第三季度收购量就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两倍多。“延续到10月份结束的粮食收购运动当时正在令人满意地进行着”。[178]随着秋收的结束，减产的结局明朗化了，交售的速度势必受影响，然而直到11月的收购工作基本还是正常的，只是在最后一个月发生了急剧的下降。但即使这样，1927年全年收购量仍然比1925-1926年度有所增加，而这年收成既不如1926年，也不如1925年。显然，如果联系这三个月前后一段时间的收购形势来看，就会明白仅仅抓住1.28亿普特这个数字来责怪农民，是不公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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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当时的“左倾”反对派从“空前丰收”的假设出发，认为农民中除了正常消费储存外，还有为数“极其巨大的”9亿普特余粮。但实际上据中央统计局估计，1927年7月的农村仓储总额仅为592.9万吨，即5.8亿普特，平均每个农业人口只有4普特多，次年更有所下降。[179]这个数量中包括部分口粮饲料与其他消费，并未超过正常储备的范围。[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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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领导人还常常提到农民粮食消费大大增加而粮食商品率显著下降，似乎是农民恣意吃喝，使城市供应不足。这并不符合事实。根据苏联公布的有关数字推算，战前俄国农村用作口粮的谷物消费量为平均每人每年265公斤，而1927-1928年度为255公斤。[181]诚然，革命后农村贫苦阶层消费确有增加，但就整个农村而言，消费水平与生产水平一样还处在恢复之中，消费量比战前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其次，斯大林认为1926-1927年度粮食商品率只有战前的一半，即从26%降为13.3%。[182]但20世纪60年代苏联学者莫希科夫、西方学者卡尔茨与戴维斯都指出此数字有误，实际应该是从25%降为21%。[183]他们的数字仍有可商榷之处。首先，苏联当时的粮食收购数字，只是“根据计划的政府收购额”，它既不包括私人收购额，也不包括“国家机关与合作社的‘地方性’计划外收购额”，而后者常占商品粮中相当比重。[184]如果把这些计在内则新经济政策后期苏联谷物生产的商品率就要高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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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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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谷物总产（万吨） 商品粮总量（万吨） 其中计划采购（万吨） 1925-1926 7270 155021.32 89012.24 1926-1927 7660 162021.15 116015.14 1927-1928 7170 161022.45 110015.34 而1913年商品粮总数如斯大林所言是13亿普特，但这是1913年领土范围内的数字，在这个范围内当年的总产量是58.96亿普特，[186]商品率为22.06%。这个数字并不比“粮食危机”的1927-1928年度高。苏联学者商品粮数字用战前的总计，而谷物总产却使用了革命后领土范围内的估计值，[187]从而低估了战前总产，高估了商品率。必须指出1913年是一个特殊年份，如以1909-1914年平均数计，那么这几年平均年产量为8502.2万吨，[188]而商品粮平均为1670万吨，[189]商品率平均为19.6%。如以革命前一年即1916-1917年度（到1917年9月止）而论，则商品率仅为14.5%。[190]很明显，在商品率方面，新经济政策后期的苏联农民比起革命前并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粮食危机发生的1927年，商品率还创造了历史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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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农民有粮不卖。那么原因何在？就在于当时苏联政府片面强调重工业，过分加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1924-1925年度，工业基本建设投资额还只有4.05亿卢布，1925-1926年度就猛增为8.8亿卢布，1926-1927年度更激增到近18亿卢布，[191]但是在工业建设规模一年翻一番、两年翻两番地大跃进的同时，农业的增长却相对缓慢，粮食生产更有所下降，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业与城市的迅速扩大导致商品粮需求激增，收购计划逐年上升。虽然在“危机”前这些计划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然而商品“粮食因超计划供应（消费者增加）而支出过多”[192]的现象却越来越严重。斯大林在“危机”发生后曾说：“不能说我们本年度收购来的由国家支配的粮食比去年或前年少。恰恰相反，本年度我们由国家掌握的粮食比往年多得多……比去年多一亿普特，比前年多二亿三千万普特。但是我们本年度在粮食战线上还是发生了困难”。[193]可见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供”的太少，不如说是“求”的过多。1921-1929年间，谷物生产增加近一倍，粮食收购量却增长了3.1倍。[194]实际上当时收购的增长已超越了总产量增长所允许的程度，加上自然灾害，导致新经济政策后期商品粮中“返销粮”比重大为增加，到“危机”时的1927-1928年度已达20%。许多贫农、中农“春天不得不买进粮食，一部分做种子，一部分供消费，而这些粮食就是他们在秋天……卖出去的”。[195]这样，就使城市与非谷物产区市场商品粮上市量的增长大大低于收购量的增长。1927-1928年度，按计划收购的1038.1万吨粮食中，上市量只有808万吨。[196]“地方性计划外收购”的谷物上市率更低。这种产、购关系的比例失调，迄今未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而它就是“危机”的前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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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时党内普遍认为“战争危险”临近，工业化是性命攸关，所以在1928年夏天以前，包括“右派”在内，谁也不愿说危机是工业化太快引起的需求失控，而宁愿强调1.28亿普特的“亏空”。