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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以沙皇或皇室成员（主要是皇后）之名给城市命名，从而造成地名变迁。从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118]以来，俄国不少沙皇都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城市，或在身后由继位者以他的名字命名城市的癖好。其中尤以伊丽莎维塔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解放者”亚历山大一世、“改革者”亚历山大二世以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为突出。于是俄国地图上就出现了一大批名称雷同的城市。其中以女皇伊丽莎维塔得名的有：乌克兰的要塞城市伊丽莎维特格勒（1775年得名）和阿塞拜疆的古城伊丽莎维特波尔（1813年由被征服的甘贾汗国都城甘贾易名）等。以叶卡捷琳娜二世得名的则有：北高加索名城叶卡捷琳诺达尔（1794年得名）和乌克兰南部城市叶卡捷琳诺斯拉夫（1783年得名），这两个城市都位于叶卡捷琳娜时期从土耳其手中夺取的南部俄土地上。此外乌拉尔的工业中心叶卡捷琳堡，则是彼得大帝于1723年为其皇后（即后来的叶卡捷琳娜一世女皇）而命名的。以亚历山大一世得名的城市有6座，其中最著名的是1834年把亚美尼亚的古城库迈里改名亚历山大罗波尔，它长期是俄属亚美尼亚的第二大城市。此外尚有今俄罗斯联邦弗拉基米尔州境内的亚历山大罗夫、萨拉托夫州境内的亚历山大罗夫镇、乌克兰顿涅茨克州境内的亚历山大罗夫卡、卢甘斯克州境内的亚历山大罗夫卡与新亚历山大罗夫卡。今西伯利亚最大城市新西伯利亚，在1894年曾叫亚历山大罗夫斯基，那是以亚历山大二世来命名的。俄国城市中以尼古拉得名的前后有20余座，其中有的是纪念东正教史上的圣徒尼古拉的，但以沙皇名字命名者仍居多数。如萨拉托夫州的尼古拉耶夫斯克（1835年得名）、远东的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原为中国的庙衔，沙俄侵占后于1850年改此名）以及罗斯托夫州的城镇尼古拉耶夫卡、伏尔加格勒州城镇尼古拉耶夫斯基等都以尼古拉一世得名，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后次年便迫不及待地把为纪念他爷爷而刚刚命名一年多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再次改名为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三年后又把远东另一个前中国城镇双城子改名尼古拉斯克，后改名为乌苏里斯克，狠过了一番“钦赐御名”的瘾，同时也给沙俄时代以沙皇之名命名城市的风气打了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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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沙俄后期以沙皇御名名城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因而俄国的历史地图上出现的伊丽莎维塔、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与尼古拉之名是一个多于前一个。[119]同时，政治风云使地名变幻无常。如保罗一世即位后，出于他对那篡夺了父皇权位并企图废除自己皇位继承权的母亲的憎恨，立即把以她命名的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改名为诺沃罗西斯克（也可译为新俄罗斯斯克）。而保罗一世在1801年3月的宫廷政变中被杀后，继位的亚历山大一世却反其父之道而行，对生前即有意传位于孙子的老祖母极表尊崇，于是“新俄罗斯之城”便恢复旧称，又变成了叶卡捷琳娜之城。末代沙皇把亚历山大罗夫斯基改为新尼古拉耶夫斯克，也是类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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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是以皇室之外的名人命名城市。在十月革命前这种情况主要用于那些为沙皇帝国开疆拓地建立了功勋的冒险家与征服者。例如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1883年改中国地名伯力而得名）、波亚尔科沃（1885年得名）和涅维尔斯科伊，就是以三个在俄国看来是英雄、在中国人看来是侵略者与强盗的人物哈巴罗夫、波雅尔科夫与涅维尔斯科伊得名的。除此而外，在中亚还有斯科别列夫（1907年由乌兹别克城市马尔格兰附近的据点新马尔格兰改名）、普尔热瓦尔斯克（1889年由吉尔吉斯城市卡拉科尔改名）等地名。斯科别列夫为征服中亚的俄军将领，而普尔热瓦尔斯基是曾经多次闯进我国新疆、青海等地的俄国探险家与地理学者，中国人视之为殖民者先驱与间谍。在西伯利亚与高加索地区也有不少这类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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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种情况是原来非俄国属地而被俄国人征服后，以俄语地名取代原有非俄语地名。这种情况有时与以上两种情况相重合，如上述的甘贾——伊丽莎维特波尔、伯力——哈巴罗夫斯克等。但也有一些不属于以人名城的事例。如中国的海兰泡在被俄国占领后，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之城”，以表达殖民者侵略得手后的兴奋心情。原属中国的哈萨克人居住地阿里玛图于1854年被俄国侵占后改名维尔内堡，俄语意为“忠诚的”，表示殖民者效忠于沙皇。