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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国内和国际贸易离不开14世纪早期银行业的发展。到了15世纪,银行业不再理会教会对高利贷的谴责,只是银行的借贷利息不如高利贷那么让人难以承受。同时,佛罗伦萨的弗罗林金币成为欧洲市场的标准通行货币。这个城市的商人与法国阿维尼翁及贸易网中其他各城市的代理商,对欧洲商业及君主和教皇的财政来说至关重要。与其他地区的商人不一样的是,佛罗伦萨的商人熟知汇票和证券的相关知识,并为购买者提供贷款。然而这种借贷是有风险的。15世纪,英国国王强迫佛罗伦萨商人贷款,否则就将他们驱逐出国,财产全部充公。但在百年战争时期,由于他入侵法国失败,于是干脆拖欠还贷,最后导致佛罗伦萨几大商家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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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微型画描绘了威尼斯共和国广场,它有着一个亚得里亚海主要港口所应有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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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和热那亚也是主要的贸易和金融城市,它们还是造船业与保险业中心。它们与东印度群岛和远东的贸易由来已久,尤其是威尼斯。从8世纪以来,威尼斯一直是东方穆斯林世界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贸易和跨文化交流的中心。威尼斯商人在巴尔干地区的荒凉群山间长途跋涉,将到达威尼斯的海上货物转运到君士坦丁堡。商人们要在货物的命运上赌一把:它们会否在地中海上遭遇倏忽而至的风暴和四处游荡的海盗,或在中亚陆路运输中遭遇其他意外。威尼斯商人将来自意大利半岛和北欧的优质毛织品、亚麻以及金属制品销往东方,又带回棉花、丝绸以及最重要的商品:调味料(包括胡椒、肉桂、肉豆蔻、姜,以及糖)。这些来自东印度群岛的香料经过在亚历山大或君士坦丁堡的中转落入威尼斯商人之手,它们是满足欧洲富人口腹之欲的奢侈品。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商人们还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城镇作为中转站,这座半岛凸出于黑海北部,汇聚着来自莫斯科公国、波斯、印度和中国的货物(见地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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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1 15世纪的贸易航路及终点 海上和陆地的主要贸易路线始发于意大利的城邦国家,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或始发于欧洲北部诸国及波罗的海地区。意大利城邦由于其自然地理优势,是连接东西方航线的中心。图中标明了所交易的商品的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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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本主义通过提升市民阶层的地位和影响力,开始削弱贵族的势力。尽管贵族也参与贸易,但是城市商人阶层凭借其财富和地位控制着统治城邦的寡头政府。经济的繁荣增强了市民对自身阶层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佛罗伦萨的政治理论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声称:“我爱我的国家甚于爱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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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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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城邦的社会结构与英格兰、法兰西、佛兰德、荷兰等地的商业都市和制造业中心大致相同。城邦中“肥胖的人”即上流阶层,包括贵族、富有商人阶级以及制造商;“普通的”即指中产阶级,这一阶层的人包括小商贩和匠师等;意大利语还有个词可以翻译为“微不足道的人”(Pòpolo minuto),这类人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在城邦里,工匠和劳动者必须支付很高的消费税。而城邦的上流贵族世家拥有大量意大利内地最丰饶的土地,让佃户和佃农,甚至让拥有土地的农民在其土地上耕作。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大部分的农民是贫困潦倒的自耕农。而南部地区,许多农民则仍需为其领主服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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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肥胖的人”只占城市总人口5%或更少。这些身份显赫的贵族们自认为他们的地位犹如公爵、红衣主教,若是在罗马,则犹如教皇本人。尽管当时在意大利城邦,如世界上其他地方一般,社会差异明显,但是经济上的富裕繁荣多少促使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增强。表现最明显的便是当时最富有的佛罗伦萨。贸易致富的新贵家族纷纷挤入上流统治阶层,尽管到了15世纪末,这种机会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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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互相恭维基础上的、复杂且极其仪式化的礼节维持着社会的阶级差异。尽管14—15世纪的许多时期经济衰退,但是最富裕的家族却变得更加富裕,这使他们更加不愿意被误认为是地位不如他们的人。因此,某个有权有势的米兰大公坚持要求人们称呼他的妻子时必须加上“杰出的”(Illustrissima)这一头衔。