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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自画像》（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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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几次意大利之行表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已传播并影响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作为纽伦堡的金匠之子，丢勒此时已经是刻书匠的学徒。青年时代，他在思索应该如何描绘人体时，无法抵挡意大利的吸引力。他两次来到威尼斯，一次是1494年，另一次是1505—1506年，他物色优秀的意大利画家，并向他们学习在绘画中运用测定和表现比例的数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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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团体、学院以及大学都为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北部的扩散作出了贡献。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于1530年在巴黎建立了法兰西学院，并随即开设希腊语、希伯来语以及古典拉丁语课程。欧洲北部的大学逐渐取代王室和贵族家庭在教育传播中的作用，成为人文主义研究的中心。波兰的克拉科夫大学于1476年有了第一台自己的印刷机，继而在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早期成为人文主义中心。但是一些大学直到很晚才接纳人文学者。在16世纪早期的剑桥大学，只有一位人文主义的老师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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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贵族家庭和家境殷实的城市中产阶级开始将他们的孩子送往人文主义学校，或是雇用人文学者做家庭教师。北部的王室也开始雇用一些意大利的艺术家和人文学者。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科学家莱奥纳多·达·芬奇就是其中一员，他受雇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这些国王和君主还任命人文学者为书记官或外交使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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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拉丁语逐渐变成阿尔卑斯山另一边学术界的语言。德意志、法兰西、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历史学家们，通过模仿古罗马历史学家的风格，纷纷热情洋溢地写下本国的中世纪历史。但是他们关于中世纪的看法不同于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前者认为，中世纪是本国的政治制度和习俗建立的时代，而后者则视中世纪为意大利两个辉煌时代之间的可悲的间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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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晚期的英格兰，拉丁语仍是高雅文化的语言。人们广泛阅读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并用拉丁语讨论。当欧洲大陆的学者来到英格兰时，他们能与英国的学者一起讨论同样的文献。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是一位律师和政治家，深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他用拉丁语写诗。在《乌托邦》（1516）这部讽刺当代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书中，莫尔让他的读者在了解包括新世界在内的其他社会的背景下，思索他们自身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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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运动宣扬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观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德意志诸国和欧洲北部，为宗教改革铺好了道路。如同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文主义者挣脱他们眼中的教会神学束缚的结果。人文主义者一直以来关注伦理道德，他们抨击的不仅是某些教士的不当行为，还包括天主教会的教义，特别是其自称不接受批评这一点。他们还谴责披着宗教虔诚外衣的迷信。北方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者与经院哲学水火不容，后者是中世纪的教会研究理论体系，教会学者在此范围内思考推理，以证明那些可能包含神学真理的文本中的基督教教义。人文主义者提出，教士以外的普通人也可以自己诠释《圣经》，这就威胁到教会神学家对《圣经》解释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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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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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对教会的人文主义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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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精力充沛的荷兰神父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精神在欧洲北部的发展壮大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就是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约1469—1536）。他出生于鹿特丹，是一名私生子和孤儿，在一座修道院待过7年。他于1492年成为神父，接下来他在剑桥大学和鲁汶大学任教，然后去了巴黎和意大利做助教。当他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可能饱受某种精神创伤，这大约是由于他经历了得不到回报或意外被人发现的恋情。因此他执着于清洁，决心将受到文艺复兴影响的新的纯洁道德引入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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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和其他几位政治家的庇护下，伊拉斯谟得以用人文主义的方式来研究《圣经》。他的《愚人颂》（1509）不仅以讽刺的笔调记述他所见的世界，还呼吁摒除他目睹的修道院系统的腐败，建立纯净的基督教道德。比如他写道：神父们宣称“草草背出祷告词，就算是合宜地履行了职责；假如上帝能听到或听懂他们虚弱无力的祷告，我将十分惊讶”。