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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段历史更基本的启迪在于：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是社会的头脑，更应当是社会的良心，平时是如此，在大变动时期更是这样。“良心”膨胀到企图充当宗教裁判官，固然是可怕的，但“良心”萎缩到无视公正时，“痞子革命”恐怕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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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东方》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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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关于这一点可以列出长长的目录，仅举一例。俄国最重要的史学杂志《历史问题》1993—1994年间连续以6期连载了该刊主编A. A. 伊斯肯德罗夫《俄国的君主专制，改革与革命》一文，这在该刊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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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文多取材于此书，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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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T. 沙宁：《从俄国1905—1907年：作为一瞬间真实的革命》，伦敦，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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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列宁全集》第19卷第362页、第14卷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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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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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B. G .罗森塔尔，M. 波哈切夫斯基—克米亚科主编：《精神革命：1890—1924年俄国的价值危机》，纽约，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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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H. A. 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莫斯科，1990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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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E. J. 西蒙斯主编：《俄国与苏联思想史中的延续与变革》，哈佛，1955年，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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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N. H. 米留可夫：《三次试验：俄国历史上的立宪主义》，巴黎，1921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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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T. 沙宁：《从俄国1905—1907年：作为一瞬间真实的革命》，伦敦，1986年，第26页；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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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姚海：《二月革命领导权问题探讨》，载《世界历史动态》1988年第9期第21~22页；柳植：《十月革命与历史选择性》，载《苏联历史问题》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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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德阿宁：《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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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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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R. 布隆德尔，A. 克伦斯基主编：《俄国临时政府》，斯坦福1961年版，第538~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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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G. 雅内：《强迫动员：1861—1931年的俄国土地改革》，伊利诺伊大学1983年版，第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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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列宁全集》第26卷，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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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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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世界的六年”——学者以此形容那最终导致苏联剧变的戈尔巴乔夫改革（1985-1991），它与当年约翰·里德笔下的“十月革命”——“震撼世界的十天”同样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68]“震撼”余波中的头脑往往难于冷静，于是1991年后的几年犹如1917年后的几年一样，价值判断往往遮蔽了对历史进程的理性观察。如今“震撼世界的六年”之后又6年过去了，而“震撼世界的十天”已迎来了它的八旬之祭。从苏俄之亡究及苏俄之兴，不能不对这个动荡世纪中俄国人与全人类的命运，浩叹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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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俄国人对革命的反思与我国一样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有人批评革命切断了传统，带来了“西方理性的灾难”，有人批评革命植根于传统，造成了“东方专制的泛滥”；有人批评革命毁灭了凝聚着斯拉夫美德的俄国农民，有人却认为革命是农民俄罗斯对现代化的反扑；有人认为革命可悲地摧毁了东正教，有人却认为革命恢复了中世纪式的宗教专政；有人认为革命纯属“列宁的阴谋”、“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有人却认为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不是马克思所讲的“普遍规律”意义上的必然，而是文化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或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是俄罗斯文化的“宿命”。[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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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论当然都是用剧变前“体制外语言”进行的。而另一方面在今日俄国左派（包括以戈尔巴乔夫、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中仍然用“体制内语言”进行着苏联解体前已开始的讨论：十月革命究竟是“早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过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1997年3月于德国Elgerburg举行的俄国革命国际学术会议上主要仍是这种讨论。有人问：“怎么能把消灭资本主义、消灭民主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不叫社会主义革命？”有人则认为：“如果是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被毒死或枪杀，列宁的最后著作被隐瞒。”[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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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立场观点各异，有一点是各方都看到的，即革命前的俄国传统和为改掉这一传统而发动的改革与革命关系密切。早在苏联解体前最后一次重要的史学会议——1990年6月列宁格勒国际史学家圆桌会议——就以“改革还是革命？1861-1917年的俄国”为主题，苏联时期的“革命”派、改革后出现的改良派（称赞1861与1906年改革）与国粹派（称赞俄国旧传统）的史学分野初见端倪。[71]90年代讨论在深化，其中尤以1993-1992年间俄国史学最高刊物《历史问题》破天荒以连续6期刊出的A. A. 伊斯肯德罗夫（该刊主编）《俄国的君主专制、改革与革命》长文引起的讨论为重要。[72]在“革命”派退潮的形势下，讨论主要在“改良”派与“国粹”派之间进行。前者不仅否定1905、1917年的三次革命，连知识界自由派与沙皇政权中的立宪派也不看好，而大捧“铁腕改革家”斯托雷平[73]解散公社之功。后者相反，盛称传统公社的伟大活力，对它遭到破坏痛心疾首[74]，在政治上这种观点同样既不认同革命也不认同自由派，甚至连斯托雷平也不看好，却对极右保皇组织“黑帮”表示同情。[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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