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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到了中世纪晚期,人们往往需要同时忠诚于世俗和教会权威。效忠者为了自身利益,只要有可能,就充分利用这一制度挑拨这两大权威在管辖权方面的冲突。有时这会加强多重权威的影响,如此则统治者们的有效权威可下达很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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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法,又称普通法,是将约定俗成的习俗编撰成法典,这就意味着裁决者们需要参考早先法官们作出的裁决。它是未使用罗马法的地区通用的法律模式。在西欧,习惯法是从封建习俗发展出来的(见下文),封建主义是一系列促进了权力分散的互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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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普通法使各地区的习惯法得到统一,法律由地方法庭监管,从而分散了英格兰的王室权力。英格兰的习惯法不同于罗马法,后者帮助人民树立起这样一种意识:统治者是拥有至高权力的立法者,可以凌驾于习俗之上。而习惯法通过至少在原则上可推翻统治者对法律程序的干预的判例,帮助法人团体(如行会,即手工业的协会)或个人维护自身的利益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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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政治上的分裂伴随着文化上的分裂,而不同的语言进一步强化了彼此文化的不同。拉丁语是文化的语言,在巴黎“拉丁区”之类的大学城中仍在使用。出行与交流的距离很远,也十分艰难。邮件有时要花数月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从马德里到威尼斯最短需要22天;若受恶劣天气的影响,需要花费的最长时间则是最短时间的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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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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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如今处在文明和宗教的十字路口(见地图1.1)。1054年,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世界发生大分裂,形成罗马天主教会以及东正教会。罗马主教即教皇宣称有权统帅所有东方的基督教徒(5),导致基督教的大分裂,以罗马教皇将君士坦丁堡牧首驱逐出教会为事件的高潮。到了1500年,在俄国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人成为东正教会忠诚的信徒。而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世界在中欧东部地区交会,那里的波兰、波希米亚以及匈牙利倾向于依靠西方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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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称自己为一个普遍国家,它替代国家获取忠诚和权力,构成国家权力的潜在障碍。它也带来了一种通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共同文化。随着教会和君主的权力变得越发集中,二者之间的冲突变得不可避免。从罗马帝国灭亡时起,教会就是一个集权的宗教权力机构,这使得罗马教皇独立于欧洲的世俗统治。11世纪中叶以后,教皇由教会的红衣主教们选举产生,而红衣主教由前任教皇任命。主教和修道院的院长都宣誓效忠教皇,作为回报,他们将获得修道院土地的使用权以及神职人员的俸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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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斯曼帝国,苏丹一人独掌宗教和政治的最高权力。与此不同的是,欧洲的领主们成功地获得独立于教会权力的较大程度的自治权。尽管教会相当富有,也非常强大(拥有加泰罗尼亚和卡斯蒂利亚约25%的土地,可能拥有意大利南部65%的土地),君主们却不希望教会干涉他们的统治,即使他们通常是由教会高层人物加冕的。在14世纪和15世纪,世俗统治者们不允许在他们的领地内建立教会法庭。教皇下令要求他们的主教和其他神职人员忠于世俗国家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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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中世纪时期,西方的基督徒试图夺回被穆斯林征服的土地,尤其希望能够夺回耶路撒冷,于是从1095年到1270年间,他们总共发动了8次“十字军东征”。1204年,视东正教为异端的十字军占领了信仰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该国的疆域从意大利东部一直延伸到黑海东端。到了14世纪中叶,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了安纳托利亚三分之二的土地、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领土,以及希腊。在1400年,伊斯兰教的领土从西班牙南部和北非一直延伸到印度北部,甚至到达东南亚群岛。从14世纪到15世纪早期,继承希腊文化、信仰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只剩下包括首都君士坦丁堡(6)在内的横跨欧亚海峡的一小块领地。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展开了漫长的攻城战后,最终占领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从此落下帷幕。在接下来的40年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土地增加了一倍,于1459年征服塞尔维亚,1463年征服波斯尼亚,1479年征服阿尔巴尼亚,1483年征服黑塞哥维那。随后匈牙利的陷落,让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地扩展到多瑙河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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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1 奥斯曼帝国(约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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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土耳其人拥有一支大型陆军(7),以及一支强大的海军。