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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在这方面，苏联公布的数字极为矛盾：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3页。卷第270页称：私商收购的粮食在1926—1927年度为14%，到1928—1929年度增为23%；而《苏联物价政策简史》第56页称：1927—1928年度国家计划内收购粮食占85%，加上“地方性计划外收购”，剩余为私商所占的应不多于10%；《1928年苏联统计手册》却说“非计划采购”谷物在1926—1927年度占28%，1927—1928年度占31.7%（见第280页）。扣除国家与合作社的计划外采购，私人份额似为20%左右，但70年代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第194页又有新见解：“1923年私人谷物采购比重占7.7%，1924年仅占2.2%。到恢复时期末私人资本已经被全部地从谷物方面排挤出去。”可以认为，当时对私商在粮食收购中的力量是有所夸大的，但在“非常措施”实行前可能有一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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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陈维廉：《苏联1928年粮食危机问题上党内分歧的实质》，见《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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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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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指除“技术作物”以外的非粮食作物，如蔬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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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1928—1929年苏联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第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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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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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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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莫斯科，1936年，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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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经济评论》，1929年第1期，第44~45页，151页；《1928—1929年苏联国民经济控制数字》，第232、221、226、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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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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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苏联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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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史上所说的“消灭富农”，是指“全盘集体化”时期对100多万富裕农民的扫地出门。但实际上，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富农经济并未延续到那个时候，而是在集体化前“粮食危机”时期当局的一系列打击下就已“自行消灭”了。后来所“消灭”的，只是这些农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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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对集体化前夕“富农”经济“自行消灭”的问题作些新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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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929年间对富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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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富农经济”，在新经济政策下，经过1921-1922年间的半合法阶段、1922-1925年间的合法发展阶段与1925-1927年即联共十四次党代会与十五大之间的相对极盛阶段后，发展到顶点。十五大决定收缩对富农的政策，制定了“加紧进攻富农”、“更坚决地从经济上加以排挤”的方针。然而当时的出发点是富农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须继续存在，因此宣布了不得剥夺富农，并重申十四大提出的继续肃清战时共产主义残余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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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五大刚闭幕，就爆发了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它使大会刚通过的一系列方针无法付诸实施。为了解决危机，对富裕农民采取了“非常措施”，即使用暴力强制征购甚至没收余粮。这虽然取得了暂时的效果，但却打乱了原定的整个经济部署，引起了次年更加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恶性循环的状态下，“非常措施”欲罢不能，从十五大闭幕到消灭富农运动前夕，除1928年7~11月的短暂间断外，农村大部分时间处在“非常措施”之下。