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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议运动思想不仅因天主教会大分裂而兴，也源于众多教士对教会改革越来越强烈的要求。为了解决大分裂出现的问题，并进行教会改革，天主教会召开康斯坦茨会议（1414—1418）。许多与会的教会高层人士也希望能够因此限制并明确教皇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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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公会议运动的至少有四大派系：教皇自己；支持会议并希望以此解决教会问题的主教；以法王和神圣罗马皇帝为首的世俗统治者，他们介入了教会分裂；以及在康斯坦茨会议上受到谴责的异端者，他们对教皇权威的质疑比公会议运动人士激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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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茨会议的第一个议题是讨论扬·胡斯问题。胡斯带着波希米亚国王给他的通行证参加1414年的康斯坦茨会议，但他却被以异端罪逮捕并遭到审判。由于他拒绝放弃威克里夫的主张，并为他自己的观点辩解，即普通信徒应可和做弥撒的教士一样，在圣餐礼这一象征统一的教会仪式上兼领面包和葡萄酒，因此会议谴责胡斯，并将他交给神圣罗马皇帝，后者下令将他作为异端处以火刑。但是胡斯派在15世纪，已成为教会内部唯一强大的异见派。他们数次抵抗了教会军队，最终赢得了教皇的特别许可，普通信徒在圣餐礼上可兼领面包和葡萄酒。这一奉行“饼酒同领”（Utraquist）的教派一直持续到16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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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胡斯以异端罪被处以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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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茨会议解决了教皇权力归属的纠纷，它罢免了两个教皇，并接受第三个教皇的退位。会议于1417年选举出教皇马丁五世（教皇任期：1417—1431）。但是由于大分裂导致多个教皇同时出现，延迟了教会的各种重大改革，一些高级教士更坚定地认为主教们主持的公会议的权力应该高于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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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皇的召集下，公会议使整个欧洲的教会高层人士都聚集一堂。这些会议商讨关于信仰和教会组织的问题。但一些会议开始联合起来反对教皇权力。主张教会应以公会议为重者认为由红衣主教组成的枢机团的权力应该高于教皇。早在一个世纪前，奥卡姆的威廉就曾经主张：当面对一名异端教皇时，教会的最高会议应该站出来作为真理和权威的代表。一些改革者还希望教会有自己的成文法。在1431年召开的巴塞尔会议上，针对教会最高权力应属于教皇还是会议的议题，双方的支持者纷纷陈述了自己的观点。1437年，教皇命令大会改在费拉拉召开，接下来一年又转至佛罗伦萨。在1445年之前，依旧有人在巴塞尔召开会议，其中多数为公会议运动支持者，尽管教皇宣称此种会议会招致教会分裂。15年后，教皇庇护二世（教皇任期：1458—1464）宣布公会议运动为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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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之弊和赎罪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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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呼吁改革教会内部明显弊端的人很容易地接受了会议权力大于教皇权力的观点。一些修道院被讥讽为不比男女修士们设法脱身的俗世圣洁多少的伪善的机构。一些新宗教修会成立的部分原因也在于人们难以忍受或反感神职人员的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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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的批评者对教会财政和道德方面弊端的指责尤为激烈。他们宣称教廷已经成为由管理世俗事务的教士运营的投资信托公司。教士的财政弊端中，受到抨击最多的是基于功绩可转移的思想而发行的赎罪券。教会宣称只要购买赎罪券，世人在炼狱(5)所受惩罚的时间就会减少。赎罪券的销售最早出现于十字军东征期间，是教堂和医院增加收入的一种手段。购买赎罪券并不能换来上帝的宽恕（得到上帝宽恕的方式只有忏悔），只能减少或免去在世时为赎罪而经受的惩罚（例如必须去朝圣、做善事、做许多祷告）。1457年，教皇宣布可以为自己在炼狱受苦的亲人和朋友购买赎罪券。一些人开始觉得购买赎罪券而非行善和悔改就能将自己或亲人带入天堂。当时流行一支小曲：“当钱落入钱箱丁当一响，炼狱中的灵魂即会应声飞入天堂。”这意味着富裕阶层比穷人更有机会为他们所爱之人打开天堂的大门。一位教皇批评者将此现象解释为：“与其让罪人死去，主更希望他能活着并购买赎罪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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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饱受世人抨击的教士的行为是兜售教会的职位，被称作买卖圣职。意大利教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度参与其中并受益于此。大部分的教皇都会任命意大利人做红衣主教，这些主教一方面居住在罗马，另一方面却从他们很少访问的管辖教区里获得大量财富。许多权贵家族希望教会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获利丰厚的教会闲职，这些职位往往收入高但又几乎不用做任何事。改革者们强烈谴责不具备主教资格者购得圣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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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神父收取高额葬礼费用。越来越多的人憎恨教士，尤其在德意志诸国，因为他们不受民事法庭制裁且不用交税。而从1300年开始，教皇开始垄断赎罪券和免罪符的买卖，并以此换购黄金或他人的服务。1521年，教皇利奥十世去世，有位爱开玩笑的人对此评论道：“他最终的时刻来啦，但是他连最后的圣餐都没有了。上帝作证！他把它们都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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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还攻击教廷道德败坏。