不但如此,土耳其人有效的外交策略让他们的军队如虎添翼。到了16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帝国还吞并了埃及,进入如今的伊朗境内。他们在1534年到达如今的伊拉克境内的巴格达,随后他们来到波斯湾。此时奥斯曼帝国到达鼎盛时期,它利用当地忠诚的贵族征得税收,为帝国提供财政支持。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信仰罗马天主教的欧洲地区会将伊斯兰教视为对基督教和自身文化的永恒的威胁。但是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众多臣民中,似有很大一部分人依然信仰天主教,他们也得到允许可继续信奉自身的宗教。虽然奥斯曼帝国上流社会是伊斯兰教文化,但是这个帝国允许非穆斯林的存在,他们总是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督教国家大规模迫害穆斯林,并将穆斯林驱逐出境。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的作家们竞相用野蛮、暴虐、残忍等词形容奥斯曼土耳其人,并将他们描述为“上帝之鞭”。而另一方面,深受拜占庭影响的俄国东正教会、希腊正教(也属于东正教会)、罗马天主教会和伊斯兰教却在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的巴尔干半岛和平共处。奥斯曼帝国建立起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制度,允许宗教中的少数派进行自治,并由苏丹任命其宗教团体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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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洲大部分地区与土耳其直接或间接统治的诸国所形成的巨大半圆形地区对峙。西方的列强曾经发动对抗穆斯林的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如今则被迫进行一系列针对伊斯兰教的防御战争,而对西方国家来说,奥斯曼帝国即为伊斯兰教的具体象征。为了增强防守,威尼斯人沿着亚得里亚海建造了一系列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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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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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社会简单地分为三大社会团体:负责照看世人灵魂并为此祈祷的神职人员,管理事务并参战的贵族,以及在田野中劳作的农民。而居住在城镇的市民们的事业活动给1000年到1350年的中世纪欧洲带来了经济活力,尽管越来越重要,但他们在传统的分类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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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职人员承担着许多社会任务,他们是神父、教师、法官、护理人员、地主以及专职教士。但他们只能在教会法庭受审,而随着现代国家的发展,这些神职人员作为游离于俗世之外的群体,他们的社会地位逐渐遭到来自民间的质疑。世俗的神职人员,即不属于特定宗教修会的教士,服务于市民的需求。大部分的在俗教士都和他们的堂区居民一样贫困潦倒。而主教们则一般出身贵族。寺院教士(受教规约束者)则包含住在修道院里数十万名僧侣或修女,他们受到教规严格的约束,并宣誓断绝与外界的关系,甚至在某些地区,他们在法律上被认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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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拥有大部分的土地,他们的地位和收入即来源于此,同时也来源于其军事职能。贵族的头衔意味着出身高贵,这一阶层的家庭往往互相联姻。贵族们不工作,但是他们随时准备为保卫他们的君主、家族的利益与荣耀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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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00年,农民大约占据欧洲总人口的85%,他们居住在乡村或贵族领土上的小片区域。他们用劳役换得贵族对他们的保护。除了那些拥有土地的农民(8)外,大部分农民没有法律地位。在一些地区,在压迫农民的领主和告诉农民其在世间的命运是受苦但可指望在天国得到回报的教士的眼中,农民都和禽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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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晚期的穷人、工匠以及领主。每个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是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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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部分欧洲人而言,他们的世界就是村庄或是城市中的堂区。当地村民的团结一致,比接受国家统治者的命令更加重要。当时在许多地方,统治者的政令还不能有效地下达。许多村庄无论从哪方面看,实质上都是村民自治。乡村议会决定哪种谷物将被种植在公共地上,耕作何时开始。这些乡村议会与领主的权力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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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至少五分之一的欧洲人处于赤贫之中。普通的劳动者四分之三的收入被用来购买食物。城镇到处都是挣扎度日的穷人。一名教皇抱怨罗马的流浪汉们,“他们的呻吟和哭泣之声不但充斥着公共场所、私人住宅,也遍及教堂;他们引发惊恐和各种事件;他们像粗鲁的畜生一般流浪,除了寻找食物,什么也不关心”。穷人们在任何可以去的地方游荡,在找得到工作的地方谋得工作,有时乞讨,有时偷窃。天主教会鼓励慈善事业,他们认为这是获得救赎的必行之举。这些慈善事业帮助许多穷人生存了下来。城镇居民们往往能够容忍自己社区内的乞丐,给予这些人一定的帮助,但是他们却害怕来自外地的穷人,特别是吉卜赛人。此时欧洲大部分地区,偷盗打劫者无处不在,如威尼斯和土耳其的领地之间、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王国之间,以及比利牛斯山脉地区,都是洗劫事件的频发之地。罗宾汉的故事描述了13世纪英格兰的一名受欢迎的绿林好汉,据称他经常劫富济贫,而在欧洲大陆,也出现了类似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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