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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富农”队伍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宗教。1928年秋季，苏联各地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大批教堂被毁，全部修道院被强行封闭，“成千上万”的修道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不少人是自食其力的农业生产者。[310]在这种形势下，1929年5月21日人民委员会决议第一次把“僧侣、教士”等宗教人士列为“富农”的标准之一。此后在“消灭富农”运动中农村中的反宗教运动更加发展，在任何村子里集体化的决议中通常都包括封闭教堂等内容，“从拆下教堂的钟来着手组织劳动组合”[311]的现象盛极一时。结果“许多并不很富有的农民试图阻止毁掉教堂，但自己却被捕、流放了”，相当多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而是因为他们信仰宗教”而被定为“富农”并遭到剥夺。[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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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消灭富农”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不是一时的偶然现象，它是一个时期以来，特别是“非常措施”时期农村工作中一系列“左”倾偏向（尤其是税收、选举、宗教、粮食等问题上的“左”倾偏向）发展的逻辑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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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共十五大以后，在“非常措施”时期，苏联对富农政策发生了急剧变化，实际上已经转入由排挤进而消灭富农经济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富农经济扩大再生产乃至简单再生产的道路完全被堵死，到1929年“消灭富农”运动开始之前，富农经济作为一种使用雇佣劳动从事商品生产以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实际上已经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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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谓富农经济的“自行消灭”，只是针对1929年冬以后的大规模暴力镇压与剥夺而言，它既不是富农“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也不是富农“破坏活动”所造成，而是苏维埃政权打击富农政策的成果。它体现了新经济政策末期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与农村经济的社会主义趋势，但也包含着较严重的“左”倾偏向。在当时条件下，消灭“富农”为时过早，对经济造成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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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一时期“左”倾偏向的突出表现，就是“富农”越排挤越多，在富农经济迅速萎缩的同时被认为是“富农”的队伍却迅速扩大，从而人为激化了阶级斗争，最后造成了集体化过程中的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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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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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l页；《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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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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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米·斯·斯米尔诺夫：《苏联共产党为准备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而斗争》，莫斯科，1952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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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2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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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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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学习杂志社，1955年，第3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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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46~47页。我国土地革命时期“富农分坏田”的“左倾”政策，就是受苏联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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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米·斯·斯米尔诺夫：《苏联共产党为准备群众性集体农庄运动而斗争》，莫斯科，1952年，第58页；《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4~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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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弗朗科·巴蒂斯特拉达：《布哈林与二十年代新民粹主义》，见上海师院《布哈林问题论文资料汇编》，第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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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参见拙稿《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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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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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萨姆索诺夫：《苏联简史》第二卷中译本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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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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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6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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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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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尼·阿·伊夫尼茨基：《农村阶级斗争与消灭富农阶级》，莫斯科，1972年，第57~59页；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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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马·阿·克拉耶夫：《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7页；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51~52页，综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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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瑙姆·贾斯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计划和结果》，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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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马·阿·克拉耶夫：《苏联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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