在这类地名中最典型的是一些以“弗拉基”为前缀的名称，如1860年得名的弗拉季高加索和1862年以原中国的海参崴改名的远东大港弗拉基沃斯托克（现一般译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弗拉基”为俄语“占有”、“控制”之意，以上二城之名即分别意为“控制高加索”与“控制东方”（“沃斯托克”是东方之意）。这种地名结构与我国地名“安东”“镇远”之类颇有相似之处。此外，也有不少地名仅仅是从其他语言改为俄语，而地名本身并无明显政治色彩。如爱沙尼亚地区原属日耳曼骑士团统治下的德语地名多尔巴特，在俄国据有之后于1893年改为俄语的尤里耶夫，另一个骑士团时代命名的德语城名季纳堡则改称德文斯克，即俄语“北德维纳河之城”。波罗的海沿岸的许多城市都在这一年进行了类似的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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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地名更改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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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宣告了俄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时代的来临。新时代的价值观与政治变革立即在俄国地名的变迁上打下了烙印。然而，新俄国与它脱胎而来的旧俄国在文化传统与社会心理上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在革命之初如果说还只是一种潜在因素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便愈来愈明显地，甚至是更为变本加厉地在苏联地名变迁史上表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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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后苏联共经历了五次更改地名的风潮。每次都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适应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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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更名之风发生于革命后至列宁逝世前。这一次改地名之风规模较小，一般仅涉及中小城市或边远地区，像彼得格勒这样的重要城市当时还未被涉及。而改名的内容也具有革命初期民主风气的时代特点，以人名名城尤其是以领袖之名名城的例子极少，而较多的是以下两种性质的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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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以具有革命性或人民性的名词取代旧称。如彼得格勒附近著名的沙皇行宫所在地沙皇村于1918年被开辟为儿童度假胜地，并改名儿童村。顿巴斯的一座矿工城镇沙赫京斯克（意为“煤矿城”）于1920年被改名为“第三国际城”（1929年又改名为“共产国际城”）。奥卡河畔的一处风景优美的林地在革命前是富人避暑的别墅区，名叫切尔诺列切，意为“黑森林”，革命后这里于1918年辟为工人住宅区，改名曰拉斯加皮诺，其词根拉斯加皮意为“大老粗”，拉斯加皮诺即“大老粗之城”，这一名称既不无幽默感，又反映了当时人们以大老粗为荣的时尚。以著名老布尔什维克邵武勉为首的26名巴库公社委员于1918年被反革命势力枪杀后，20世纪20年代初在外里海地区土库曼境内的烈士殉难地与阿塞拜疆境内的烈士囚禁与转运地被分别改名为两个同名城镇——“26名巴库委员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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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好几个“红色”城市。如北高加索库班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克拉斯诺达尔（即原来的叶卡捷琳诺达尔，1920年改名）和哈萨克锡尔河畔的古城克孜尔—奥尔达（原名阿克—麦切特，1924年改名）。俄语的“克拉斯诺”与哈萨克语的“克孜尔”均为“红色的”之意，而“达尔”与“奥尔达”则是这两种语言中表示城市名的后缀。前者由俄罗斯女皇之城变成了俄罗斯的“红色城市”，后者则由穆斯林的“白色清真寺”变成了哈萨克的“红色城市”。以后，苏联还陆续出现了许多以“克拉斯诺”为前缀的城名，以及城市中类似的地区名（如著名的莫斯科克拉斯诺普列斯尼亚区，或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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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情况是革命后为弘扬民族平等、摈弃沙俄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于是反沙俄之道而行，以土著民族语地名取代沙俄强加的俄语地名。这种情况以复其旧称为多，也有少量是以土著语另起新名的。前者如乌克兰城市亚历山大罗夫斯克1921年改为乌克兰传统地名扎波罗热（意为“急流”，历史上指第聂伯河中游急流险滩所在的地区，16~18世纪乌克兰人曾在此建立过具有特殊文化—社会结构的哥萨克自治组织，即著名的“扎波罗热营地”）；伊丽莎维特波尔于1918年恢复阿塞拜疆人的旧称甘贾；维尔尼于1921年恢复哈萨克人的旧称阿拉木图，即清朝属地时期的“阿里玛图”的异读。