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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与当今复兴的民粹主义这种“‘左’与‘右’的大混合”[70]不是很相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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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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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察民粹主义”成为民粹主义者放弃反抗社会不公的道德形象而“归顺”当局的主要途径的情况下，仍然坚持“革命”立场的民粹派为了与“警察”划清界限，就不能不淡化其整体主义色彩而向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反对派的观点靠拢。于是与传统民粹派的非“革命”化趋势相平行，在世纪之交的俄国也出现了革命民粹派的非传统化（自由主义化或社会民主主义化）趋势。随着社会革命党的成立而出现的新民粹主义—社会革命主义就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化的某些色彩。正如列宁所说，社会革命党人与传统民粹派相比，在承认政治自由（即放弃“人民专制”）与承认资本主义相对于传统体制的进步性（即放弃“个人主义的西方瘟疫”论）这两方面都向社会民主主义（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迈近了“一大步”。除此之外，以B. M. 切尔诺夫和B. M. 晋季诺夫等为代表的社会革命党主流派的非传统化还表现在承认村社解体的现实、淡化“国家社会主义”、转向支持农民商品生产（即作为其“最低纲领”的“劳动主义”）、改变革命动力问题上的“唯农民论”而更多地关注市民、工人运动，改变党的活动方式，使其从适应“革命恐怖主义”密谋行动的高度纪律性的小团体发展为具有某些宪政政党特点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组织等方面。这些变化是它在1917年2~10月间成为宪政维护者的原因。当然，这一趋势从总体上看尚未发展到使革命民粹派完全“非传统化”的程度。[71]但在社会斗争的主要格局是传统的专制主义当局与现代化的自由—民主反对派之对立的情况下，“传统反对派”的活动空间是难以扩张的。事实上，从世纪之交到斯托雷平改革前的这几年，社会革命党的处境也最为窘迫。如果这种格局继续发展，则他们或者因坚持传统而放弃反对派立场，从而步吉霍米罗夫们的后尘，或者因坚持反对派立场而放弃传统，从而进一步使自己西化、“自由”化与社会民主主义化，逐渐不成其为民粹派。另一方面，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以列宁为代表的非正统派与正统派的分歧当时还主要限于党的组织原则问题，并未涉及整个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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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05年政治风波和随之而来的斯托雷平改革改变了这一切。如果打个比方，19世纪的沙俄好比一个既有“父爱”又有父权、既无自由又无风险的旧式宗法大家庭，当先进的自由民主派与社会民主派呼吁解散这个大家庭时，家长（沙皇及贵族）与子弟们（村社农民）最初都视之为胡闹。然而商品经济的侵蚀，使家庭内部的不和谐产生了。子弟们在市场的吸引下变得不那么安分守己甘受束缚，家长们在市场的诱惑下变得私欲膨胀难守父道，于是渐渐地“父不父，子不子”，双方都挖开了大家庭的墙脚，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地主与农民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俄国的问题于是逐渐从要不要“分家”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分家”的问题。子弟们要废除大家长，带着自己的一份家产分家过自由日子，而家长们却想把“家长权”变成“嫡长子继承权”，独吞家产而把子弟们都从大家庭中赶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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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问题仅在于“分家”与否，或者如果第一种“分家”方式占了上风，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会很容易地选择自己的立场。然而俄国的事态恰恰是按第二种方式进行的，而到1905年后，“分家”进程终于闹到了撕破脸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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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所谓1905-1907年“革命”如果不是只看几次街头事件而是宏观地看，它主要是一场自由主义的反对派运动。它与沙皇政权的矛盾还是个要不要“分家”的问题。沙皇政权为了抗击“分家”派，最初寄希望于村社农民的传统皇权主义，让“孝子”们来捍卫大家庭。因此在第一、二届杜马中，当局都极力扩大农民代表比例而压缩各城市阶层（甚至贵族）代表的比例。然而出乎“家长”意料的是，这时已不是当年民粹派“到民间去”而在农民那里碰了大钉子的时代，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几乎都站到了反对派一边，而农村中的骚乱更是搞得“家长”焦头烂额（但同时也因侵犯了新兴的农村中产阶级而让自由派摇头不已）。[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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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沙皇政权在以铁腕手段镇压了“革命”后，立即搞起了一场它自己的“最勇敢的革命”（列宁语），俄国一方面出现了严酷的政治高压（所谓“斯托雷平反动时代”），一方面出现了“最彻底的”（列宁语）经济自由化（所谓“斯托雷平改革”）。这从理论上说是个矛盾，实际的逻辑却十分简单：“子”既不“孝”，“慈父”又何为乎哉？何况“父”早已不“慈”，只是为了拉拢子弟们反对自由主义“分家”派才装出慈父面孔的呢！1905-1907年“革命”的戏剧性结果就在于：刺刀挑破了大家庭的温情面纱，透过破口一看，原来家长与子弟们都对分家心痒久矣！于是对当局来说事情便变得十分简单：赶快把家长权变成家产所有权吧！用斯托雷平的话说，国家原先要“抑强扶弱”，充当“公社精神”的化身，而今不然了：“国家是为强者而存在的！”[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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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反对派而言，事情却变得十分复杂：斯托雷平一步到位地摧毁农村公社，用国家权力扶植少数人“化公为私”。如果抛开道义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极为“进步”的资本主义改革，它不仅符合自由主义者的“分家”主张，而且也与社会民主党人以“进步的”（尽管可能是非人道的）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理念，以及以这一理念为基础、以支持农民冲破公社束缚为内容的土地纲领并无矛盾。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原来的土地纲领“甚至已经通过斯托雷平的土地法令实现了”。