16世纪早期的特伦托教区，大约五分之一的教士都有情妇。发展裙带关系，即任命自己的亲朋好友担任教会职位，这种事情比比皆是。15世纪的教皇保罗二世被称作“快乐之父”，这是对教皇尊称“圣父”的辛辣的嘲讽。亚历山大六世（教皇任期：1492—1503）就像任何一位普通父亲那样照料自己的孩子。保罗三世（教皇任期：1534—1549）让他的两个年幼孙子成为红衣主教，他们戴的豪华的帽子比脑袋大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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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忏悔圣事也成为大众憎恨教士的原因之一。从1215年起，信徒们被要求至少每年一次向神父进行忏悔。这种仪式本意是鼓励人们保持良好作风。但是对许多人来说，忏悔变成了忏悔室里神父单方面对信徒的拷问，为了确定罪恶属于16种等级中的哪一级，忏悔者需要说出他所犯下的不当行为的种种细节。极为讽刺的是，教会一方面号召世人为所犯下的罪孽忏悔，另一方面教会内部却存在着众所周知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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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公会议运动的鼓舞，要求教会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1484年，教士代表们齐聚法国的三级会议，声讨教会买卖圣职的行为。15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家机构奥格斯堡会议决议：除非教皇首先解决财政腐败问题，否则他们拒绝为教皇攻打土耳其人的战争筹款。帝国的代表会议(6)逐渐成为一个谴责教皇的会场。1511年，军力充足且对意大利北部虎视眈眈的法王路易十二召开会议，重申了公会议的主张，并下令王国内的修道院进行改革。从1512年至1517年召开的第五次拉特兰会议督促对教士进行更多的教育，并希望解决一些修院的财政腐败问题，且强调教士们需坚守自己保持贞洁的誓言。此次会议还建议向美洲大陆派遣传教团。但是教皇利奥十世强调他能够独自召开教会会议，且第五次拉特兰会议还规定，禁止教士布道时谴责教会的道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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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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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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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1483—1546）出生于德国中部的一个叫艾斯莱本的小镇。他是一位矿工的孩子，其家族曾经是富裕的农民。农民出身的他，言语表达、诗歌创作和幽默感都显得较为粗俗。这位矮壮、虔诚、坚定的年轻人于1501年开始在爱尔福特大学学习。他先学习哲学，然后开始研究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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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年7月的一天，当他从家返回爱尔福特时，一场暴风雨席卷而来。一道闪电落在离他不远处，于是这位年轻的学者在恐惧中大声地向旅行者的庇护圣徒求助：“救命，圣安妮。若我能获救，必会皈依，成为僧侣。”平安回到爱尔福特后，他把朋友们叫到一起，说明事情经过，并且告诉他们：“今天你们还能见到我，以后就见不到了。”他的朋友将他带入附近的奥斯定会修道院，他违背父亲的意愿，成为一名修士。路德祈祷、斋戒，并且在修道院之外倡导行善。1507年，他成为一名神父，很快他成为一名神学博士、奥斯定会11所修道院的管理者、维滕堡的神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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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一度痛苦地思考自己的人生是否毫无价值。他是不是罪人？虽然在暴风雨中逃过一劫，当最后的审判到来时，他是否也能被拯救呢？已做出的善行是否真的能赎罪？若人类因罪恶而如此堕落，那么在修道院里行善、斋戒、日复一日地祈祷以及自我鞭笞真的能帮助他们去天堂吗？路德后来回忆：“我非常努力地……去忏悔，为我的罪孽列了清单。我一遍又一遍地忏悔，并极其慎重地赎罪。然而，我的良知却一直告诉我：‘你做得还不够。’‘你的悔意不足。’‘你忘记了你犯下的另一桩罪了。’我一直尝试用人类的补救方式来解除良知上的疑惑和顾虑……但是我尝试得越多，我的良心就越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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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独自在修院塔楼的图书馆里进行的研究并未能解决他的困惑。如同奥斯定会的其他修士，他也受到了强调个人虔诚的奥卡姆的威廉的唯名论影响。这让路德得出了他自己的结论：信仰而非善行才是救赎的关键。事实上，圣奥古斯丁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人可以仅凭信仰就因上帝的慈悲而获拯救。路德还相信人们必须通过日积月累的善行，而非偶尔发出的善心，才能得到拯救；他为《圣经》中的一句话(7)所吸引：“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结论使路德彻底否定了中世纪经院哲学所阐释的教会的教义。但即使他解决了信仰问题，还有更麻烦的问题困扰着路德。教会兜售赎罪券这一弊端尤其使他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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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7年10月31日，路德在维滕堡城堡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了《关于赎罪券效力的九十五条论纲》。他否定教皇从基督和圣徒们积累的“功库”中提取功绩转化为赎罪券的理论基础。随后路德还将他的理论印刷出版，并在这个地区广为散发，邀请异议者与他当面辩论，正如当时的惯例。1518年2月，教皇利奥十世要求路德的修院的上层人士命令路德停止对教会的声讨，遭到路德的拒绝。他声称自己作为神学教授有权辩驳目前教会对他的指控。路德还找到了一位庇护者：萨克森的选帝侯腓特烈三世。这位选帝侯是一名虔诚的统治者，在思索国家问题时往往会从《圣经》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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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象征意义的图画，表现了智者腓特烈三世的梦。在梦中，马丁·路德用一支巨大的羽毛笔将《九十五条论纲》写在维滕堡城堡教堂的大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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