另一个哈萨克城市佩罗夫斯克于1920年恢复旧称阿克—麦切特，哈语意为“白色清真寺”。（1924年再次改名，已如前述。）吉尔吉斯城市普尔热瓦尔斯克则于1921年恢复旧称卡拉科尔。后者如乌兹别克的城市斯科别列夫于1924年以其所在的盆地重新命名为费尔干纳等等。这种改名意在显示民族平等，并包含着对沙俄征服者的“英雄”如斯科别列夫等的否定。而像佩罗夫斯克之改阿克—麦切特再改克孜尔奥尔达等例，则反映了一种把民族性改名与政治性改名结合起来的意图。另外，还有些地区在十月革命后脱离俄国而独立，这些地区的俄语地名也被当地新政权改为本地民族语地名。这虽非苏联政府所为，但后来这些地区重归苏联版图时仍得到了苏联当局的认可而一直保留下来。这种情况主要见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十月革命后，俄语地名科夫诺变成了立陶宛语地名考纳斯（当时是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首都）；俄语地名列韦里变成了爱沙尼亚语地名塔林；俄语地名尤里耶夫变成了爱沙尼亚语地名塔尔图；俄语地名德文斯克（“德维纳河之城”）变成了拉脱维亚地名道加夫匹尔斯（“道加瓦河之城”，拉脱维亚语的道加瓦河即俄语的西德维纳河），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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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两种情况外，这一时期“以人名城”之例虽少见，但并非完全没有。然而这时用以命名的主要是历史人物与烈士，而不是当代领袖。如伏尔加河中游那座以尼古拉一世得名的城市尼古拉耶夫斯克便在1920年改名为普加乔夫，以纪念叶梅连·普加乔夫这位俄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达吉斯坦的首府、里海之滨的彼得罗夫斯克港，于1922年改名为马哈奇卡拉，即阿拉伯语“马哈奇之城”。马哈奇是达吉斯坦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之一马哈茂德·达哈达耶夫的化名，他于1918年9月被白卫分子杀害。还有一个例子是顿巴斯工业区的城市阿尔季奥莫夫斯克，该城原名巴赫穆特，1923年为纪念著名的顿巴斯矿工领袖费·安·阿尔季奥姆而改名。阿尔季奥姆内战时在顿巴斯担任为抵抗乌克兰白卫势力而建立的顿涅茨—克里沃罗格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后任全俄矿工工会主席，1921年在铁路上试验螺旋桨式机车时以身殉职。为纪念这位以革命成名、为科技献身的传奇式先烈，苏联先后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五个城镇。在上面提到的那个顿巴斯城市阿尔季奥莫夫斯克之后，还有西伯利亚萨彦岭地区的另一同名城市，以及远东城市阿尔季奥姆、乌拉尔工业区城市阿尔季奥莫夫斯基和顿巴斯的另一矿工镇阿尔季奥莫夫卡。它们基本上都是以矿业为主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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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当代领袖中享有以其名字命名城市之殊荣者只有一人，这人是谁呢？列宁？斯大林？都不是。说来令人（受斯大林时代以来几十年官方历史著作影响的人们）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历史的事实：这人就是后来被苏联官方宣传为十恶不赦的并且据称在革命与内战中除了捣乱以外别无建树的列·托洛茨基！早在1919年，即列宁格勒与斯大林格勒都还不存在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就颁布法令，为表彰托洛茨基在革命与内战中的贡献，把伏尔加河中游的一座城市伊瓦申科沃（托洛茨基的指挥列车曾在那里停驻）改名为托洛茨克，即“托洛茨基之城”。而在今日的苏联，除了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者之外，听说过这个地名的人大概已经为数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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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地名更改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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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更名之风开始于列宁逝世，而终结于斯大林经过三次激烈的党内斗争终于确立其至高无上的领袖权力的20~30年代之交。这一时期地名变迁的特点是以人名城，尤其是以当代党与国家领导人之名命名城市的惯例开始形成，同时地名变革从中小城市开始而向大城市发展，把彼得格勒、下诺夫哥罗德与叶卡捷琳堡这样的中心城市也卷了进去。这一时期党内斗争虽然激烈，但尚未形成那种把政敌一棍子打死、残酷消灭的做法，更没有后来那种到处抓“敌人”的疯狂状态与政治舞台上走马灯式的上下场，因而城随“名主”的荣辱而频繁易名的现象也尚属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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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去世后不久，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便作出决定，把十月革命发源地、沙俄时的帝国首都和全国第二大城市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这是这座历史名城10年内的第二次改名（1914年曾把按德语拼读的城名圣彼得堡改为俄语城名彼得格勒）。