[74]但另一方面，俄国农民却深受这种不公平的“进步”之苦，当“分家”成为对他们的剥夺时，他们便自然成了大家庭的维护者，反对大家长的斗争也自然变成了寻找新的大家长带领他们反对“嫡长子”，以免后者把他们从大家庭中驱逐出去的斗争。1906年以后，维护村社的农民运动广泛发展，[75]斯托雷平改革步履维艰，社会上民粹主义情绪明显增长，1911年斯托雷平本人也被民粹主义者所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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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改革”的专制当局，一边是“反动”的人民运动，夹在当中的反对派何以自处呢？一些自由派人士逐渐认同了当局的“分家”方式，放弃了反对派立场，另一些人则超脱地钻进东正教文化的象牙塔中“整理国故”去了；[76]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一贯理念，既不认同专制当局的“改革”，又不认同“反动”的人民和民粹主义，从而日益成为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却对实际政治丧失了影响力的纯粹“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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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斯托雷平改革后的俄国政治主要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专制主义与现代化的自由—民主反对派的对立变成了很大程度上现代化的专制主义改革家与传统主义反对派或“保守的民主派”之间的对立。于是，社会革命党一时顺理成章地在反对派舞台上唱了主角，其势力迅速在人民中间扩张，而此前他们的那种窘迫如今却落在了社会民主派头上：他们或者为坚持反对派立场，而必须回归传统，使自己民粹主义化，或者为坚持正统社会民主党的现代化立场而退出主要反对派的角色。以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正统派逐渐走上了第二条道路，而以布尔什维克为主的非正统派则走上了第一条道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分歧，于是也逐渐从单纯的党建组织原则之争，发展成为意识形态上的全面决裂。列宁认为，在“分家”与否实际上已不是问题，而两种“分家方式”（即列宁说的普鲁士道路与美国式道路）之争又明显的是当局的“方式”占上风的条件下，只有通过与农民一起反对“分家”（实际反对斯托雷平式的“分”法）才有可能最终实现自己希望的“分家”方式，至于这在理论上是否“反动”则并不重要，因为“在经济学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历史上可以是正确的”。[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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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列宁在1907年前后通过总结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俄国革命问题作了一次全面的反省。他指出，党过去光骂民粹派，而没有看到民粹派是“先进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比自由派好得多。过去他说过“村社……的害处是越来越大了”，而现在“斯托雷平解散村社给农民带来更大的害处”。过去党低估了农民运动的革命性，而“在俄国当前的情况下”，农民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农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高限度”，反对地主及“土地私有制”的农民土地革命的胜利就是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而党的土地纲领不仅不应该与村社作对，而且应该主张土地国有化。[78]应当说列宁当时说这些话时带有很强的实用考虑，因此他不仅强调了“在俄国当前的情况下”这一限定语，而且指出这一土地纲领主要是作为“否定的概念”提出的，即它只说明我们不要什么（实即不要斯托雷平式的“分家”），而不说明我们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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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托雷平改革激起村社复兴运动的戏剧性形势、村社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精神的结合，使得这实用性的一步即经迈出便一发难收，越走越远，最后一直走向“‘农民战争’同工人运动联合”[79]反对资本主义的十月革命。而在革命中生效的土地法令，竟是曾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反对的、民粹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起草的纲领。这一法令全面否定了斯托雷平式的“分家”（因而实际上也否定了“甚至已经通过斯托雷平法案实现了”的早期社会民主党人为民主革命制定的土地纲领），但并没有搞另一种方式的“分家”，而是在把独立农民（独立农庄与单独农田）经济几乎一扫而光的同时全面“复活”了农村公社。[80]在这前后列宁主义者仍然激烈抨击民粹主义者，但已经不是抨击他们的“警察”倾向，而是抨击他们的“自由主义”与“资产阶级民主”倾向；不是抨击他们搞“皇帝与国王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是抨击他们搞资本主义；不是抨击他们维护农村公社，而是抨击他们留恋“小私有”。一句话：不是抨击他们搞民粹主义，而是抨击他们搞得还不够，抨击他们“背叛了自己的纲领”！[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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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一部分革命民粹派日益社会民主主义化而一部分社会民主派则日益革命民粹主义化的这种“双向异化”的戏剧性格局中，俄国发生了所有政党都始料不及的1917年二月革命。“不公正的改革”激起的“反改革的公正”作为不可遏止的群众情绪使革命出现了雪崩式的进程。想在这股大潮中站住脚跟的各种政治势力，无论其在意识形态上原属民粹派、社会民主派还是自由派，在否定斯托雷平改革和全面复兴农村公社这一点上都已别无选择，而且实际上沿着这一方向展开了“激进比赛”。自由派由于过去没有坚决反对斯托雷平改革而已失去了号召力。作为民粹派嫡传势力的社会革命党则在这场比赛中一度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他们不仅在斯托雷平时代充当反对派运动的主角而积累了巨大的道义资本，而且俄国社会的实际发展也正沿着他们原来设想的“人民专制”与“村社社会主义”的轨道突进。当时从沙皇监狱与流放地回来的“英雄”中社会革命党人远远多于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的人数与基层组织迅速膨胀，其势力与对群众的影响为其他政党望尘莫及。他们不仅在农村具有压倒性影响，在城乡平等普选的立宪会议上具有优势，而且在二月革命后初期的城市工兵苏维埃中也拥有支配地位。