他相信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就像野蛮人那样以空洞无物、毫无生机的神学制服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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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汉斯·霍尔拜因所绘伊拉斯谟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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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抨击那些相信宗教圣物(2)具有所谓治愈能力的人，这反映出伊拉斯谟强调个人尊严的文艺复兴精神。他的著作《基督徒战士手册》（1503）号召弱化圣礼的重要性，并为人们的道德生活提供指导。这本书的拉丁语版再版了20次，并被翻译成10种他国语言。伊拉斯谟还详细论述应该如何教育君主、养育孩子。他是当时欧洲最具盛名的知识分子，极大地增进了欧洲北部地区对古典学的认知和欣赏。他与其他几位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主要人物一起创建了一种以基督教早期历史为重心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在他的引领下，北部的人文主义者不再编辑古希腊罗马的文献，转而研究浩繁的早期基督教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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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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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宗教改革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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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基督教世界里所有的教会，原则上应由教皇统治，但是事实上，随着诸如法兰西、英格兰、西班牙等君主国在中世纪晚期的兴起，教会的权力在逐渐缩小。这些世俗统治者逐渐建立起高于教会的特权。在君主竭力争取宗教职位管理权并设法通过征税控制教会财产的同时，王权的增强也推动了渐渐表现出民族性的教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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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德意志和瑞士等地，到处都是由君主、城市寡头，甚至主教们统治的面积较小但却独立自治的国家。这些地区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削弱了教皇在这些地方的直接管辖权。教皇和他任命的人员需要跟当地的统治者合作，才能处理相关事务。并且，西方基督教世界疆域的扩大和令人头痛的交通不便、沟通不顺等问题，使得教会的官僚机构难以革除尽人皆知的财政弊端，教廷自身也对腐败问题显示出越来越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使改革的呼声更加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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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和其他北方的人文主义者尽管言辞尖锐地抨击教会，却不愿挑战教皇的权威。不过教廷还面临着其他更猛烈的批评者。首先，法兰西、西班牙和英格兰的君主拒绝教皇干涉世俗事务，建立起民族教会。其次，被罗马教廷视作异教的宗教运动也抗拒教皇的权威。一些人为摆脱骚乱而开始相信唯心论（spiritualism）；另一些人通过自身对《圣经》的研究，不但否认教皇的至高权力，还否定整个教会的等级制度。再次，在罗马教廷内部，公会议运动（conciliarism）正在兴起。这场运动旨在让教皇的权威服从于代表红衣主教和其他教会领袖的教会会议。要求针对教士之弊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教会似乎执意维护其至高权威，但对其批评者来说，教会的反应使其显得更加贪赃枉法、腐败不堪。由此发生的改革运动通过质疑教会的基本教义以及宗教信仰的本质，在后来的宗教改革时期达到顶峰，让西方基督教世界不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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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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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8—1417年的天主教会大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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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世纪，法王和教皇之间的争斗严重威胁到教皇的统治权威。法王和英王开始向教会征税；作为回应，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发布《一圣教谕》，向世俗统治者们发起猛攻，声称：“为了拯救的目的，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罗马教皇。”法王腓力四世下令拘禁了卜尼法斯，虽然教皇在一年后摆脱了监禁，但是随后很快离世。于是腓力又扶植了一个傀儡教皇克雷芒五世（教皇任期：1305—1314）。1309年，法王让教皇在阿维尼翁即位，这座罗讷河畔的城市有教皇国的飞地。在阿维尼翁教廷时期，教皇们直接受法王控制。但同时，这些教皇继续建立他们的官僚机构，并和那些他们有时反抗的君主一样，从信徒中榨取更多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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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7年，教皇格列高利十一世（教皇任期：1370—1378）回到罗马，希望此次回归能稳定当时意大利的政治局势。但次年他离世后，一群大多来自法国的罗马红衣主教选出了教皇乌尔班六世（教皇任期：1378—1389），相信他会对阿维尼翁教廷言听计从。在教皇选举会议上，一伙罗马暴徒闯入会场，红衣主教们仓皇逃离。但当几个月后他们回来时，其中13人因新教皇对他们财富和权利的谴责而愤怒，并且此时他们认为乌尔班六世性情反复无常，不适合当教皇，于是他们选举出另一个教皇：克雷芒七世(3)。克雷芒回到阿维尼翁即位，他的对手乌尔班六世则留在罗马。两人均宣称自己为教会掌权者，而天主教会的大分裂（1378—1417）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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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教皇和他们的继任者此后积极笼络人心，都希望获得更多统治者的支持。阿维尼翁的教皇们，和大分裂时代前该地的教皇一样，受到法国国王的密切监视。而罗马的教皇则陷入了意大利城邦政治的泥沼之中。法兰西、卡斯蒂利亚、纳瓦拉以及苏格兰支持阿维尼翁的教皇，而大部分的意大利城邦、葡萄牙、神圣罗马帝国和英格兰则服从罗马教皇。1409年，天主教会的显贵们聚集在比萨，召开会议（Council of Pisa）。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选举出第三个教皇。但是，另外两个教皇却谁也不愿意退位。与此同时，世俗的统治者们逼迫教皇们达成协议，增强了君主管理本国教会的权力。天主教会的大分裂削弱了教皇的权力，让君主们建立起自己国家的民族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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