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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军士长向他解释了我们正在寻找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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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说:“这列火车上都是伤员,如果我们有休假的士兵,我们会提供给你们的。但现在我们对你们的问题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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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长对上尉说:“我们这里有两个受了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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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现在已经走到了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士兵旁边。那个士兵现在一动不动地躺在雪地里。上尉说:“你看,这个人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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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长说:“不,我的上尉,他还在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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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接着说:“嗯,也许吧,但恐怕他只能挺一刻钟了……好吧,我们可以带他走。”接着他叫下来两个骨瘦如柴的担架员。在他们抬起那个士兵时,我看到他的后背上有一块棕色的印记,不知道是血还是什么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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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不耐烦地问道:“另一个呢?”军士长回答道:“在那里,木屋子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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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看着那个满脸胡须,活不了多久的俄国人,问道:“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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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长回答说:“一个俄国人,是游击队,上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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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接着说:“够了。你认为我会帮助这个随时会从我们后面向我们开枪的‘狗娘养的’吗?好像前线的日子我还没有受够一样!”他随后向两个和他一起的士兵喊了一句命令。这两个士兵随即走到那个躺在地上的俄国人那里,接着就是两声枪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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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我们踏上了回去的道路。我们的军士长已经放弃了寻找帮手的想法,我们现在将回到我们的连队。想必现在车队已经前进了不少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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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一次与敌人交火。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我的感受。今天发生的事情对我而言还有某些荒诞的成分:军士长在雪地中的脚印大得出奇,我在恍惚中还在不停地寻找着那个脸上长着雀斑的士兵。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以至于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一切。但不管怎样,已经有两个人的生命从我们的眼前就这样消失了。我们甚至都还没有等到那个士兵18岁的生日。天色现在完全黑了下来,我们最后还是上路寻找我们的连队。夜空非常晴朗,但是四周却越来越寒气逼人,我们随身带的温度计汞柱正在急速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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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速行军将近4个小时之后,我们浑身打着寒战,腹中早已是饥肠辘辘了。由于极度疲劳,我只感到自己的头昏昏沉沉的。我立起来的衣领上也早已结满了我呼出水汽而凝结的冰晶。在赶回连队营地还有一段路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德军车队了,绵延的车队在白色的雪原上显得格外突出。车队前进的速度并没有提高多少。卡车的轮子已经陷在了冰雪里,大块的雪堆积在卡车的轮子和挡泥板上。几乎所有人现在都躲在驾驶室里。在嚼了一些干粮后,卡车上的人用他们能够找到的一切衣物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然后就在这片寒冷的原野上就地睡着了。在不远处,两个被抽中站岗的士兵正在跺着自己皮靴好使自己的脚好受一些。透过结满了霜的卡车玻璃,我可以看到有人在里面吸香烟或雪茄时烟头的红光。我爬到了自己的卡车上,找到了自己的背包和饭盒。