[82]在自由主义衰微的情况下，当时的俄国本来很有可能向警察民粹主义者对包括社会民主派在内的异己势力实行“人民专制”的方向演进，犹如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变成“国家社会主义”对社会民主党等异己势力实行警察专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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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社会革命党在此前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民主主义化，并因此造成了内部分化，更由于为当时的世界大战及“革命护国主义”所误，使它在实行“自己的纲领”方面未能及时有所作为。于是政治谋略水平极高的列宁便不失时机地领导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中的非正统派）抢占这场“激进比赛”的潮头。在社会革命党中的正统革命民粹主义派别（左派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成功地把握了一些戏剧性机遇（如科尔尼洛夫叛乱等），很快从“背叛自己纲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正统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手中夺取了大城市苏维埃的控制权。继而又在十月之夜轻而易举地摧毁了已经在“雪崩”过程中变得一届比一届更“左”的、当时已从自由派手中转入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控制下的俄国临时政府。几个月后，全民普选产生的、社会革命党人占优势的立宪会议也被强行解散。于是“人民专制”与“村社复兴”的新俄罗斯便在20年前曾经猛烈批判过它的一批政治家手中实现了！由于斯托雷平改革造成的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最后导致了一场有趣的重新组合：社会民主主义化了的非正统民粹派（社会革命党人）与正统社会民主党人站到了一起，而正统民粹派（坚持“人民专制”与“国家社会主义”倾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由它演变成的“民粹主义共产党”、“村社共产党”等）则与警察民粹主义化了的非正统社会民主党人站到了一起，并且由后者把前者逐出了俄国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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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尘埃落定之后，人们便看到了当年普列汉诺夫代表社会民主派批判民粹主义时警告过的“‘人民革命’的可能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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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了的革命可能产生一种政治上的畸形现象，有如古代中国帝国或秘鲁帝国，即是一个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的革新了的皇帝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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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时候在我们前面的也就是和我们现在一样的乡村公社。全部差异只在于革命以后的公社所有的土地相当于现在的三倍，或者分化得慢些，因此为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扫清道路也更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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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革命’以后我们回到了自然经济，那么，我们将实现‘相对的平等’，但是同时西方也将不能影响我们。”[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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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一场“人民革命”并不是由他所批判的那些人，而是由他自己的学生们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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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再来读读列宁当年写的那篇《从民粹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名文，更令人感慨不已。曾几何时，那种“反对政治自由”（据说这只能使政权转到资产阶级手里）的理论已不再是“彻头彻尾的民粹派分子的观点”，而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列宁主义观点了！对“警察民粹主义”的批判，这时早已为对“自由民粹主义”的斥责所代替。……正如布尔什维克首领之一季诺维也夫所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历史化装舞会：社会革命党所指责的无产阶级革命党的过错（按：指‘迷信政治自由’、做‘资产阶级的奴仆’之类），恰恰是它自己的过错。”[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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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年“无产阶级革命党”所指责的社会革命党的过错（如“人民专制”、“国家社会主义”之类），又“恰恰”是谁的“过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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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双向异化，认真说来恐怕只能说是这样一段历史的“过错”：“现代化的”专制主义与“传统的”反对派、不公正的“改革”与反改革的“公正”的对峙，使得主张公正改革与现代化民主的宪政力量——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被挤下了政治舞台，于是，无论是民粹派对社会民主党人实行“人民专制”还是警察化了的革命派对“自由民粹主义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结果都会差不多的。如今又是一个世界性的改革时代，改革模式与“民粹主义复兴”之间的关系，仍足以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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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转引自《参考消息》199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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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转引自《参考消息》1994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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