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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第三大城市基洛瓦坎，原名卡拉克里斯，1935年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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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卡卢加州城市基洛夫，原名别索奇亚，1936年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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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工业城市与省会基洛沃，即前面提到过的季诺维也夫斯克。基洛夫遇害后，季诺维也夫被指控为主谋的“凶手”而遭逮捕，“季诺维也夫之城”当然立即改了名，在短期复用旧称伊丽莎维特格勒后，于1936年以季氏的冤家对头基洛夫重新命名。由于与乌兹别克的基洛沃重名，1939年再度改名，换个后缀而称基洛夫格勒。这是该城在15年内第四次改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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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还有里海北岸伏尔加河河口处的渔港城市基洛夫斯基、土库曼境内的绿洲城市基洛夫斯克、塔吉克喷赤河畔边境城市基洛瓦巴德与乌兹别克东部的铁路要站基洛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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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是捷尔任斯基。他虽然早在1926年便病逝了，但到了基洛夫事件以后的大“肃反”时期，这位当年首创肃反机关“契卡”的人物在人们心目中又获得了新的价值与形象。于是，1935-1938年间苏联又连续以他的名字命名了4座城市，即1935年改名的两个捷尔任斯克：一个位于白俄罗斯明斯克州，原名凯达诺沃，另一个位于乌克兰日托米尔州，原名罗曼诺夫；1936年改名的乌克兰工业重镇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原名卡缅斯科耶；以及1938年改名的捷尔任斯克，原名谢比尔诺夫卡，是顿巴斯的工矿业城市。这样，连同上个阶段由“大老粗之城”改名的那座伏尔加流域的捷尔任斯基之城，全苏共有5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而且其中4座的城名完全一样。与大多数“以人名城”之例不同，苏联这所有5座捷尔任斯基之城跟他的生平都没有什么关系，他甚至从未到过其中任何一地。之所以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看来完全是由于政治气候使人们对这位契卡英雄产生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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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获得“一人名数城”之荣的，还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加里宁以及已去世的伏龙芝等人。1935年一年之内，苏联地图上便新出现了4座伏罗希洛夫之城，其中包括顿巴斯第二大工业中心、乌克兰省会城市伏罗希洛夫格勒（原名卢甘斯克）及其附近的工矿城镇伏罗希洛夫斯基，北高加索重镇伏罗希洛夫斯克（原名斯塔夫罗波尔）与远东滨海边区第二大城市伏罗希洛夫（原名尼古拉斯克—乌苏里斯基，即中国人所称的双城子）。连同以前设立的另一座顿巴斯城市伏罗希洛夫斯克，以这个苏联元帅命名的城市一时达到5个。长期担任苏联政府首脑之职的莫洛托夫，是斯大林在20年代党内斗争中的最重要的追随者、30年代苏联的第二号人物。为表示对他的敬意，1938年白海南岸港口苏多斯特罗伊改名为莫洛托夫斯克；1940年，名称完全相同的又一个莫洛托夫斯克在维亚特卡河流域出现，它的原名叫诺林斯克；同时乌拉尔的大城市、俄国最古老的工业中心之一彼尔姆也改名莫洛托夫，这里是莫氏的出生地。此外以他来命名的还有格鲁吉亚城镇莫洛托沃等。苏联副总理、国家计委主席古比雪夫在党内斗争中崛起为30年代苏联政坛上的明星、斯大林在经济方面的最主要助手。他于1935年以47岁的英年早逝，当年苏联地图上就出现了三个完全同名的古比雪夫城：一为伏尔加河沿岸大城市、石化工业中心，原名萨马拉，是十月革命时古比雪夫组织起义之地；一为新西伯利亚州古比雪夫当年的流放地，原名卡因斯克；一为鞑靼自治共和国城市，原名斯帕斯克。此后，顿河河口附近的一个小城市和中亚费尔甘纳盆地的一个小镇也以他的名字命名，都叫古比雪沃。至于加里宁与伏龙芝，上节说过他们早在前一阶段已有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城市，在这一阶段这种荣誉又复锦上添花：1946年，苏联把二战后从德国夺取的原东普鲁士首府、德语地名哥尼斯堡改名加里宁格勒，此前又把彼尔姆州的一个小城市改名加里宁诺。