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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纠正“非宗教的叛逆性”，实现“精神上的再生”，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与弗兰克等一头扎进了东正教经卷之中，从“俄罗斯人民心灵之根”即神秘主义的东正教哲学中寻求一场克服俄罗斯人价值危机的“精神革命”。他们被称为“寻神派”，其文化研究活动从斯托雷平时代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后的白俄侨民生活中。他们把传统东正教神秘主义与欧洲新兴的非理性思潮如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等结合起来，建立了一整套以现代世俗社会为批判对象的哲学体系。这样，《路标》文集对俄国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反思便发展成为“寻神派”，尤其是其中以别尔嘉耶夫为代表的宗教存在主义对近代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诸传统的反思，从反思马克思发展到反思伏尔泰，反思启蒙时代以来的全部欧洲文化，从而成为后来的白俄文化中对欧洲影响最大的一支，其影响至今不衰[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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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很难恰当地评价这批从“合法马克思主义”而激进自由主义而东正教神秘主义的思想家。事实上，当他们的批判矛头从“激进主义”转向理性主义、世俗主义乃至转向整个现代市民社会，并提出要建设“新的中世纪”[58]时，对他们的评价就超出俄国史的范围而进入一个本文不可能涉及的领域了。在这个意义上或许他们是“后现代”的先知。耐人寻味的是，像米留可夫这样的正统自由派思想家在后来的白俄文化中几乎没有留下痕迹，而寻神派却超越白俄群体，影响遍及西方。然而对当时来说，在自由主义运动衰落后兴起的这股俄罗斯“国学热”在学术上成就斐然。但对俄国社会生活却丝毫没有作用了。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20世纪初俄国出现了真正的文化、宗教、哲学、艺术的复兴，出现了对伟大的俄国文学与俄国宗教哲学思想传统的回归。”“俄国的文化上层开始了精神文明的真正复兴，有了独创性的宗教色彩的俄国哲学流派，出现了俄国诗歌的繁荣，在美学鉴赏力下降数十年后，强烈的美学意识复苏了。19世纪初我们曾有过的对精神领域的兴趣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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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者在眉飞色舞地讲了这些之后不得不黯然神伤地承认，这种“复兴”在当时的俄国却已失去了土壤，“开始失去与社会革命运动的联系，越来越失去广大的社会基础，形成了一个对俄国人民与社会广大范围毫无影响的文化上层。”他们“与世隔绝”，“如同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人民（至少在当时）已经把他们忘记了，以至到1917年“激进主义”之潮铺天盖地而来时，俄国根本没有人还记得他们仅仅在8年前对“激进主义”作的那些阳春白雪式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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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马克拉科夫主义或曰政治保守主义。《路标》发表后，舆论为之哗然，官方欢迎，左派愤慨，而立宪民主党内也对它深为不满，或与之论战，或表示唾弃。许多人不愿钻入象牙塔去整理国故，仍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们的姿态比起1905年来也大为改变了。其中，以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B. A. 马克拉科夫为代表的一派实际上已成为秩序主义者。马克拉科夫十分强调“法制”的必要，认为法制在宪政之上，为维护法制，就应当在任何情况下杜绝革命，“使进化过程成为统治方式在‘生活自身的压力下’渐变的过程”。因此，他认为立宪民主党应当给自己下达“心理上的复员令”，以摆脱心理上的“战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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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路标》的作者一样，马克拉科夫也严厉批评了自由知识分子在1905-1907年间的“激进”行为，不同的是《路标》的批评主要在哲学和形而上层面，而马克拉科夫则集中对立宪民主党的政策进行了被后来一些西方史学家称之为“事后诸葛亮”式的批评。他认为，立宪民主党犯了“最高纲领主义”即不妥协主义的错误，先对维特，后对斯托雷平都采取了不友好的立场，而“他们本来与其说应该成为敌人，毋宁说应该成为盟友”。立宪民主党只知利用杜马作为反对派的讲坛，而不知用它来进行“建设性合法行动”。而《维堡宣言》更是铸成大错：“它基本上是个革命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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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拉科夫承认立宪民主党其他领袖与他本人一样既不希望革命也不相信革命，但他觉得，他们与自己不同之处在于不“害怕”革命，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并不相信革命会胜利，或者说是相信革命会在它的最初阶段就被制止，因此他们便以革命来吓唬政府：“由于革命的威胁迫使政府作了让步，他们便继续打（革命）牌，而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玩火。”[59]由此他实际上得出了与《路标》中某些作者一致的结论：“不希望”革命还不够，还应当“害怕革命”；置身革命之外还不够，还应当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与政府合作来制止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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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米留可夫派，即立宪民主党原方针的支持者。历史学教授米留可夫在与马克拉科夫的论战中为立宪民主党在1905年风波中的做法辩护。他认为，党并不是“生活在抽象安乐椅中去进行老谋深算”的，它必须“和俄国的社会生活一起”忽左忽右地变化，在1905年的巨大的社会情绪波动下，党如果无动于衷，社会就会将它抛弃，而那样的话，“革命”还是照样会发生的。为了使党能在动荡中“保持中心地位”，它就必须“被迫向它的许多追随者的更为急躁的情绪作临时性的让步”。他指责马氏“把捍卫法制与捍卫某一给定的法律混为一谈”，认为马氏的主张实际上是为了战术的需要而牺牲党的纲领，“把手段看得比目标更重要”。