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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苏俄中央统计局：《1928年苏联统计手册》，莫斯科，1929年，第734~7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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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瑙姆·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计划和结果》，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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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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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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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卷，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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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在这方面，苏联公布的数字极为矛盾：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页。卷第270页称：私商收购的粮食在1926—1927年度为14%，到1928—1929年度增为23%；而《苏联物价政策简史》第56页称：1927—1928年度国家计划内收购粮食占85%，加上“地方性计划外收购”，剩余为私商所占的应不多于10%；《1928年苏联统计手册》却说“非计划采购”谷物在1926—1927年度占28%，1927—1928年度占31.7%（见第280页）。扣除国家与合作社的计划外采购，私人份额似为20%左右，但7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194页又有新见解：“1923年私人谷物采购比重占7.7%，1924年仅占2.2%。到恢复时期末私人资本已经被全部地从谷物方面排挤出去。”可以认为，当时对私商在粮食收购中的力量是有所夸大的，但在“非常措施”实行前可能有一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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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陈维廉：《苏联1928年粮食危机问题上党内分歧的实质》，见《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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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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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指除“技术作物”以外的非粮食作物，如蔬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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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1928—1929年苏联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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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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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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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莫斯科，1936年，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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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经济评论》，1929年第1期，第44~45页，151页；《1928—1929年苏联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第232、221、226、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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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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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苏联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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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史上所说的“消灭富农”，是指“全盘集体化”时期对100多万富裕农民的扫地出门。但实际上，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富农经济并未延续到那个时候，而是在集体化前“粮食危机”时期当局的一系列打击下就已“自行消灭”了。后来所“消灭”的，只是这些农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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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对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的问题作些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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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929年间对富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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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富农经济”，在新经济政策下，经过1921-1922年间的半合法阶段、1922-1925年间的合法发展阶段与1925-1927年即联共十四次党代会与十五大之间的相对极盛阶段后，发展到顶点。十五大决定收缩对富农的政策，制定了“加紧进攻富农”、“更坚决地从经济上加以排挤”的方针。然而当时的出发点是富农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须继续存在，因此宣布了不得剥夺富农，并重申十四大提出的继续肃清战时共产主义残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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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五大刚闭幕，就爆发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它使大会刚通过的一系列方针无法付诸实施。为了解决危机，对富裕农民采取了“非常措施”，即使用暴力强制征购甚至没收余粮。这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效果，但却打乱了原定的整个经济部署，引起了次年更加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恶性循环的状态下，“非常措施”欲罢不能，从十五大闭幕到消灭富农运动前夕，除1928年7~11月的短暂间断外，农村大部分时间处在“非常措施”之下。强制征粮中大量出现“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封闭集市”等类似余粮收集制时代的行为，不但农民储备的机动粮被征购一空，甚至在收成的好坏尚未定局的情况下强行以低价征购农民的防荒粮。[253]1929年2月26日，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决议，进一步扩大村苏维埃对“故意抗交粮食者”采取行政手段的权限，非常措施更加强化，[254]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走向完全剥夺富农。在这种打击下，富农经济从相对极盛的顶峰骤然跌落下来。大批“富农”为逃避“非常措施”，出卖生产资料、减少播种面积，满足于自给自足，把生产规模缩小到中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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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措施”的影响下，党对富农经营所作的行政限制也大大超出了十五大的精神。如十五大规定缩短土地租佃年限，但并未禁止富农承租土地，1928年7月1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关于土地出租最大期限的决议》体现了这一精神，但同年12月15日，在第二次“非常措施”高潮中中执委通过《土地使用与土地整理的基本原则》的决议，绝对禁止了富农户承租土地。同一决议还规定新经济政策高潮时的1925年雇佣劳动法不再适用于所有富农雇主，两个月后专门制定的《关于富农经济运用劳动法典条例》中，对富农雇工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当时情况下足以使雇工经营几乎完全无法获利。在生产资料供应方面，除了一直禁止向富农提供现代农业机器（如拖拉机等）外，从1928年起“富农得到的复杂农具（指非现代的畜力农具）已等于零”，甚至简单农具的供应也“急剧减少”。[255]不久又强制没收了私人手中原有的拖拉机。在信贷方面，经过多次提高对富农贷款的条件与利率之后，自1929年起完全断绝了对富农的贷款。[256]在流通领域，早在1925年末，“私人资本已被全部从谷物采购方面排挤出去”，到了1928年初，“为了杜绝投机商人和粮食收购者走漏粮食的门路，取消了谷物饲料和面粉的私商。替富农工作的磨坊也没收了。”[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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