我把饭盒拿起,吞了几口饭盒里剩下的一些看起来脏兮兮,吃起来有些像豆浆的一些混合物。食物的味道实在让人无法忍受,结果我把剩下的都倒在雪地里,我只好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了。可以听到一些人正在外面谈话的声音,我探头出去张望了一下。外面有一堆火正在一个雪坑里燃烧着,火焰发出令人惬意的明亮的光芒。我从卡车上一步跳了下来,拼命向火堆跑过去。在火堆旁站着3个人,其中一个人是今天下午和我在一起的那个军士长。他正在用自己的膝盖“劈”着一些柴块。军士长说:“我已经受够了这里的严寒,去年冬天我就得了肺炎。如果我再得的话,我只有死在病床上了。我们的车队在三四公里之外就清晰可见,所以我们烧几块柴并不会把我们的位置暴露出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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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和他在一起看起来至少50岁左右的士兵说:“没错,现在不管是俄国兵还是游击队都一定躲在他们的床上睡大觉呢。”另一个人一边看着燃烧的火焰,一边喃喃地说:“要是现在在家里的床上该有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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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在一旁拆木箱的军士长外,我们大家现在实际上都站到了最可能贴近火焰的地方。突然有人向我们喊道:“嗨,你们!”一个身影从车队里走了出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人的帽子上银质的徽章在黑暗中闪烁着——是一个上校。现在军士长正和那个老兵在把那堆篝火踩灭掉。上校走到我们面前,我们向他立正。上校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你们一定是疯了!难道你们不知道命令吗?既然你们出来点篝火,现在你们拿起自己的枪去巡逻,你们刚才的‘庆典’毫无疑问地已经请来了一些‘客人’。现在你们去找到他们,两人一组直到车队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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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了那里去寻找我的枪。我现在因为饥饿、寒冷和疲乏已经在休克的边缘了,哪里有力气去在这个雪地里站一晚上,雪地里的雪现在已经没过我的皮靴的靴筒了。我已是满腔愤怒了,但我还是回到了刚才和我在一起的那几个倒霉蛋那里。军士长决定让那个50岁左右的老兵和我一同站第一班岗。军士长说:“我们会在两小时后接替你们,这样你们可以感到好受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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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明白为什么军士长将老兵和我安排在一起,但感到军士长是故意这样做的。显然军士长更喜欢和那个25岁的健硕的士兵在一起巡逻。我和那个老兵出发了,我确信我们两人是一个脆弱组合。刚走了几步,我就摔倒在了雪地里。我的手重重地摔到了冻得硬邦邦的结了冰的地上。当勉强从地上爬起来时,我已经控制不住地流出眼泪来。老兵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人,他对在俄国的生活已经厌倦了。他像父亲一般问我:“你受伤了吗?”我回答道:“没有。”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把自己的衣领重新又竖了起来,让我在他前面走。我不知道我们应该往哪里走,但这并不重要。我只知道在走到车队尽头的时候就必须返回。尽管已经筋疲力尽,我还是离开老兵一段距离走着。我费力地向前走着,尽量减少自己的呼吸,以免呼出的气让我冰凉的鼻子感到难受。走了一会儿,再也走不动了,膝盖在颤抖着,我开始流眼泪了。我不懂这一切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法国,我的家,还有我过去和朋友常常玩的游戏,还有那些拼版玩具。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还记得我在哭泣时的叫喊:“我现在参军还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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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我的伙伴是否被我的反应惊吓着。当他赶上我时,安慰我说:“你走得太快了。请原谅我不能跟上你,我也不该在部队上。我其实在战前已经退休了。但6个月前他们又把我征召了进来。现在他们需要一切能够拿起枪的人。不管怎样,让我们都能够最后平安地回家。”尽管我不太明白当时的局势,我还是觉得要找一个对象来发发气,我开始咒骂起俄国人来:“都是这些该死的俄国佬!”但是无论如何我无法忘记那个下午发生的事情。那个俄国游击队员的被处死让我心里充满了难言的感受。老兵此时困惑地看着我,他一定以为我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党徒或是一个秘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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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接着小心翼翼地说:“可不是,这些俄国人实在让我们坐卧不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俄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俄国不会再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了。但最后不管怎样都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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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说:“斯大林格勒,我们必须要向被围困的第六集团军提供援助!我的舅舅在那里!他们现在一定非常艰难。”老兵说:“可以肯定他们在那里非常困难,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也了解不多,但要干掉朱可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接着说道:“朱可夫会逃跑的,就像他先前在哈尔科夫和资托米尔的逃跑一样。