同时，还把列宁的故乡、伏尔加河畔的省会城市辛比尔斯克改以列宁的姓氏命名的乌里扬诺夫斯克，把亚美尼亚第二大城亚历山大罗波尔改名为列宁纳坎。此后，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不断增多，1936年有列宁纳巴德（塔吉克共和国第二大城市，原名苦盏），1939年有列宁诺哥尔斯克（哈萨克境内的有色矿冶城市，原名里杰尔）和列宁斯克—库兹涅茨基（库兹巴斯工业区第二大城市），此外较小的城市还有：马里自治共和国的列宁斯基、维亚特卡州的列宁斯科耶、远东的下列宁斯科耶、乌兹别克安集延州的列宁斯克等等，大小一共10多个城市。这些城市命名后都比较稳定，几十年不变其名，这在苏联的以人名城现象中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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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勒的命名打开了大量以领袖人物命名城市之潮的闸门，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仅在列宁格勒命名的当年（1924年），根据苏共党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苏联地图上就出现了许多这类地名。其中有乌拉尔最大工业城市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即原来的叶卡捷琳堡）、南俄重镇季诺维也夫斯克（原来的伊丽莎维特格勒）、顿巴斯工业区的中心斯大林诺（原称尤佐夫卡，是沙俄时代以主持矿区开发的英国企业家和工程师尤兹之名命名的）。这里面，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是苏维埃全俄中执委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当年建立党组织的地方，季诺维也夫斯克是政治局委员格·叶·季诺维也夫的诞生地，只有斯大林诺与斯大林的活动无甚关系，属于即兴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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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几年中，又有一批这类地名涌现。1925年曾决定把托洛茨基开始其革命生涯之地、乌克兰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改名为托洛茨克，尽管由于当时托洛茨基在政治上已走下坡路，这一命名为时仅不到一年便被撤销，但连同1924年前命名的伏尔加流域托洛茨克与中亚的波尔托洛茨克在内，以托氏之名命名的城市一时竟有三个，其数仅次于列宁。当然，这一纪录后来很快被斯大林远远地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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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之所以在托洛茨基已失势的情况下仍如此对待他，是基于一种在那时很典型的想法，如加里宁在当年年末召开的联共（布）十四大上所说：“托洛茨基同志个人所积累的威信是党所积累的资本……所以同他作斗争的形式应当是：在取得（反托斗争）最大的成果同时，要使党所积累的托洛茨基的威信受到极少损失。”[120]然而这种状况很快便不复存在。随着托洛茨基与党内主流派的矛盾不断激化，他于1927年被开除党籍。以他来命名的城市随即改名——伏尔加河流域托洛茨克被改以内战时的传奇式红军英雄夏伯阳之名命名的夏伯阳斯克，其余两城则恢复旧称。“托洛茨基之城”在苏联地图上昙花一现，开创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无数同类短命地名的先例。但在这一个阶段却尚属非常之举、唯一之例，如与托洛茨基同时于1927年被开除党籍的另一反对派首领季诺维也夫，就多保留了一些面子。他的故乡把季诺维也夫斯克之名一直保持到1934年他失去自由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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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25年改名的还有著名的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这座伏尔加河畔名城是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第二座苏联城市，内战时期斯大林曾在这里指挥过战役。1926年，在苏联红军最高指挥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与红军总参谋长米·瓦·伏龙芝逝世后，他的出生地、吉尔吉斯最大城市皮什彼克被改名为伏龙芝。同年，乌克兰的大工业城市叶卡捷琳诺斯拉夫被改以当时健在的乌克兰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命名，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纪念他早期在这个城市的革命活动。1929年，“大老粗之城”拉斯加皮诺被改名为捷尔任斯克，以纪念当时已去世的契卡创建者费·埃·捷尔任斯基。1931年，继斯维尔德洛夫之后的最高苏维埃首脑加里宁与继伏龙芝之后的红军首脑伏罗希洛夫都在其健在之年得到了他们的前任身后才获得的那种殊荣：俄罗斯古城与省会特维尔被更名为加里宁（该省是他的出生地）；顿巴斯的一个沙俄时代以著名企业家阿尔切夫斯基得名的钢铁工业中心阿尔切夫斯克被改名为伏罗希洛夫斯克（伏氏早年在这里做工并开始最初的革命活动）。