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借题发挥，即使没有这个亏空，危机早晚也要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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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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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与“富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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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有粮不卖这一前提出发，托季反对派最先提出了所谓富农的“粮食罢工”说。斯大林完全接受了这种说法，他虽然也谈价格、商品荒等问题，但却一再强调“农村富农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反抗”是“在粮食收购方面发生困难的主要因素”，“回避这个因素就是回避粮食收购的工作中的主要问题”。[197]他把粮食危机称为农村资产阶级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进攻”。[198]为什么以前不进攻呢？他认为是“三年的丰收起了作用，富农在这期间成长起来了”。[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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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这些说法是令人怀疑的。首先，斯大林认为危机的近因是富农力量的增长，远因则是小农经济的自然化与分散化。这两个原因结合在一起是他后来发起“在全盘集体化基础上消灭富农”运动的主要理由。然而这两个原因本身就自相矛盾。“富农经济”历来被视为资本主义商品性农业大生产的一种形式，它的发展意味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瓦解、分化与被兼并。可是据说当时的严重问题却是“农业的日益分散和零碎化。农业特别是谷物业日益分散，赢利愈来愈少，出产的商品愈来愈少……并且这种分散过程还有继续加强的趋势”。[200]农业“自给自足的程度”不断加深，[201]这种情形怎么能同“富农经济”大发展联系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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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的成长既然是粮食危机的主要原因，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哪里“富农”经济最活跃，哪里危机就更严重。然而事实恰恰相反。1927年的调查表明：“纯谷物产区（或主要生产谷物的地区）农户经济状况和农户的社会分化程度的指标最低”，而经济作物产区的农民社会分化与“富农”经济的发展则要显著得多，[202]据说，富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在谷物产区为4.4%，而在葡萄产区则达13.2%，在烟草产区更达18.5%。[203]可是在粮食收购危机席卷谷物产区时，经济作物产区却没有什么危机感。“1927年收购的麻、葵花籽、大麻纤维、甜菜、棉花、油类、蛋类、皮革、毛皮、肉类比1926年大大增加了，但1927年底在征购粮食方面的情况则是另一个样子”。[204]在主要粮食产区，收购危机以西伯利亚最为严重。西伯利亚的“富农”经济一度比较强大。但经过“土地整理”，这里的富农大受打击，实力大衰，1925-1926年间，西伯利亚56%的中农生产了80%的商品粮，[205]如果加上约占农户30%以上的贫农与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成分（在商品粮生产中占6%）所占份额，则余下为“富农”所占有的商品粮不会超过10%。而全国平均数是20%，也就是说，西伯利亚“富农”在商品粮生产领域的力量上只有全国平均的一半。但这里的粮食收购危机出现最早，来势最猛。[206]而在全国谷物产区中“富农经济”比重最大的北高加索地区，1927年冬粮食危机的程度则要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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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危机的前一年即收购形势最好的1926-1927年度，全国“富农”总共提供了12600万普特的商品粮，其中摊到第四季度约6000万普特，而危机爆发的1927年第四季度收购额亏空近13000万普特。可以想见，即使全体“富农”一致“罢工”，颗粒不交（这是不可能的）也无法造成那样一种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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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春开始，在几乎连续不断的“非常措施”的严厉打击下，“富农经济”迅速萎缩，到1929年春，“富农经济”中以雇工经营、租地经营等方式表现的真正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部分已“自行消亡”。[207]按理说，粮食危机既然是由于富农破坏与资本主义“严重进攻”所引起，那么到此时，粮食危机也应随着富农的“自行消亡”而消失了。但实际情况完全相反，这两年间收购工作越来越困难，到1929年4月的收购总额比1928年同期还少，连莫斯科的面包供应都发生了间断，以致不得不在这一年实行了城市人口粮食定量配给制。以上种种事实说明，所谓“富农进攻”导致粮食危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斯大林为了给自己对粮食危机的解释提供依据，他发表了许多关于富农力量的耸人听闻的言论。例如他说：“用自流的方法，我们大约能收购3亿~3.5亿普特，其余1.5亿普特就不得不用有组织地对农村富农阶级和富裕阶层施加压力的方法来取得，这就是最近两年来的粮食收购的经验向我们说明的问题”。[208]这就不但完全否认了1927年以前在没在采用“非常措施”的情况下每年也收购了5亿~7亿普特粮食的事实，而且把富农在商品粮生产中的地位大大夸大了。按照这个说法，即使把“自流”收购的不计，仅仅强制收购的富农粮食就占收购总额的1/3，这与一般认为富农商品粮为12000万普特、占总数的20%的估计相去甚远。更为惊人的是，斯大林在西伯利亚发表的讲话中断言，“除了种子、口粮和牲畜饲料以外，每户富农还有五六万普特的余粮”。[209]这句话曾被许多论著广泛引用。[210]当时全苏有“富农”100多万户，“每户”五六万普特就是600亿普特，为当时全国总产量的十余倍、收购量的上百倍。