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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第2卷，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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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B. G .罗森塔尔，M. 波哈切夫斯基—克米亚科主编：《精神革命：1890—1924年俄国的价值危机》，纽约，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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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H. A. 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莫斯科，1990年，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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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E. J. 西蒙斯主编：《俄国与苏联思想史中的延续与变革》，哈佛，1955年，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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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N. H. 米留可夫：《三次试验：俄国历史上的立宪主义》，巴黎，1921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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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T. 沙宁：《从俄国1905—1907年：作为一瞬间真实的革命》，伦敦，1986年，第26页；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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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姚海：《二月革命领导权问题探讨》，载《世界历史动态》1988年第9期第21~22页；柳植：《十月革命与历史选择性》，载《苏联历史问题》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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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德阿宁：《克伦斯基等目睹的俄国1917年革命》，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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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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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R. 布隆德尔，A. 克伦斯基主编：《俄国临时政府》，斯坦福1961年版，第538~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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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G. 雅内：《强迫动员：1861—1931年的俄国土地改革》，伊利诺伊大学1983年版，第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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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列宁全集》第26卷，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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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传统、改革与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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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世界的六年”——学者以此形容那最终导致苏联剧变的戈尔巴乔夫改革（1985-1991），它与当年约翰·里德笔下的“十月革命”——“震撼世界的十天”同样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思考。[68]“震撼”余波中的头脑往往难于冷静，于是1991年后的几年犹如1917年后的几年一样，价值判断往往遮蔽了对历史进程的理性观察。如今“震撼世界的六年”之后又6年过去了，而“震撼世界的十天”已迎来了它的八旬之祭。从苏俄之亡究及苏俄之兴，不能不对这个动荡世纪中俄国人与全人类的命运，浩叹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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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俄国人对革命的反思与我国一样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有人批评革命切断了传统，带来了“西方理性的灾难”，有人批评革命植根于传统，造成了“东方专制的泛滥”；有人批评革命毁灭了凝聚着斯拉夫美德的俄国农民，有人却认为革命是农民俄罗斯对现代化的反扑；有人认为革命可悲地摧毁了东正教，有人却认为革命恢复了中世纪式的宗教专政；有人认为革命纯属“列宁的阴谋”、“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有人却认为革命是历史的必然——不是马克思所讲的“普遍规律”意义上的必然，而是文化决定论意义上的必然，或用别尔嘉耶夫的话说，是俄罗斯文化的“宿命”。[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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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争论当然都是用剧变前“体制外语言”进行的。而另一方面在今日俄国左派（包括以戈尔巴乔夫、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中仍然用“体制内语言”进行着苏联解体前已开始的讨论：十月革命究竟是“早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过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1997年3月于德国Elgerburg举行的俄国革命国际学术会议上主要仍是这种讨论。