而在米留可夫看来，立宪民主党的纲领，尤其是土地纲领，“虽然是激进的，但并不是乌托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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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留可夫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一个自由派甚至可以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人们不能要求自由主义的政治行为不但符合法制，而且符合任何统治者给定的任何一道法律。如今我们不能不说米留可夫是有道理的，因为“法制”一词在自由主义语汇中实际上是“公民权利规范”的同义语，它当然不能等同于某些无视公民权利的具体法律，比如说难道自由主义者的行为必须符合希特勒的屠犹法律，否则便违背了“法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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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米留可夫主张保持自由主义者的反对派立场，然而面对如此“彻底”的斯托雷平改革，这一立场的基点在哪里呢？当自由派仍在进行种种论证以说明应该从公社的束缚中解放农民的时候，“大家长”们已经很不耐烦地一脚把农民从公社“大家庭”里踢出来了！你自由派的书生们还有什么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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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也许在于能否坚持“公正的自由”的立场。如前所说，立宪民主党在1905年时之所以众望所归，原因在于它不仅主张“分家”而且主张“分家”的方式必须公正。大家长不能独霸家产而一脚把子弟们踢出大家庭了事。它的“强制赎买”主张实质上与社会民主派的“收回割地”类似，都是要求索回被“大家长”盗走的“家产”而后再公平“分家”的。然而在1909年米留可夫可以仍然坚持“自由”，却很难坚持“公正”立场了。因为这时被不公正的改革所激怒的社会下层已经涌起了重建“公社世界”的反改革运动，而这与自由派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一边是“改革的”专制政权，一边是“复旧的”“民主运动”，一边是不公正的“自由”。一边是反自由的“公正”，叫米留可夫们表个什么态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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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米留可夫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的无所作为，与其说是出于苏联官方史学所称的“软弱性”，毋宁说更多地出于斯托雷平式改革中自由主义者所处的尴尬境地。而另一个情况又使得米留可夫们的反对派立场更加模糊。这就是当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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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时代，以“公社之父”面目出现的沙皇，以“抑强扶弱”的“俄罗斯独特的公社精神”作为凝聚国民的精神支柱。“宁可一切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是俄国人忠君思想的现实基础，斯托雷平改革摧毁了“公社精神”，使这一支柱不复存在。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斯托雷平政府的办法是极力强化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斯托雷平提出了“俄国是俄罗斯人的俄国”的口号，并一手扶植、建立了鼓吹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党”。他一向以“你们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大俄罗斯”为号召，攻击反对派企图涣散俄罗斯民族。他还在其任内多次出征芬兰等地，亲自主持强化俄国的殖民统治。而俄国的自由知识分子颇有些人很吃这一套。于是随着俄国在民族主义的膨胀中一步步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米留可夫他们也在向右转，而“马克拉科夫类型的温和派则在转向更右”，终于使立宪民主党逐步沦为杜马（斯托雷平的乖戾“选举法”产生的第三、四届傀儡杜马）中诸保皇大党的小伙计，而整个杜马又变成了沙皇与斯托雷平政府的小伙计。立宪民主党正如米留可夫自己在党内论战中一再提醒要避免的那样，已经落入了一个圈套：“当他们不可能对政府施加影响时，他们在人民眼中已经是政府的伙计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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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俄国自由主义作为一股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在斯托雷平时代逐渐从历史舞台上“缺席”了。这倒不是说俄国不再有“自由派”。相反，由于斯托雷平式的“分家”对传统体制起着强烈的腐蚀作用，到1917年前夕这部貌似庞大的统治机器已经“自由”得松松垮垮，所谓文官要钱不要命，武官怕死更爱钱，个个都“自由化”得可以，仍然具有忠君报国传统信念者已如凤毛麟角。但是，那种作为社会公正象征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那种在变局来临时“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理性力量，却已然消失。这是1917年的俄国与1905年最大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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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化”的精英与“激进化”的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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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当局还是反对派，人们都往往把知识分子的情绪等同于“社会情绪”，而把社会情绪的激进化归结为某种精英的意识形态引导。这往往会引起一种幼稚的主张，即只要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崇拜”，革命就不会发生。然而，俄国的情况却是：当19世纪70~80年代知识分子中激进情绪高涨时，社会却十分“保守”，尤其是农民，那时都还指望着沙皇的“抑强扶弱”。而当1913年前后知识分子作为整体而言趋于保守化的时候，社会却积累了越来越强烈的激进情绪。