即使斯大林这句话仅适用于西伯利亚的近十万户富农，那也有50亿普特之多，超过了全苏农业年产量。果真如此的话，每年只需对10000户即富农中的1%施加“非常措施”，就可以一举完成全国粮食收购任务了，这怎么叫人相信？！事实上，从1928年2月间《真理报》上关于非常措施实行成果的典型报道中可以看出当时隐藏余粮1000普特以上者已是要逮捕并判刑的“大老虎”，基辅省藏粮10000普特与波尔塔瓦省藏粮7000普特的两个富农是这些报道中公布的最大的两只“老虎”。[211]至于斯大林所讲的那种情况，根本不见报道。斯大林在总结“非常措施”的结果时曾说：“我们从1月到3月收购了将近3亿普特粮食，当时收购的是农民的机动粮。”[212]这句话无异于把他自己关于富农巨额囤积的惊人言论完全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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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当时城乡都还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真正的富农“吸血鬼”与耐普曼私商破坏粮食征购工作的事例也是有的，而且并非危机期间才出现。但斯大林却把它严重地夸大了。如前所述：粮食危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富农”的囤积，而是需求增长太快，而当时阶级斗争政策上的某些失误，即阶级定义不明确，划分不科学，使阶级斗争扩大化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剧了危机。当时布哈林等人是看到了这点的，他们把这种做法含糊地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其主要表现就是把商品率高的农户都当做危险的“富农”，从而影响了商品粮生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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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富农”？笔者曾有专门分析，认为当时的所谓“富农”与革命前的富农不同，虽然其中不乏真正的资产阶级“吸血鬼”，但就整体而言，仍是农民小商品生产者，其中主要是十月革命后先富裕起来的中农、贫农。他们虽有一定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发展成一个新的农村资产阶级。他们经济中的少量资本主义成分，是可以限制、利用并逐渐加以改造的。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在这方面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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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当时所谓“富农”或富裕农民往往是种田能手，是社会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商品生产者，他们的生产技术、经营管理水平与商品率都高于一般农户。在1926-1927年度，占农户数3.9%的“富农”生产了20%的商品粮，提供了1/4的农业税。限制他们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打击乃至严惩其中少数真正的资产阶级分子，自然是必要的。可是这样做的目的不应是把这一商品生产者阶层降低到自给自足的“平均”水平，而应是帮助更多的贫农、中农赶上来。并通过列宁倡导的合作制[213]，经济逐渐形成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受公有制计划调节与支配的农村商品生产者队伍。为此，在新经济政策高潮的1927年，计划部门曾制定过一个15年长期规划草案，规定到1941年商品率较高的富裕农民应占农村人口1/3以上，即不少于3500万人。[214]但不久这一计划就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由于苏联当时在农民问题上的“左倾”思潮的影响，对农民的富裕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极为敏感，一方面苦恼于农业的分散、细小与自然经济化，另一方面又唯恐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壮大。苏联一直“没有明确规定什么人算是‘富农’”，[215]但在不成文的习惯中，商品率高、与市场关系密切常被看作富农的标志。在余粮收集制时期，许多地方都以余粮的多少来划分农村集团，直到后来的“消灭富农”运动中，还有很多农民因为“出卖了自己的余粮”之类的理由被打成富农而受到剥夺。[216]这就在客观上促使农业愈来愈分散与自然经济化，商品生产专业户的队伍一直不能形成。粮食危机发生后，苏联政府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对商品粮持有者施加“非常措施”，使得这些农民纷纷缩小经营规模，满足于自给自足。这又导致粮食危机更加深化，随之而来的是更严厉的“非常措施”与商品性个体农业的进一步萎缩，形成了恶性循环，危机在“非常措施”的反馈作用下越来越严重，终于使苏联农业丧失了其他一切选择余地，不得不走向代价惨重、仓促上马的“全盘集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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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1706474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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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危机与商品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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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后期，农民购买力显著提高，但供应农村的工业品却不足，于是形成了“商品荒”，农民购买力“过剩”，使农民不急于出售存粮，这被公认为危机原因之一。但它究竟影响有多大，以及它的症结何在，人们的看法却大相径庭。苏联学者往往夸大它对“危机”的作用，而且把它与“富农”联系起来，这就是所谓“商品荒下的粮食过剩”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主要问题不是商品太少，而是农民购买力增长太快，而后者又被与“富农力量的增长”联系起来，据说由于党在1925-1927年间执行了“没有远见的政策”，“农民，首先是富裕农民手里积攒了大量的货币”，从而造成了危机。[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