1932年，伏尔加河沿岸最大的城市下诺夫哥罗德（又译尼日涅诺夫哥罗德或下新城）改名高尔基，以对在该城出生的这位苏联文学界的旗手与作协领袖表示敬意；同年，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的首都弗拉季高加索改名为奥尔忠尼启则，以示对当时的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重工业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尊敬，这位苏联经济与工业化的负责人当年曾率红军解放过该城。至此，十月革命时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局全体成员（除加米涅夫外），以及共产国际、苏维埃、军界、政治警察、文坛与经济界的最高人物，乃至乌克兰的首脑，都获得了以人名城的荣誉。而失去这种荣誉的当时仍只有托洛茨基一人。而且除列宁、斯维尔德洛夫、伏龙芝与捷尔任斯基外，他们大多数人（1929年以后是全部）都是作为健在者获得这种荣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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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全国性领袖人物外，这时各地方政府也开始作出决定，以当地领导人之名命名该地的一些中小城市。莫斯科州在这方面一马当先，于1930年把州境内的博戈罗茨克改名诺金斯克，把谢尔吉耶夫改名扎戈尔斯克，以纪念曾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的维·巴·诺金与曾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弗·米·扎戈尔斯基。这两人当时均已去世。但是后来，对“地方要人”的以人名命城现象便很快扩展到健在者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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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领袖来命名城市是这一阶段地名变革的主旋律，但上一阶段的其他变革形式也仍有出现。如政治性改名方面，有1925年改名的西伯利亚最大城市新西伯利亚（原名新尼古拉耶夫斯克），1929年改名的库兹巴斯工业区中心新库兹涅茨克（原名库兹涅茨克）。同年改名的“共产国际城”（见前述）和1932年得名的远东“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等。民族性改名方面，有1930年以科米语改名的科米自治共和国首都塞克蒂夫卡尔（原来的俄语地名为乌斯季—塞索利斯克）。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例子，则首推1932年改名的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聚居的最大城市恩格斯（原来的俄语名为波克罗夫斯克），从民族来说这是俄罗斯名称变成了日耳曼名称，从政治来说是把一个贵族人名改为无产阶级导师名。当时恩格斯曾成为苏维埃德意志人自治单位伏尔加日耳曼自治共和国的首都。后来斯大林实行民族迫害，强迫迁移了德意志人，取消了这一自治共和国，现在的恩格斯遂成了俄罗斯人的城市，但名称一直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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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地名更改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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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集体化与高速工业化的实践、各党内反对派相继失败后，斯大林的绝对权威在苏联最后确立了。然而随着真正的党内思想斗争的停止，人为的“阶级斗争”却以不可思议的狂热而日益走向高潮。镇压的矛头也从20~30年代之交的主要指向非党知识分子（所谓的“劳动农民党”等“地下组织”分子）和农村的“富农及其帮凶”，而逐渐转向了党内，从党内的前反对派人士逐渐转向那些从未有过反对派倾向的“无不同政见者”，乃至转向那些前不久才在打击党内反对派与镇压党外可疑分子的斗争中崛起的新一代政治家。以至今仍疑云密布的1934年基洛夫遇刺事件为契机，一场镇压与处决的歇斯底里席卷了全国，列宁建立的第一届政府（人民委员会）的15名成员中，除包括列宁在内的4人在1934年前去世外，其余11人中只有斯大林一人得以善终。列宁时期先后担任过政治局委员的9人中，除列宁与斯大林外，其余的人全都在这一时期死于非命。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上当选的139名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中，有98人即70%都在1937-1938这两年内被逮捕与处决。参加这次大会的1996名代表中也有1108名被镇压。苏军5个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指挥员中的3人、12名集团军军长中的全部、67名军团长中的60人、25名一、二级海军最高军官中的19人、45名集团军级以上政工干部中的42人都被清除。这种“森林被砍，木片纷飞”的悲剧，断断续续地一直到斯大林逝世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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