强制征粮中大量出现“强迫命令、破坏革命法制、挨户巡视、非法搜查、封闭集市”等类似余粮收集制时代的行为，不但农民储备的机动粮被征购一空，甚至在收成的好坏尚未定局的情况下强行以低价征购农民的防荒粮。[253]1929年2月26日，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决议，进一步扩大村苏维埃对“故意抗交粮食者”采取行政手段的权限，非常措施更加强化，[254]许多地区实际上已经走向完全剥夺富农。在这种打击下，富农经济从相对极盛的顶峰骤然跌落下来。大批“富农”为逃避“非常措施”，出卖生产资料、减少播种面积，满足于自给自足，把生产规模缩小到中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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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措施”的影响下，党对富农经营所作的行政限制也大大超出了十五大的精神。如十五大规定缩短土地租佃年限，但并未禁止富农承租土地，1928年7月1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关于土地出租最大期限的决议》体现了这一精神，但同年12月15日，在第二次“非常措施”高潮中中执委通过《土地使用与土地整理的基本原则》的决议，绝对禁止了富农户承租土地。同一决议还规定新经济政策高潮时的1925年雇佣劳动法不再适用于所有富农雇主，两个月后专门制定的《关于富农经济运用劳动法典条例》中，对富农雇工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这些条件在当时情况下足以使雇工经营几乎完全无法获利。在生产资料供应方面，除了一直禁止向富农提供现代农业机器（如拖拉机等）外，从1928年起“富农得到的复杂农具（指非现代的畜力农具）已等于零”，甚至简单农具的供应也“急剧减少”。[255]不久又强制没收了私人手中原有的拖拉机。在信贷方面，经过多次提高对富农贷款的条件与利率之后，自1929年起完全断绝了对富农的贷款。[256]在流通领域，早在1925年末，“私人资本已被全部从谷物采购方面排挤出去”，到了1928年初，“为了杜绝投机商人和粮食收购者走漏粮食的门路，取消了谷物饲料和面粉的私商。替富农工作的磨坊也没收了。”[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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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苏维埃政权还积极运用古老村社的形式排挤富农。众所周知，革命前俄国的富农主要就是从脱离村社的独立农庄（从住宅到土地都脱离了村社束缚的个体农户）与单独农田（仍居住于村社之内而耕地已脱离村社支配者）中发展起来的。革命后村社（所谓“土地协会”）与独立农民的矛盾仍然存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是十四大以后，政府基本倾向于认为村社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古老桎梏，允许农民自由退出村社。但十五大以后，上述政策迅速改变。这次代表大会把村社列为“对发展农业合作化与机械化最有利的土地利用方式”，要求全力促进它的发展，并要求坚决减少独立农庄的产生。[258]1928年4月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土地使用与土地整理的新法令草案》，空前扩大了土地协会的权力，它禁止农民移住到那些“可因移住而发展成富农的地方去经营独立农庄”，“对于旨在形成单独农田的土地整理申请，可以到最后来处理，如果单独农田的形成会导致富农的发展与巩固时，这种申请甚至可以完全不予受理”。它不仅严禁富农出租、承租土地，甚至对于富农作为村社社员使用份地的权利，也作了极严厉的规定。如该法令第九条说：“领取土地供自己劳动使用的权利，被剥夺选举权者（按：基本上指富农而言）要轮到最后才能享有。”斯大林时代一部反映当局观点的著作解释这种立法精神时说：“法律规定进行强制的土地整理。这意思就是要剥夺富农的大部分土地，并把富农迁移到较坏、较远的土地上去。”[259]同时，苏联政府还利用村社从政治上向富农施加压力，从1928年起，剥夺了富农参加村社自治组织——村会的权利，从而“把富农从它最后的避难所中驱逐出去”。[260]在这一政策下，“1928-1929年的农村，与其说是受地方苏维埃领导，毋宁说是受传统的、现在被谨慎地称为农村协会的传统公社的领导”。[261]这些村社强烈地发挥了米尔的平均主义职能，使农村进一步中农化、平均化与自然经济化。村社在抑制富农经济方面的作用，常为目前的许多论著所忽视，这是不妥当的。[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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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根据苏共十五大精神对富农进行经济性排挤的许多措施也迅速强化并逐渐演变成超经济的行政手段。1928年4月颁布了统一农业税法，大幅度提高了对农村富裕阶层的累进税率，1928-1929年度，向富农与富裕农民征收的税额在农业税总额中所占比重从前一年的49%激增为60%。[263]这与十五大以前加重对富农征税的趋势是一致的，但那时富农的经济力量处于上升过程，加税是对富农力量增长的限制，而这时正如下文所述，富农的实力正迅速崩溃，因此加税是促使富农消灭。这种趋势发展到1931年，富农应缴税额常常超过其全部收入，富农为纳税不仅倾其所入，而且要交出财产。粮食征购也是如此，对富农规定了很高的征购额，如不能完成，须变卖家产以偿。[264]这样，这些措施的性质就由经济性的排挤转变为行政性的剥夺。1928年起，规定对那些“普通税法不能充分节制其收入”的“最富裕的富农”实行一种特别的个别课税，结果“许多地区征收面扩大到（总农户的）10%或12%，甚至更多”。[265]它很快也由经济措施变成了政治措施：“个别课税和取消选举权往往混杂在一起。”[266]于是在1928年底苏维埃选举前的审查运动中，大批富裕农民甚至一些党员与苏维埃干部纷纷“被人揭露并被剥夺选举权而孤立起来”。[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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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经济的“自行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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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系列经济的、行政的甚至刑法的打击下，富农经济完全失去了扩大再生产与简单再生产的条件，迅速萎缩了。从1927年到1929年，全苏富农的播种面积减少近2/3，其中乌克兰与俄罗斯富农谷物播种面积猛降42.4%，产量下跌42.7%，商品粮更锐减68.6%。全苏富农拥有的牲畜总数下降16%，平均每户占有生产资料价值下降21.4%。[268]作为富农经济存在标志的各项指标也剧烈下降：[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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