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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俄联邦农业粮食部长》Г. 库利克《俄罗斯联邦选择了发展私人农场的道路》，见苏联驻华使馆《苏联新闻》，1992年2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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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T. 沙宁：《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国》，伦敦，1985年，第113~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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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M. 莱文：《俄国农民与苏维埃政权》，伦敦，1968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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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A. M. 安菲莫夫：《1861—1914年改革时期俄国农民公社发展的某些特点》，载［苏］《苏联历史》198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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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也有人说暗杀是极右派所为，这事至今仍是个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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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1卷第426页；第2卷第288~289、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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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Г. A. 格拉西缅科：《农民反对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斗争》，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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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Г. A. 格拉西缅科：《农民反对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斗争》，第315~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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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Г. A. 格拉西缅科：《农民反对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斗争》，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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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Г. А. 格拉西缅夫：《农民反对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斗争》，第72页，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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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П. H. 泽里亚诺夫：《1907—1914年欧俄农民公社》，莫斯科，1992年，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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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A. M. 安菲莫夫：《1861—1914年改革时期俄国农民公社发展的若干特点》载《苏联历史》1980年第4期，第36~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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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Л. C. 加波年科：《1917年4月俄国的革命运动——4月危机》（文件汇编），莫斯科，1958年，第6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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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G. J. 吉尔：《俄国革命中的农民与政府》，伦敦，1979年，第16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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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G. J. 吉尔：《俄国革命中的农民与政府》，伦敦，1979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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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列宁全集》第32卷，中文第2版，第105~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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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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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至今的俄罗斯史学，在转轨期的“休克”之中如果说仍然有热点的话，那就是“改革与革命”这个话题。[52]1991年剧变之后俄罗斯始终忘不了“从二月到十月”的幽灵。1917年2月建立的民主政体为什么那么快就被十月“革命专政”所取代？为什么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最激进的时代拼命呼唤“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1917年在俄国知识界普遍“保守”化时“革命”却猝然而至？为什么漫长的农奴制时代和19世纪末俄国经济萧条时都没有发生革命，反而在斯托雷平改革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发生了？为什么历来被视为守旧的沙皇当局强硬派在把自由主义知识界与当局中的开明派打下去后反而发动了“彻底”的经济改革，而一贯呼吁这种改革的自由知识分子反而在改革中迅速沉沦？为什么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思想家在19世纪末对民粹派的学理性论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1917年他们仍被社会上强大的民粹情绪所裹胁，以致满嘴尽说的是当年自己痛斥过的话语？总而言之，1917年的“革命”是如何发生的？是由于知识分子过于“激进”，由于统治者不肯“改革”，还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另外原因？——这些，当然不仅仅是俄国人才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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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公社世界，呼唤市场与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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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以前的俄国是个“公社世界”，当局以“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53]为国策。史实表明，俄国的传统公社（米尔）组织并非某些理论所讲的“原始时代的遗存”，而是专制国家在集权化过程中破坏古代农户所有制，强化对农民的管束后形成的。俄国的农奴化进程也并非“原始公社解体”的结果，相反倒是与“公社化”互为表里的。到16世纪后，俄国农民农奴化、农户公社化、专制国家中央集权化三位一体的进程趋于完成。农民属于公社，公社属于国家，而国家把农民公社赐予贵族，并从而实现专制国家对包括贵族与公社社员——农奴——在内的全部臣民的严格控制。这种农村公社、农奴制与专制集权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俄国近代化进程起步前的传统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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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后，西学东渐，个性解放之潮冲击着传统的公社世界，以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变革在俄国开始了，经过十二月党人起义，“西方派”与“斯拉夫派”，“进步派”与“守旧派”的论战，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俄国自由主义逐渐形成。1861年，在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刺激下的沙皇当局对“公社世界”开始了“大改革”。这场改革以“解放农奴”为口号，但在权贵利益本位的条件下“解放”的方式却很特别，它只是把公社土地中的一部分（往往是最好的部分）划归贵族私有（即所谓“割地”），建立贵族农庄。贵族因此由公社社员的束缚者、保护人变成了化公为私的有产者。而农民虽不再是“贵族之奴”，却仍然是公社社员或曰“公社之奴”，然而他们从公社领用的份地因“割地”而大为减少，对公社的负担却因赎金而加重了。当时规定不是由农户而是由公社向贵族支付赎金。公社则把这笔负担按“团结”原则以富帮穷的形式分派下去，维持所谓“勤劳者为懒汉负责”的平均主义制度。总之，经过这场改革，公社的束缚依旧，而公社的保护作用却因份地减少而下降。这就好像一个面临“分家”危机的大家庭，家长席卷家产的一半而逃，却把子弟们仍然束缚在大家庭中。于是，冲破大家庭的呼声与索回家产、重建大家庭的呼声在改革后都高涨起来，从前一呼声中产生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而从后一呼声中产生了民粹主义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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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后20年间，民粹主义一度成为俄罗斯反对派运动的主流，但19世纪80年代后它便明显衰落。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联盟”在世纪末的大论战中压倒性地击败了民粹主义，自由主义从而成为反对派运动的主流思想。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他原因（民粹派的政治冒险招致镇压；当局中最守旧的“公社拥护者”与之合流形成“警察民粹派”，失去了反对派形象；俄国社会因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自由要求，农民要求摆脱公社束缚而对民粹派不感兴趣等）外，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当时的自由派在呼吁冲破“大家庭”的同时，还坚持从“大家长”那里索回被盗走的“家产”，从而主张“公正的自由”，而不是“肮脏的自由”。自由派虽然不像社会民主派那样强调无偿“收回割地”，而是主张赎买，但不是由农民，而是由国家按强制性的低价买下后分给农民，实际上也与“收回割地”相差无几，因此不仅在知识界，而且在农民中都不乏拥护者。于是在1905年后的第一、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自由派大获全胜，首届杜马因而被称为“立宪民主党（俄国最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党）人杜马”。而杜马中的农民代表也大都偏向自由派。民粹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面对这“令人痛心的事实”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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