40年代，在伏龙芝祖籍的摩尔达维亚、父籍的乌克兰赫尔松州和内战期间他转战经过的吉尔吉斯奥希州，各有一城镇改名伏龙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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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地名变迁的又一明显特征是随着“基洛夫旋风”而来的镇压浪潮导致苏联政治生活失常，仕途险恶，宦狱盛行，朝为堂上官、暮为阶下囚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人忽而青云直上，名载图籍；忽而身败名裂，城名易主；忽而又获平反，城复其名。由于改名频繁，以致这一时期产生的地名的平均寿命大为下降，从前一时期的48年降为不到18年。寿命只有几年乃至一二年的地名也不乏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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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忠尼启则的命运就很典型。他在20年代及30年代早期是完全忠于斯大林的，并在历次党内斗争中站在斯大林一边，因而地位一度很高。除了1932年命名的北奥塞梯首都奥尔忠尼启则外，30年代还命名了塔吉克共和国的奥尔忠尼扎巴德以及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地的其他三个以他得名的城市。但随着“肃反”狂潮愈演愈烈，奥尔忠尼启则的部属与亲信接连被捕杀，他对斯大林的做法也从怀疑而抵触，终于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于1937年2月开枪自杀。当时苏联官方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宣称他死于心脏病，并举行了悼念活动。以他命名的诸城也没有马上改名，甚至于为“纪念”他还在当年把顿巴斯一煤矿城市卡季耶夫卡改名为谢尔哥（奥尔忠尼启则在党内的化名与爱称）。但不久他的亲属便陆续被捕，到40年代，以他得名的诸城相继改名：谢尔哥于1943年复称卡季耶夫卡，北高加索的奥尔忠尼启则于1944年改名扎乌德日考，等等。直到斯大林死后，扎乌德日考才于1954年又恢复奥尔忠尼启则之名，其他诸城亦然（只有谢尔哥之名未恢复，卡季耶夫卡直到1978年才再次改名为斯达汉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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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奥尔忠尼启则城更典型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如：北高加索地区的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克自治州首府，原名巴塔尔帕辛斯克。1936年为表示对当时的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总理）德·叶·苏利莫夫的敬意而改名苏利莫夫市。然而第二年苏利莫夫便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而被捕（次年被处决），于是该城在1937年又改称切尔克斯克，即“切尔克斯族之城”。次年，为表彰当时的政治警察首脑、内务人民委员尼·伊·叶若夫大肆屠杀“人民敌人”为的“功绩”，该城再次改名为叶若沃-切尔克斯克。然而仅仅几个月之后，这个踩着无辜者尸体爬上去的刽子手自己也被人请入瓮中，作为“人民的敌人”而被捕毙命。于是该城又于1939年再次改称切尔克斯克。这样，这座城市在短短三年间竟然四易其名，两个“名主”先后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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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尔北部的冶金城市纳杰日金斯克，在1935年以联共（布）乌拉尔区党委第一书记伊·德·卡巴科夫之名改称为卡巴科夫斯克。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卡巴科夫便被“揭露”为所谓“右派、托洛茨基分子、社会革命党人和宗教派的联盟机关”——“乌拉尔起义司令部”——的头头，以他为首的大批地方干部因此死于非命。卡巴科夫斯克也于1938年再次成为纳杰日金斯克。次年，这座城市又改称谢罗夫，以纪念这年牺牲的苏联空军英雄阿·康·谢罗夫。这样，该城便在4年内三易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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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共和国第四大城市奥利耶-阿塔，即中国古籍中的历史名城怛罗斯，1936年该城改以哈萨克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列·伊·米尔佐杨之名，命名为米尔佐杨市。当时米尔佐杨刚因其政绩卓著而获得了列宁勋章，然而两年后他便被逮捕，与他的妻子（哈萨克党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院长）一起被枪决了。米尔佐杨市于是又于1938年改名为江布尔（以哈萨克诗人江布尔·贾巴耶夫得名）。于是，这座城市也在短短三年间先后用过三个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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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荣则得名辱则弃，地名变迁如儿戏”的状况不仅涉及了许多卷入政治旋涡的人物，而且已经去世多年者也往往因身后荣辱而受到影响。