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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市场经济之潮涌来之时，处在层层束缚之中的俄国农民出于生存的本能与发展的欲望，捆着手脚在商海里游泳，居然也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称之为“奇迹”亦不为过。但是，这一切与其说是因为村社这类羁绊有什么积极功能，毋宁说是因为与农民相竞争的那些成分，诸如行会商业与官商、领有工厂与官营企业积弊太重，以至于连受到束缚的农民经济都比它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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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村社—领主的庇护功能在某些特定条件下也能发挥有利作用，如“一村一业”现象的出现就与村社内技艺传授的传统有关，而某些顶着领主名义去经商的农民也能收到“拉大旗作虎皮”的效果。但总的来看，传统共同体羁绊对农民走向市场绝不是有利的，而上述农民等级中边缘群体的出现，也绝非出自农民之所愿。“农民工人”、“经商农民”与“工业村”，都是在农民改得了业却改不了身份，脱离了土地却脱离不了共同体羁绊的情况下出现的。劳役性质的工厂“编入农”固然曾被农民“视为极大的不幸”而百般规避，19世纪上半叶甚至还发生了频繁的“编入农”暴动。当时的档案也说，他们“从农村生活向工厂生活的转变是如此艰难与悲惨”，“与美洲种植园中饱受折磨的黑奴之遭遇十分相似”[27]。即使非劳役性的自由打工农民，也因其身份未变而被迫从微薄的打工收入中支付相当部分用于履行“农民”义务。至于“经商农民”更是不愿戴着“农民”这顶帽子，而极力要求取得与城里企业家平等的地位。沙皇当局虽然在他们出色的商业成就面前不得不一再放宽对他们的限制：1799年正式批准他们可以凭赎买来的证书经营商业；1804年向其开放零售业，但限制经营某些商品种类，禁止批发，并禁止雇工超过2人；1806年又开放批发业与外贸商业；1824年才正式承认他们可以经营市民等级所能经营的一切业务，但须花额外费用领取特别的证书。正由于这一连串歧视，不少“农民企业家”都力求花巨款“赎身”成为正式市民，但领主们视他们如摇钱树，往往对他们花高价“赎身”也予以拒绝。由于身份制的束缚，他们的经营目标与投资取向都受到扭曲，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的变态的经营人口”，而他们的资本也成了“变态的商业资本”[28]。“一村一业”的农民非农化，虽然得益于村社传统，但它的进一步发展也为这种传统所阻碍。在村社的圈子里，“工业村”无法城市化，村民也无法成为自由商品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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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反过来看，这些农民边缘社群的出现，却是对公社世界的一大冲击，它表明狭隘的共同体已不可能有效地禁锢其成员，农民已经不满于它的束缚，同时也不那么依赖它的保护了。从这个角度说，身份性农民的非农化浪潮是一种过渡性现象，它终将通过身份壁垒的崩溃而走向农民的“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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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之潮的冲击下，俄国终于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身份性户籍随即取消。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开始废除村社制度。至此，19世纪前期一度使用频繁的“农民工人”（рабочий мужика）、“农民匠户”（промыслы крестьян）、“经商农民”（торгующие крестьяне）、“农民企业家”（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промышленик）之类称呼逐渐消失[29]。“农民”自此不再是一种身份而只是一种职业，改了业便不再是“农民”，而许多“工业村”也不再是“村”了。如前述的伊凡诺沃村，便于1871年（农奴制改革不久）与沃兹涅先斯克村合并，设置伊凡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市——俄国纺织工业中心之一。离土不离乡的俄国“农民”很快便汇入现代市民社会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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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离土不离乡，即脱离了农业却仍保持“农民”身份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玄妙事物。它与“文化传统”没什么关系，也不能仅从产业意义上把它等同于“兼业”或“原始工业化”。事实上，伊凡诺沃的“农民”已经专业务工而不再兼营畎亩，其技术水平也不比当时的城市企业“原始”多少。然而只要有身份制存在，则农民要改业就必然会出现改了业改不了“农民”身份的局面；身份制一旦取消，也就不再有这种事了。这时哪怕仍有农工、农商兼营者，也与城里的“多种职业者”一样不再构成一种特殊的身份性群体。“离土不离乡”的实质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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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6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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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俄语中МИР意为村社，亦意为世界，即村社与世界在传统俄国人心目中是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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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金雁等：《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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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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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美］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上册，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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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 Nikalas: Russi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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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В. Н. Яковцевский: Купе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феодально-крепостнической России（雅可夫柴夫斯基：《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人资本》），М. 1953г. С.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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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А. Семенов: Изуче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ведений 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е и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 половины XVII столетия по 1858г.（谢明诺夫：《17世纪中叶至1858年俄国对外贸易及工业的历史资料研究》），Ч.3, СПб. 1859г. С.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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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ЦГАДА：《俄罗斯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Ф.259，КН.4109，ЛЛ.45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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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梁士琴科：《苏联国民经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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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ПСЗ：《法令全集》.Т.XIV，№ 10486，С.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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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ЦГАДА, Ф.259, КН.3608, ЛЛ.629~630, ПСЗ, Т. XXXIX, № 30115, С.609; ПСЗ, Т. XVIII, № 13247，С.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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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купечеств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приговоры)（《莫斯科商人史料（社会团体决议案）》），Т.I，М. 1892г. С.33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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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Исто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купе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莫斯科商会史》），Т.II，М. 1906г. С.254~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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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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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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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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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98~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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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История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купе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II, М. 1906г. С.569~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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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И. В. Чернышев: Аграрно-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за 150 лет（车尔尼雪夫：《俄国土地农民政策150年》），Петроград, 1918г. С.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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