贵族的每次交流寒暄都包含互相恭维和奉承,他们写给君主的信件,都会附上“世上没有比大人您的命令更令我高兴的事情了”,这些恭维中还有那似乎有不祥意味的“我只能在您那光辉的荣耀下存活”,尽管有时候,这些恭维并不过分,他们的确是依附着统治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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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都市中的大家族族长往往会恩威并重,统治城市。他们会肆意分发贵族头衔、特权和现金。费拉拉地区的大公还会每年挨家挨户地敲门,代表穷人发出“乞求”,尽管现实中他们从不如此施政。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确立大公的权威,保证其他所有人都是他的臣民。不过君主和族长也会通过威胁的方式进行统治,偶尔也会十分残酷地消灭他们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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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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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的独创性不仅表现在其超凡的艺术成就上,还体现在其超前且具革新性的政治结构上。一些小城邦组建为立宪共和国,这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成就密切相关。尽管如此,在这些城邦中并不存在民主,如14世纪时,贵族们也无情镇压了锡耶纳等地工匠和零售商人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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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世纪意大利的共和国是一种立宪的寡头政治国家,由最有权势的家族支配,这些家族的成员遍布政府的行政部门、立法或咨询议会以及某些治理城邦的特殊委员会。拥有投票权的男性公民所占比重各地情况不同,如15世纪的威尼斯只有2%的男性公民拥有选举权,而在14世纪的博洛尼亚地区则高达12%。但威尼斯的数据最具代表性,它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地区政治权利的有限性。威尼斯、锡耶纳、卢卡以及佛罗伦萨(2)都是意大利最稳定的寡头共和国政体。而热那亚、博洛尼亚以及佩鲁贾则在共和与专政政体中摇摆不定(见地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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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2 1494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 城邦是意大利半岛的基本政治单位,随着许多城邦被更为强大的城邦所吞并,城邦数量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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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城邦完全是由某个家族进行世袭专政统治(signori)。如冶金业与纺织业蓬勃发展的米兰,最初是由维斯康蒂家族统治。1447年,雇佣兵出身的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娶了最后一位维斯康蒂大公的私生女。近三年后斯福尔扎帮助推翻了米兰的共和政体,并在米兰贵族的支持下强制推行斯福尔扎家族的统治。随后斯福尔扎家族玩弄政治,挑拨其他豪门自相残杀,有时也采取纯粹的暴力手段来达到目标。新米兰大公允许由900名地位较高的市民组成的议会存在,但他却能随心所欲地任命并通常直接统治法官和政府官员。一些较小的城邦也是由权贵家族所统治,如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曼托瓦的贡萨加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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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威尼斯的政体与前者完全不同,这个亚得里亚海的海港、到处是泻湖和运河的繁荣之都仍保持着共和政体。它的宪法确保各个集团政治利益的平衡:首先是被称作“道奇”(doge)的总督,这是一个由参议院选举出来的终身职位,主要负责行政,拥有与君主类似的特权。其次是大议会,由2500名有选举权的贵族组成。议会议员又选举产生参议院,参议院是贵族阶级的代表,其中有越来越多的住在正对运河的高雅精致房子里的新贵商人。尽管穷人占据威尼斯人口的半数以上,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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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的人”(贵族)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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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君主制国家,意大利各地的独裁者和寡头(管理政府的一小撮人或家族)也提高了政府行政部门的效力,于是小而高效的官僚体制开始形成。佛罗伦萨与威尼斯建立了专门的外事机构和商业部。相互之间联姻的权贵家族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取政府部门的职位。权贵家族间(如美第奇家族与斯福尔扎家族间)的私交使外交工作更容易开展。美第奇家族为了管理城市与家族的财政而雇用金融专家,他们认为家族利益至上,为了自己的家族,有时不惜损害佛罗伦萨的利益。科西莫·德·美第奇曾说:“哪怕毁了这座城市,也好过失去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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