里海东岸曼格什拉克半岛上的城市乌里茨基堡，原名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堡，为纪念1918年被敌对分子暗杀的彼得格勒契卡主席、十月革命的功臣莫·索·乌里茨基而于1920年改为此名。作为十月革命后最早遇难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乌里茨基本来跟20年代的党内斗争与30年代的肃反毫无瓜葛，可是由于他在革命前长期是孟什维克与托洛茨基的人，革命后又曾属于“左派共产主义者”，在30年代的政治气氛下显然已不配享有以人名城的荣誉了。于是该城在1937年又恢复了旧称。不久乌里茨基的若干亲属，包括那继承了他的反间谍事业、时任苏联国防部侦察局局长的侄儿谢·彼·乌里茨基，也被捕并遭处决。到1939年，该城改以19世纪乌克兰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塔·格·舍甫琴柯来命名，称舍甫琴柯堡，这才跳出了荣辱无常的圈子，有了个较为稳定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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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时期的政治生活失常导致了地名变迁失常。由于一人名数城而致大量重复，一城历数名而致变动不居，使得这一时期的苏联地名扑朔迷离，令人难以捉摸，堪称世界地名史上的一大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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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人名城”以外，这一时期也存在其他地名变迁形式，不过它们也受政治气候影响而发生了若干微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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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调整民族关系为目的的改名，这一时期仍在继续。1936年，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两共和国首都都由原来的俄语拼读形式改为本地民族语拼读形式：梯弗利斯（ТИФЛИС）改为第比利斯（ТБИЛИСИ），埃里温（ЭРИВАНЬ）改为耶烈万（EPEBAН）。极北地区鄂毕河口城市鄂毕多尔斯克（俄语，“鄂毕河口城”）也于1938年改以极北地区土著涅涅茨人语言称为萨列哈尔德，即“河曲之城”。在中亚，土库曼的一座新兴石油城于1943年从俄语词根的涅夫捷达格改名为土库曼语词根的涅比特达格，两词均为“石油山”之意。但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由俄语改为本地语的地名大部分并非本地的传统名称，而是以本地语起的新名称，其中许多有政治含义。如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首都上乌金斯克在1934年改为蒙语地名乌兰乌德，即“红色城市”之意，与乌克兰的俄语地名克拉斯诺格勒、哈萨克的克孜尔奥尔达等是同一含义。而许多以政治人物名加上本地民族语后缀（如阿坎、阿巴德等）组成的地名也可以归入此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随着大俄罗斯主义乃至泛斯拉夫主义的抬头，地名变迁中出现了与十月革命以来的惯例相反而与沙俄传统相近的倾向，即以征服者姿态把当地语言地名改为俄语地名。其中，有的改动纯属复旧性质，如1939年把吉尔吉斯城市卡拉科尔再度改名普尔热瓦尔斯克，前面曾提到这是沙俄时期的旧称、十月革命后一度被废除的、以殖民主义探险家之名命名的俄语地名。大批地改当地语地名为俄语地名的例子是原东普鲁士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块原德国领土归属苏联版图后，该地的德语城市名全部换成了俄语新名，除首府哥尼斯堡改称加里宁格勒（如前述）外，当年拿破仑与亚历山大一世订立和约的历史名城提尔西特被改名苏维埃斯克；东普鲁士第二大城市英斯特堡改名为切尔尼亚霍夫斯克，以纪念在二战中阵亡于此的苏军将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另一城市埃劳改名为巴格拉季昂诺夫斯克，以纪念1807年在此与拿破仑军作战的沙俄将军巴格拉季昂等等。东普鲁士地名的改变当然有其特殊性，不可简单地归之于大俄罗斯主义。但无疑这是不同于革命后惯例的一种现象，并对后来苏联地名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下文将要谈到的70年代苏联远东地名变革就可以看到这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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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东普鲁士外，在二战期间与战后苏联所获得的其他新领土上也进行了类似的改名。