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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个别附加”与“个别税”虽有区别，但当时政策对此规定不明确，而且二者都是一种惩罚性个别税，纳税者是入另册的，所以很多地区把二者混为一谈，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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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第3卷，第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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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47~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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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莫斯科，1952年，第49、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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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萨姆索诺夫：《苏联简史》第2卷上册，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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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勃·阿布拉莫夫：《布尔什维克党——消灭富农阶级斗争的组织者》，第49、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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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勃·阿·安加罗夫：《村苏维埃与消灭富农之为阶级》，见《布尔什维克》，1930年第6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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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47~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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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续篇》，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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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斯大林选集》下卷，第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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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罗·亚·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续篇》，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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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典型实践：苏联集体化时期的“消灭富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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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到“贡税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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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苏联在“粉碎”了布哈林“右倾”集团后发动了结束新经济政策并转入“全盘集体化”的“大转变”运动，并同时开始大规模地“消灭富农阶级”。笔者前已著文指出：作为一种经济形态的富农经济不仅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从未发展到形成“农村资产阶级”的程度，而且作为商品率稍高的家庭农场，它事实上已在1927年底开始的“粮食危机”期间受到严重打击而“自行消灭”了。[313]因而在集体化运动中“消灭”的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形态或一个“阶级”，毋宁说只是这些农民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存权。这场运动的灾难性后果在苏联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之后就已逐渐披露，如今更为世人所熟知。虽然对灾难程度的估计仍有考据上的争论，但其性质已渐有公论。本文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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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探讨的是这样一场运动的发生机制。按照通常说法，苏联的意识形态要求在农村中消除两极分化，解决贫富矛盾。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之路。而全盘集体化就是在这种思路引导下发生的“过火”、“冒进”之举，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左”倾错误。但已有学者指出，消灭剥削、平均共富的道德理想并非这场运动的真正思想动因。据查，在“大转变”前的一年里斯大林13次提到集体农庄的好处，其中只有一次原则性地讲到集体化是消除分化、共同富裕的理想制度，其余讲的都是集体农庄能够大量提供廉价“商品粮”，而这是国家不可能从小农那里弄到的。实际上，“集体化—消灭富农”运动正是在1927-1928年粮食收购危机、国家从小农那里采用“非常措施”强购廉价粮而遭到消极抵制之后才发动的，它的“原始积累”性质显然比一般的乌托邦狂要实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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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不久，新生的苏俄在内战中借“红色恐怖”之势实行“余粮收集制”，无偿夺取农民粮食来供给苏俄创业所需。为了替这种做法寻找理论依据，著名布尔什维克学者米·斯·斯米尔诺夫在《真理周刊》上撰文，套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之前先要有“所谓原始积累”的说法，认为“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有“原始积累”，他称之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个观点很快为当时苏俄理论界所普遍接受。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中就大谈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并指出它的实质是“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314]而托洛茨基一派的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更于1926年出版《新经济学》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并把它列为过渡时期经济中互为矛盾的两大规律（另一个是价值规律）之一。宣称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在经济规律上便表现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与价值规律的斗争。该书认为，正如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以抢来本钱做买卖的方式获得前提条件一样，社会主义苏俄在国营经济能按计划经济规律实现“社会主义积累”之前，也要先以强制手段“剥削”农民来建立国营经济，这一过程“在同社会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正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由于苏俄国家的强制与垄断权力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大，因而其“采用非经济的强制方法进行的积累”能力也更强。另一方面，由于苏俄没有可供“剥削”的“殖民地”，因而也更需要对本国农民搞“原始积累”。所以苏俄国家的任务不是从小生产者——农民——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而是要比资本主义“拿得更多”。[315]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用增加明税的办法“剥削”农民会引起反感，更不能用“余粮征集制”的办法向农民公开强取，但苏维埃政权可以利用国家在工商业中的垄断地位提高卖给农民的工业品价格，压低从农民那里收购的农产品价格，利用剪刀差形成的“暗税”来“剥削”农民；把农村作为国营工业的“殖民地”，把“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小生产”作为“社会主义成分”的原始积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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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并不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是合乎社会主义理想的，也就是说它与消灭分化、共同富裕这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固有的追求不同。