这次鲍卢斯元帅会打垮朱可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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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此时一言不发。由于我们对于前线的信息知之甚少,我们的交谈变为了沉默。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斯大林格勒已经危在旦夕,第六集团军的士兵虽然已经知道最后不可逃避的命运,但是他们许多人仍然在极为恶劣的情况下英勇地战斗着。我们头顶的天空上满是明亮的繁星。在皎洁的月光下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手表上的时间,那是高中毕业时的纪念品。时间仿佛停滞了下来,我们两个小时的岗仿佛像一个世纪一样。我们缓缓地走着,看着自己的皮靴尖随着每一步消失在积雪深处。现在没有一点风,但是周围依旧寒气刺骨。在每班两个小时的轮流警戒之间,我都会抓紧时间睡觉。随着东方的第一抹晨光照到我满是倦意的脸上,我又开始清除道路上的积雪。清晨的气温似乎比半夜还低。我们发的羊毛手套已经磨破了,我们现在用破布或者是袜子来裹住满是冻疮的双手。尽管我们奋力地铲着雪,但依旧感觉不到一些暖意。我们要么用手拍打着自己的身体或是跳上跳下来让自己暖和一些。我们的上校现在送给大家一些热气腾腾的咖啡。这些咖啡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因为早上我们只吃了一些冻住的白奶酪。管理餐车的军士长告诉我们说,挂在他卡车外面的温度计显示现在的气温是零下30摄氏度。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我们走完这段路程到底花了多长时间,那些日子给我留下的只是一个噩梦般的回忆。温度总是在零下20摄氏度和零下30摄氏度之间徘徊。我还记得有一个风很大的日子,尽管我们的军官无论怎样命令和恐吓我们,所有士兵都丢掉自己的铲子跑到了背风的车后。那一天的温度是零下40摄氏度。我当时以为恐怕要被冻死了。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感到哪怕是一丝丝的温暖。我们甚至是把尿撒到自己冻僵的手上好让自己感到一些暖意,还有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尿来消毒一下那些被冻裂的伤口。我们车队里有4个人得了严重的肺炎,他们躺在一辆卡车里面的临时病床上。我们的车队只有两个医务兵,他们对于这种重病束手无策。除此以外,还有至少40个人患上了冻疮。有些人的鼻子被冻坏而感染了。一些类似的冻伤感染多发生在眼皮、耳朵周围,特别是在手上。我自己并没有被严重地冻伤,但是我们手指上还是冻开了口,我的手指每动一下,上面的伤口都会流出血来。这些伤口让我感到钻心的疼。我心情糟透了,有些时候我也躲着哭鼻子。但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没有人注意这些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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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去了两次医务车把我的手放在温热的消毒酒精里,虽然酒精让我的伤口疼得厉害,但随后我的手还是觉得温暖了几分钟。我们的粮食也不够了。从明斯克到旅途的第一站基辅的距离大约有400公里。我们原计划走5天,但实际上走了8天。结果我们不得不吃掉了本该在前线吃的粮食。还有我们这个有着38辆车的车队有3辆车出了机械故障。我们不得不把车和连同车上的货物一同毁掉,以防止这些东西落入游击队的手中。那4个得肺炎的人里,已经有两个人死掉了。许多人都患上了冻疮,有几个人不得不进行了截肢手术。在我们到达基辅前3天时,我们通过了一片看来是俄国人防线的地区。我们的车辆穿越了一片到处是废弃坦克、卡车、大炮和飞机残骸的原野,这些东西散布在一大片我们视线所能及的地方。不时有一片片的地方竖立着木棍或是十字架,那些是为阵亡德军或苏军士兵仓促修建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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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苏军的阵亡人数要远远超过德军。我们看到每个阵亡的德国士兵都得到了体面的安葬;而每10个或12个苏军士兵被埋在一起,他们的坟墓上面则有个俄国东正教的十字架。一路上,我们还要下车不时填上路上的大弹坑好让我们的车队通过。我们的车队终于到达了基辅。这个典雅漂亮的城市看来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红军与德国陆军的战斗大多发生在城市的外围,也就是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些地域。当苏联红军无法再承受我们的进攻时,他们就退到城市外的另一个方向,这使得基辅能够免遭像明斯克那样的厄运。在明斯克和哈尔科夫之间的基辅是我们的第一站。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斯大林格勒,现在离那个城市还大约有10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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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辅是德军在俄国战场的一个重要补给中心。从这里,那些罗马尼亚和波兰来的部队正在被运送并投入到高加索地区和里海地区的进攻里。基辅多少有些像明斯克,城里到处都是士兵和军车,唯一与明斯克有区别的是这个城市里有一种明显的前线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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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在城市的郊区停了下来等候命令。我们再一次发现自己行走在积雪覆盖,冻得结结实实的道路上。我们都以为一切的麻烦可以告一段落了。每个人都在期待着去营房休息的命令。但我们首先被送到了防疫站,在这里我们清洗了自己。每个人都已经脏得要死,而且身上都有了跳蚤。我们连有7个人因为严重的伤病而住院了,剩下的人只在基辅停留了7个小时便再次上路了。在离开这个井井有条的城市前,我们被命令列队站在一个建筑物前的大道上。这时一个上尉乘坐着一辆大众汽车到了我们面前。他在车里向我们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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