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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并不是方向的转变。实际上真正的转向就是二月，在这一大潮中，“个人主义”的斯托雷平改革一开始就成为过街老鼠。无论持何种“主义”的政治力量，当时都在抨击斯托雷平的“个人主义”，并许诺要重振公社世界之雄风。临时政府的最高土地委员会首任主席Д. 波什尼科夫在5月19日该委员会首次会议开场便谴责斯托雷平改革。在联合临时政府中任农业部长的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也宣布，政府将在废除斯托雷平法案之后，“在农村公社的深度与隐秘之处找到（土地）法律的新源泉”，“新的改革将从这些深层生活中涌现”[117]。然而公社世界的“深层生活”中能涌现市场经济与议会民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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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立宪民主党，这时的处境与1905年判若霄壤。在既不能“说服庄稼汉”又不能“说服小市民”的情况下，这个以“立宪”为名的党一反常态，力图推迟立宪会议，因为它预感到这个会议将是法国大革命中国民会议的再版。没想到这个会议刚开场，就被比它更“激进”的苏维埃所驱散。但即使不驱散又怎样？“立宪”民主党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只得到2%强的席位，整个会议是民粹派控制的。而民粹派就其思想而言是“人民专制”论者，很难设想他们会搞宪政民主——尽管他们的被驱散使人们把他们看成失败的宪政的象征。而像米留可夫这样的立宪民主党人对立宪会议则不抱希望，宁可支持科尔尼洛夫的军事独裁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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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以“人民专制”重建公社世界的大潮中，宪政民主几乎不可能立足。当然，这并不是说布尔什维克取胜是必然的。在1917年二月的形势下应当说社会革命党最有夺魁的可能。因为它的民粹主义纲领与公社复兴的大潮最合拍，反斯托雷平最坚决，大潮初起时其人多势众声望高亦为各党所不及，甚至到十月之后仍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占优势。如果不是囿于“革命护国主义”的书生之见而在土地与和平问题上动作迟缓，让长于谋略的列宁抢占了潮头，新的“公社之父”很可能就是社会革命党人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俄国历史上便可能出现民粹派对自由派与社会民主派实行“人民专制”的一幕——但这与布尔什维克主导下俄国后来的实际进程有多少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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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改革与革命，俄罗斯走过的路的确是令人浩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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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后的“超级公社”与传统俄罗斯公社世界之间的文化联系是明显的，今日的俄共也十分明白，久加诺夫不是有“俄罗斯思想就是深刻的社会主义”之名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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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宿命的。在现代化进程中，俄国人也曾有过通过公正的“分家”摆脱公社世界，建立以公民权利、个性发展为基础的社会的冲动，尤其当反对派运动以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为主流，而当局又由开明改革派主导的时候，这种冲动曾经有过通向成功的良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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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国人未能把握这一机遇。随着“要否分家”之争被“如何分家”之争所取代，不公正的“分家”方案击败了公正“分家”的要求。一场“家长霸占家产驱逐子弟”的改革赢来了一时的繁荣，却种下了不祥的种子，当反对派运动主流转为民粹主义，而当局则扮演“贪婪的家长”角色时，建立公民社会的前景便渺茫了。以“分家”为满足的自由派丢弃了公正的旗帜，也就埋下了为“贪婪的家长”殉葬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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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危机爆发时，“重建大家庭”便成汹涌大潮，此时再谈如何“分家”已不合时宜，回归公社世界势成必然，剩下的问题只是谁来当新的“公社之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出奇制胜的一幕，但对俄国的去向而言它已不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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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后俄国人又重作努力，试图跳出历史的怪圈。然而，别人会不会又跳入这个怪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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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7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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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R. 沃尔克：《震撼世界的六年》，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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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H. A. 别尔嘉耶夫：《俄国共产主义起源及其涵义》，莫斯科，1990年，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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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M. 沃约科夫：《俄国革命的选择：资产阶级的二月和无产阶级的十月》，国际十月革命研讨会论文，199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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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改革还是革命？——俄国1861—1917年》国际史学家圆桌会议论文集，圣彼得堡，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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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A. A. 伊斯肯德罗夫：《俄国君主专制、改革与革命》，见《历史问题》1992年第1、6期，1993年第3、5、7期；1994年第1期，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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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前引伊斯肯德罗夫文便是贬维特而扬斯托雷平的代表作。90年代俄国出版了多种斯托雷平传记，其基调大率皆如此，参阅A. H. 阿弗利霍：《П. A. 斯托雷平和俄国改革的命运》，莫斯科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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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П. H. 泽利亚诺夫：《1907—1914年欧俄农民公社》，莫斯科，1992年，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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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C. A. 斯杰潘诺夫：《1905—1914年的俄国黑帮》，莫斯科，1992年，第1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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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T. 沙宁：《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国》，伦敦，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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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第18卷，“公社”词条，莫斯科，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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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B. A. 亚历山德罗夫：《封建俄国的公社土地占有制》，见《苏联历史》1983年，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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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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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谢·尤·维特：《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上卷，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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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J. 梅纳德：《俄国农民及其研究》，伦敦，1942年，第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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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该词由宗教会议собор派生而来，由宗教会议神圣的“一致性”引申出凌驾于个体之上的“集体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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