正如奴隶制与海盗行径并非资本主义本身，以这种野蛮手段搞的原始积累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之外的积累”一样。资本主义发达起来以后就可以用资本主义积累（等价交换、自由市场形式下的积累）来取代这种资本主义“之外”的原始积累。而资本主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如果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也可能用不着再经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而可以直接依靠原有的强大工业在国有化计划经济内部进行“社会主义积累”。但俄国这样的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的工业积累薄弱，只靠工业内部（即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积累来扩大再生产，那速度必然极慢，所以越是不发达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越需要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即越需要靠“剥削”农民来搞工业化。以后随着国有工业的壮大，自我积累能力增强，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依赖会逐渐减少。同时计划成分逐渐成长并排挤市场成分，使过渡时期价值规律在经济中的作用也不断缩小。到国家工业化完成，不再需要“剥削”农民，并且可以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把农民组织成为计划经济大生产的社会主义“谷物工厂”，于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与“价值规律”均告失效而为“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取代，计划最终战胜市场（包括等价交换的资本主义市场与不等价交换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市场），过渡时期也就结束，而社会主义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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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还与当时苏联其他领导人（包括布哈林那样的“右派”）一样，对“帝国主义包围中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安全极为忧虑，迫切要求加速工业化以便增强国力准备打仗。针对那种担心强化“原始积累”（即强化对农民的“剥削”）会破坏工农联盟的想法——布哈林一派的观点，他指出：一旦苏联与帝国主义开战，农民的支持固然重要，但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强大国防更为关键。因此在两者不能兼顾的情况下，宁可冒得罪农民的风险强化原始积累以加速工业化，也不能牺牲工业化速度、放松“原始积累”来讨好农民。普氏的这一论点当时极能打动人，因为自德国革命、中国大革命相继失败，“世界革命”日渐渺茫之后，苏联上下都对国际安全十分悲观，“战争危险临近，工业化性命攸关”成为党内的共识。所以，尽管布哈林等人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剥削”农民之论从道义上抨击甚烈，对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更是极力强调，但是对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上述那个“要工业化速度，还是要农民满意”的诘问，却始终没有一个正面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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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布哈林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本是通过“超经济强制”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狂热倡导者。但进入新经济政策时期后，布哈林逐渐转变为通过商品交换关系维护工农联盟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家”，不仅自己不再倡导“原始积累论”，而且成为批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学说的主要发言人。布、普论战也成了当时党内主流派（斯大林与布哈林的联盟）与“左派”（托洛茨基与后来的托季联盟）理论交锋的主战场之一。布哈林的论点主要有：1. 以“一个规律”（劳动消耗规律）论来反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两个冲突中的规律”（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与市场一价值规律）论，实质上是否认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冲突或至少是极力淡化这种冲突。2. 从道义上批判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原始积累”、“剥削”、“殖民地”等用词，反对把这些令人反感的概念引人社会主义经济学。3. 强调“让步论一工农联盟论”，认为在一个农民国家里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命所系，为维护联盟应当向农民“让步”，在经济政策方面也就是向市场关系“让步”。4. 主张通过合作制（而非集体化）使农民经济“长人”社会主义，并用提高储蓄率的办法把农民经济的积累转化为工业化所需积累，而反对用扩大剪刀差来“剥削”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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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林的理论在改革初期作为一种对“斯大林模式”的可能替代物曾引起过广泛关注，但现在看来它的局限性很大[316]。他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论战的优势主要体现为坚持工农联盟、反对“剥削”农民的论点的道义力量，以及党内斗争中主流派对“左派”的政治胜利，而对布一普论战中的两个最基本的方面却基本上持回避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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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理论层面，对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矛盾、传统经济中“习俗一指令”机制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布哈林基本上是用“一个规律”论、“平衡”论、“让步”论来回避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站在市场机制的立场来抵制计划体制的扩张，而只是反对扩张得过快。他也不可能站在市场化农业的基础上推进针对传统村社农业的改革，而只是反对过快消灭农业中的市场成分和传统成分。这样他就不可能解决新经济政策体制下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以及传统习俗一指令机制的冲突，而且在后两种机制的夹攻中难以坚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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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工业化积累来源这一现实操作层面，他并没有提出取代“原始积累”论的其他可行方案，而基本上只限于抨击“原始积累”的非道义性。而只要没有替代方案，“原始积累”在换个好听一点的名词（也不再谈论“剥削”或“殖民地”）之后继续推行，甚至变本加厉就在所难免。当时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样强调战争危险临近，虽然他着重讲的是在战争危险之下尤其需要团结农民、加强工农联盟，但他实际上不可能正面反驳普氏以同一前提导出的结论：在战争危险之下尤其需要加快工业化、强化原始积累。他甚至不能正面回答“加快工业化与向农民让步哪个更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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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布哈林实际上在理论上与现实政策上都没能真正战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虽然党内斗争的结局使普氏不再有发言权，但除了“原始积累”、“剥削农民”、“殖民地”这类难听的名词不再出现外，事情的实质并未改变。苏联仍然不能不走从农民那里“抽取”原始积累的道路。而且在1927年后，苏联体制与农民在这条道路上的冲突明显激化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经济到1926年已结束了恢复时期，工业生产已达到革命前最高水平，依靠原有基础“挖潜”的余地已经不大，迫切需要大规模增加投资更新工业资本并扩充新的生产能力。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从1925-1926年度的8.3亿卢布激增至1928-1929年度的20.73亿卢布。其中新建项目投资所占比重从1926-1927年度的18.2%增加到1928-1929年度的34.1%。[317]投资如此膨胀，钱从哪里来？当时既不可能引进外资或发展私人投资，国营工业本身规模也小，且效益也不怎么样，积累能力与需要相比无异杯水车薪，于是向占人口80%的农民、占国民经济60%的农业索取更多的“原始积累”便成为唯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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