如夺自芬兰的维普里被改读为维堡、贝柴摩被改读为别辰加、萨拉改名为库奥拉亚尔维；夺自罗马尼亚的北布哥维那首府谢尔瑙基被改为乌克兰语地名切尔诺夫策；夺自日本的南千岛（即日本所谓“北方领土”）上的许多村镇也改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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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人名的政治词汇命名城市的形式，在这一时期主要是一些以“克拉斯诺”即“红色的”为前缀的城市。如1935年改名的顿巴斯城市克拉斯诺顿（“红色顿河”），原名索罗金诺；1937年改名的克拉斯诺乌拉尔斯克（“红色乌拉尔城”）等。但这一时期这种类型的改名有收缩的迹象。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因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苏联降低了国际主义宣传的调子而提高了爱国主义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调子，同时逐步淡化共产国际的作用（以至1943年最后将其解散），这种变化也反映到地名上来，如顿巴斯的“共产国际城”就在这种背景下于1939年改为一般性地名新沙赫京斯克。二是随着“名人崇拜”的升温，许多革命初期以一般性政治词汇或人民性词汇改名的城市也在这一时期改以名人命名。如前述的“大老粗之城”改为捷尔任斯基之城，再如革命后由“沙皇村”改名的“儿童村”，也于1937年再度易名为普希金；俄罗斯中央黑土地带新兴的铁路枢纽与工业城市、30年代初得名的“自由城”（音译为斯沃博达）于1943年再改为利斯基（当地一烈士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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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地名更改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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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在政治上经历了一个捉摸不定的时期。相应地在1953-1956年间，除恢复了奥尔忠尼启则市和为纪念乌克兰合并于俄国300周年而把乌克兰的一个省会普罗斯库罗夫改以当年亲俄的哥萨克首领赫麦尔尼茨基来命名外，苏联的地名没有什么变化。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战胜重重阻力而取得了政治优势，并在当年的苏共二十大上发动了“反对个人迷信”的震惊世界的运动，对斯大林时期大加抨击。次年，他又粉碎了所谓“斯大林主义者”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党集团”，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从而发动了一场“非斯大林化的改革”。在它的推动下，从1957年起，苏联又出现了革命后的第四次“地名改革”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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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革的鲜明特点就是对上一次地名改革浪潮的部分否定。最先受波及的是那些“斯大林分子”，尤其是莫洛托夫与伏罗希洛夫有关的地名。莫洛托夫是“反党集团”实际上的领袖，因此在“反党集团”垮台后，所有以他得名的城市几乎都在1957年内改了名：莫洛托夫市恢复旧称彼尔姆，白海岸边的莫洛托夫斯克恢复旧称苏多斯特罗伊，维亚特卡流域的莫洛托夫斯克恢复旧称诺林斯克。剩下一个格鲁吉亚小镇莫洛托沃也在1961年改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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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罗希洛夫是斯大林时代的军界首脑，他虽然没有名列“反党集团”的巨头之列，但参与了其活动，而且人们认为他应对斯大林时代军内的大清洗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大批将领被冤杀负有罪责，因此与他有关的城市也纷纷易名：伏罗希洛夫市于1957年改名乌苏里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1958年恢复旧称卢甘斯克，顿巴斯的伏罗希洛夫斯克于1959年改称公社社员城（音译科穆纳尔斯克），至于北高加索的另一个伏罗希洛夫斯克，则早在1943年就经斯大林下令恢复了旧称斯塔夫罗波尔（据说是因为战区内存在着两个同名城市易导致军事失误）。但是，由于伏罗希洛夫在事发后认错态度好，兼之考虑到他的历史功绩，赫鲁晓夫对他的处理有别于莫洛托夫等人，不仅暂时保留了他的职务，而且到1961年终于把他排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之后，却又让卢甘斯克恢复了伏罗希洛夫格勒之名，算是给他保留了部分面子。而其他几个伏罗希洛夫之城便从此在地图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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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改名之风终于涉及斯大林本人。这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又一次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高潮，并决定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重新安葬。