当年的民粹派曾经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从“到民间去”到舍身行刺，使出浑身的解数要发动“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到1917年2月，“革命”却在所有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未曾去“发动”，甚至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然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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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俄国知识界与社会大众在这一问题上的双向演进早已开始。19世纪的俄国盛行精英革命家，从贵族身份的十二月党人到知识分子的民粹派。但到世纪之交便起了变化，最明显的指标，就是沙皇俄国司法部门统计的政治罪，即所谓“反国家罪”的职业分布中，工农比例迅速增长，而知识分子比例日益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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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84-1903年，这10来年间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反国家罪”由知识分子行为到工农行为的演变[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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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改革大大加速了这一变化。这一改革的具体操作过程本文无法详述，但通俗地概括就是：在1861年“家长”偷走了一半“家产”的情况下，斯托雷平又允许“子弟”们中的“兄长”放手抢夺剩下的另一半“家产”，并把“弟弟们”一脚踢开，以此来完成“分家”并换取“兄长”对“家长”偷窃行为的支持，最终达到一方面完成“分家”的变革，一方面又维护了“家长”统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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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社世界”到私有产权，从传统村社经济到近代农场经济，这在经济学上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这种“分家”的方式是极不公平的，因此斯托雷平改革一方面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却又在社会下层积聚了危机因素，而与改革前相比，这时下层的不满有几个明显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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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随着沙皇的形象从“公社之父”变成“公社破坏者”，传统皇权主义的民众心理基础被破坏。因此，随着改革的进展，精英层对沙皇的敌意在淡化，而大众对沙皇的敬意却消逝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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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1861年时，农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束缚，而1907年后，农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保护。由于改革以权贵利益为本位，代价、风险与成果、机会的分布极不公正，因而大众中积聚了强大的反改革心理。在皇权崇拜消失的同时，“公社崇拜”却日益强化。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对抗改革的公社复兴运动在斯托雷平年代里形成了社会下层日渐汹涌的暗潮，在平时它成功地抵制了改革的深化，而一有机会，它就有可能泛及于社会表层，形成以“人民专制”重建“公社世界”的民粹主义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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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斯托雷平的铁腕固然使社会一时趋于“安定”，然而它毕竟与以“公社世界”为基础的传统权威不同，在压制反抗的同时也在消解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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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改革对城市反对派运动的作用也十分微妙。如前所述，这一改革成功地消解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却使民粹主义反对派运动死灰复燃。后者举起了自由主义放弃了的社会公正旗帜，以反改革为号召，与下层的公社复兴运动迅速结合。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因而从1905年时微不足道的小团体一举成了1917年有百万之众的全俄第一大党。“二月雪崩”之后，它不仅在农村苏维埃中一统天下，在城市苏维埃中也曾有大半壁江山。与苏联官方史学的描述相反，当时沙俄流放地与苦役地中充斥的主要是这些民粹主义者，而布尔什维克（它的成员主要是政治侨民）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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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改革的另一影响，是造成了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的“双向异化”。迄今人们谈到俄国革命，无论贬者褒者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其实如果就史实而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在俄国反对派中的作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仍小于自由派与民粹派。而且俄国的正统民主党人的直接导师与其说是马克思，不如说是那时从革命党日益向议会党演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这些俄国人虽然从马克思主义中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诸理论，但按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那都是资本主义发达后的事，而在当时的俄国，他们则要求发展资本主义与议会民主，反对民粹派的“公社社会主义”与“人民专制”论。因此在1905年以前他们在俄国现实问题上的立场更接近于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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