有人问：“怎么能把消灭资本主义、消灭民主的革命叫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什么不叫社会主义革命？”有人则认为：“如果是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领导人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被毒死或枪杀，列宁的最后著作被隐瞒。”[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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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立场观点各异，有一点是各方都看到的，即革命前的俄国传统和为改掉这一传统而发动的改革与革命关系密切。早在苏联解体前最后一次重要的史学会议——1990年6月列宁格勒国际史学家圆桌会议——就以“改革还是革命？1861-1917年的俄国”为主题，苏联时期的“革命”派、改革后出现的改良派（称赞1861与1906年改革）与国粹派（称赞俄国旧传统）的史学分野初见端倪。[71]90年代讨论在深化，其中尤以1993-1992年间俄国史学最高刊物《历史问题》破天荒以连续6期刊出的A. A. 伊斯肯德罗夫（该刊主编）《俄国的君主专制、改革与革命》长文引起的讨论为重要。[72]在“革命”派退潮的形势下，讨论主要在“改良”派与“国粹”派之间进行。前者不仅否定1905、1917年的三次革命，连知识界自由派与沙皇政权中的立宪派也不看好，而大捧“铁腕改革家”斯托雷平[73]解散公社之功。后者相反，盛称传统公社的伟大活力，对它遭到破坏痛心疾首[74]，在政治上这种观点同样既不认同革命也不认同自由派，甚至连斯托雷平也不看好，却对极右保皇组织“黑帮”表示同情。[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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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统、改革、革命三者果真是互相排它，彼此取代的选择吗？这个问题不仅对俄国史有意义，同样面临这三者关系的中国又何尝与此无涉？有人曾指出：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是今天人们称之为“发展中社会”的那类国家中的第一个，而且也是这种“特定的社会类型中产生危机与革命的头一个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俄国的实践无论是好是坏，都是今日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永远必须考虑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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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俄罗斯：三位一体的“公社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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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俄国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组织是所谓米尔（MNP），该词在俄语中有公社、世界二义，二义同源，因为古代俄罗斯人就是把“公社”看作他们那封闭的“世界”的。1861年改革后官方在法律上把民间所谓米尔正式称为村社（ОБЩЕСТВО，又有社会、协会之义），而西方人多意译为公社（commune，该词又以音译进入俄语，即康姆尼——KOMMYH）。此三词在称呼俄国乡土组织时是同义的，但为与兼有协会之义的ОБЩЕСТВО及兼作“共产主义”词根的commmune相区别，本文把МИР译为“公社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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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3年普鲁士政府顾问哈克斯特豪森考察俄国农村“发现”了公社世界后，在西方引起轰动，由此引发了一个多世纪“公社论战”。一些人类学家把它认作原始社会组织的“遗存”，马克思赞成此说，苏联时期遂成为主流观点。但由此造成一个怪现象：一部俄国史从开篇古罗斯文明就讲“公社解体产生阶级国家”，以后每章必讲“解体”，直到十月革命这“体”还远未“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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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派学者则认为，古罗斯本无土地公有之制，后来的米尔公社也非原始遗存，而是在专制国家中央集权化过程中“土地国有化”的产物。十月革命后此说被禁，但在西方与俄侨学者中仍然流行。到70年代，由于公社“原始遗存”说越来越难以自圆，“公社后生”说在苏联也逐渐崛起，同时“公社世界”与社会主义的联系也成为学界的话题。1974年第三版《苏联大百科全书》“公社”词条一改前两版对革命后的公社不置一词的做法，在长达万言的词条中首次强调了“社会主义对传统公社的利用”。[77]到80年代，正如B. A·亚历山德罗夫指出的：公社后生论已成为“苏联史学界大都同意”的看法。[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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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百多年的“公社论战”至今，在日益丰富的实证研究基础上人们已大体认定：16世纪以前俄国农民主要以独户村的形式自由散居在“黑地”上，其土地是可以继承与买卖的“习惯法私有”制，与此并存有波雅尔（古典贵族，与依附于皇权的后世贵族不同）世袭领地。16世纪后中央集权专制帝国形成，“黑乡”的自由与波雅尔的势力被剥夺，于是俄国发生了数位一体的过程：自由农民向农奴转化，农户地产向“公社份地”转化，准私有的世袭领地向国家授与的封地转化，古典色彩的“地主”向“公社主”转化，松散型的自由米尔向紧密型的农村公社转化，而松散型的诸侯联盟与霸主政治也向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转化。农民属于公社、公社属于国家，而国家将其赐予贵族，并从而实现专制国家对包括贵族与农民在内的全体臣民的严格控制——这样一种公社世界——农奴制——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传统体制，加上以东正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便构成了封建俄国或前近代俄国的总框架。在这一框架中公社处于关键地位：公社属于国家，所以公社社员又是专制国家的臣民，而国家赐之于贵族，于是公社社员又成了贵族的农奴。正是公社世界中这种社员——农奴——臣民三位一体的身份，使得俄国严酷的农奴制与高度的中央集权可以融为一体，而不像其他国家的农奴制常意味着领主称雄与皇权衰弱。[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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