于是，苏联领土上的所有斯大林之城便在两个月内全部改了名。同时民主德国、匈牙利与罗马尼亚也纷起响应，而波兰与保加利亚则早在苏共二十大后不久就从地图上取消了斯大林之名。至此世界上只有阿尔巴尼亚的斯大林城硕果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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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莫洛托夫诸城的处理不同，苏联的斯大林诸城易名后均未恢复原称，而是都取了新名：斯大林诺（原尤佐夫卡）改名顿涅茨克，斯大林格勒（原察里津）改名伏尔加格勒，斯大林纳巴德（原久尚别）改名杜尚别，斯大林斯克（原库兹涅茨克）改名新库兹涅茨克、斯大林诺哥尔斯克（原鲍勃里基）改名新莫斯科斯克。只有一些较小的城镇恢复了原名，如斯大林尼里复称为茨欣瓦利。与此相应地，一些恢复旧称的前莫洛托夫等人之城也再度以新名重新命名。如苏多斯特罗伊（莫洛托夫斯克）在复称两年后又另改名为北德文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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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名之风不仅涉及了斯大林本人和健在的主要“斯大林主义者”，而且还涉及了已去世的某些被认为在斯大林时期负有罪责的领导人。如亚·谢·谢尔巴科夫，他在“大清洗”中走红，1941年进入政治局，1945年病故。当时斯大林对这位亲信之死极感震惊，除把伏尔加河上的大港口雷宾斯克改名谢尔巴科夫以示纪念外，后来还在著名的“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中把为谢尔巴科夫治病的医生们全部逮捕，说他们“暗害”了谢氏（以及其他人）。“医生案件”平反后，谢尔巴科夫的形象也在“非斯大林化”运动中成了问题，于是谢尔巴科夫市又在1957年恢复了雷宾斯克之名。由于“恨屋及乌”，斯大林时代的一些时髦风尚及其有关人物也受到一定影响。如30年代苏联一度盛行飞行员崇拜，其狂热程度不亚于某些拉美国家的足球明星崇拜，一些著名飞行员因而也享有以人名城的殊荣。1938年著名的北极航空线开拓者瓦·奇卡洛夫死后，他的家乡、乌拉尔河流域最大城市与省会奥伦堡改名奇卡洛夫；次年，多次创国际妇女飞行纪录的著名女飞行员奥西皮延科死后，她的家乡、亚速海重要港口别尔季扬斯克也改名奥西皮延科。然而到1957-1958年间，这两个城市又在“非斯大林化”中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当然，一种时髦的消退毕竟不同于政治上被否定，因而以这两个飞行英雄命名的一些小镇与农庄仍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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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个人迷信”的批判浪潮中，苏联这一时期“以人名城”之例比以前明显减少，但却并未消失。不过与斯大林时代不同的是，以本国健在领袖和其他政界人物命名的比重大大下降了，这时用以命名城市的，主要是已去世的历史人物、平民中的模范人物以及国外共产主义活动家。前者如1954年得名的乌克兰城市赫麦尔尼茨基（已如前述）和1962年以19世纪乌克兰伟大作家与思想家伊凡·弗兰科命名的另一个乌克兰省会城市伊凡-弗兰科夫斯克（原名斯坦尼斯拉夫）。其次如1968年苏联英雄、人类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殉难后，他的故乡格扎次克被改名加加林市；1978年顿巴斯矿工、著名老劳模与30年代“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起者阿·格·斯达汉诺夫逝世后，他工作的煤矿城市卡季耶夫卡（即上节提到的谢尔哥）也改名斯达汉诺夫，这是该城在十月革命后第三次改名。后者主要见于勃列日涅夫时代，1964年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逝世，苏联把顿巴斯城市契斯加科沃改名多列士以示纪念；1965年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逝世，苏联又把俄罗斯联邦沃罗涅日州那座30年代叫“自由”城、40~50年代叫利斯基的城市改名为乔治乌德治，从而逐渐形成一种惯例。1970年，苏联与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合作，在伏尔加河畔城市新斯塔夫罗波尔（1957年以前称斯塔夫罗波尔）兴建了著名的伏尔加汽车厂，并把这座汽车城改以合作伙伴的同胞、数年前去世的意共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来命名，称陶里亚蒂市。与意大利资本家合作建厂而以意大利无产阶级领袖名之，真有几分喜剧味道！1973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前主席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逝世20周年之际，苏联又把乌克兰哈尔科夫州新兴工业中心兹米耶夫改称哥特瓦尔德。鉴于这年正是苏军侵捷5周年，这一命名显然是别有深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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