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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月，尽管罗马已出现来自各方的大量斥责路德的言论，但路德仍然在奥斯定会的上层人物面前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论点。而教皇利奥十世正试图与神圣罗马皇帝的强有力的候选人腓特烈三世保持良好关系。于是他没有立即传唤路德至罗马，相反，他还派了一名特使去奥格斯堡听路德完整的言论。双方见面后，这名教皇特使警告路德，立即停止宣传，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而路德的朋友们怀疑教皇已经对路德下达逮捕令，就把他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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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致力于以协商的方式达成和解。他同意撰写一篇文章号召德意志人民尊敬教会，并许诺：若他的对手同样保持沉默的话，他将不再布道，也不再出版任何论述。此时的路德并未考虑过创建一个新的教会，他仅仅是希望对现有的教会进行改革。到了1519年6月，教皇特使与路德在莱比锡会面时，对方指控他是胡斯派人士，即否定教皇权威的人。于是路德承认他并不相信教皇是完全且永远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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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作出了重大决定，不同于恺撒长驱直入罗马，他与这座城市彻底分道扬镳。“再见，不幸的、无望的、渎神的罗马城！由于你们的恶行，上帝的愤怒必将降临于此。”路德在写给他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道，“我们深爱过巴比伦，但她并未痊愈，那么，让我们离开她吧……”不过，路德并不会就此罢休。他声明：“我的本性热血，我的笔杆易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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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年路德发表了三篇论文，标志着他与罗马教廷彻底决裂。此时他已经建立起自己的改革后的神学理论，它早已超出了禁止赎罪券和买卖圣职等议题。路德论证了他的观点：只有信仰才能带来救赎，信仰带来善行，但光凭善行不能让灵魂得到拯救。他继而证明：不做善行的人并非必然会遭受永恒的处罚。教会坚定的批评者伊拉斯谟，在看了路德的一篇短文后，断然宣称路德与罗马教廷的决裂已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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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基督徒的自由”的神学概念，路德的短期目标是让德意志人摆脱与他们的信仰愈行愈远的天主教会的理念和制度。他号召德意志诸国的君主在他们的国家里进行教会改革。在此过程中，他提出《圣经》已说明教会本身是无需服从于教皇解释的教士团体。路德只承认天主教的七种圣礼中的两种，分别是洗礼和圣餐。因为这两种是耶稣创立的，而非教皇所创。路德最初想保留忏悔，但他最后放弃，指出信仰已经足够让罪人和上帝达成和解。若路德所说正确，那么在他看来，修院生活就寻求拯救而言再无任何优势。路德还抛弃了那些被他称为“不自然”的，对信徒清贫、贞洁和顺从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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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年6月15日，教皇利奥十世宣布路德有41项异端言论，并将其驱逐出教会。教皇的诏书上宣称路德“如同一头野猪，侵入了主的葡萄园”。在维滕堡，路德的信徒们烧毁了教皇诏书和一些文件。路德自己也轻蔑地将诏书抛入了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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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9年，神圣罗马皇帝驾崩，查理五世继承了其父的皇位。他在当选前曾经许诺，在他的帝国里，若不召开听证会，无人能被驱逐出教会。受到萨克森的腓特烈三世的影响，查理于1521年4月传唤路德来到沃尔姆斯，让他在帝国会议上为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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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开会议前，路德被询问，他是否写了桌上放着的那些大量的论文和书籍。路德承认了这一切，并回复：“我受我所引用的《圣经》约束，我的良知被上帝的话语掌控。我无法也不会收回我的所有言论，因为做违背良知的事既不安全也不正确。我只能这么做，这是我的立场，愿上帝保佑我，阿门。”会议谴责路德的信仰。查理五世站在教皇一边，于1521年5月签署了《沃尔姆斯敕令》，对路德处以“帝国禁令”。这条禁令不允许路德布道，并宣称他是异教徒。而一些人忠实于路德的庇护者腓特烈三世，他们护送路德至安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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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姆斯敕令》宣布路德是反叛者，并阻止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有任何变化。如今宗教改革已成为这个国家的重要问题。假如当时路德的影响力不那么深远，这条禁令就能成功压制住他。但为时已晚，路德的思想早已散布开来，许多人相信他们通过路德发现了真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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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德意志邦国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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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运动挑战了欧洲中部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宗教的看法，它在布道者们的传播下，最终在德意志邦国找到了支持者。到了16世纪20年代，马丁·路德改革的支持者说服许多教士和普通信徒重新思考他们的信仰并重建宗教团体。对宗教改革的探求可能还引发了社会和政治的动荡，致使德意志中部和南部地区爆发了反对领主的农民起义。尽管路德强烈谴责这场起义，但毫无疑问的是，宗教改革将会动摇德意志诸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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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改革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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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首先在德意志邦国的城市以无法阻挡之势兴起，然后是在瑞士。神圣罗马帝国分散的政治结构和民众参与市政的传统推动了改革的发展，比如在德意志北部邦国的自由都市，其中有汉萨同盟的中心、波罗的海边强大的贸易城市吕贝克，又如在南部邦国的自治城镇。每个德意志城镇都有代表富裕市民的精英阶层。改革家们发现，这些人群相当于发展路德思想的肥沃土壤。一些城市的市民对当地不称职且懒惰的神父抱怨连连，故出资赞助这些岗位，希望能吸引到充满活力、做事实在的神父，而许多这样的神父都是路德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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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德意志城镇中也已发展出相当成熟的市民的团结意识，它包含一种信念，即认为城镇中的所有市民在这个世俗世界中有同样的命运：在时运不济时，他们会一起变得脆弱不堪；在好时代到来时，他们也会共同走向富裕。而获得救赎也是整个市民阶层共同的事业。伊拉斯谟曾经发问：“城市除了是一座大修道院外还能是什么呢？”路德致力于建立一种更加贴近个人的宗教，它不但可以让人成为更好的基督徒，还能让他们成为社会中更好的市民。此外，在许多城市里，其领袖人物和普通市民接受宗教改革，可能是因为与固守成规的天主教会相比，改革显得更有利于维持本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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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简单的公式能够预测，宗教改革将会在德意志城镇中怎样发展。在南部的德意志邦国，当地贵族、商人和银行家依旧是天主教坚定的支持者。这些富人本能地更加保守。在这里，人格因素与当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格局开始在宗教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作用，同理还有纯粹的偶然，比如当地是否有了支持改革的教士和作品，它们在当地得到怎样的对待，接触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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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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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影响到宗教改革的最终结果。尽管接受宗教改革并不等同于社会革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支持宗教改革的教士来自中下阶层，这些阶层具有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而中等阶层又将改革引入下等阶层。这一过程中，可能有表明人们趋向于改革的迹象，比如人们在做弥撒时自发地唱起路德教派的赞美诗。尽管大主教和主教们一般反对路德，但是较低层的神职人员，特别是刚刚被任命的神父们，都成了他们所在城市的具有影响力的新教皈依者。公众意见一致地接受了改革者，当地政府也开始顺从市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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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塞尔的基督圣体节上，牧师(8)手持《圣经》而非圣餐出现，受到了人们的欢呼。牧师们开始简化衣饰，不再穿华丽的长袍。有史以来，德语第一次被用于弥撒。一些改革派牧师开始在圣餐上同时把面包和葡萄酒赐给信徒。一些人怀着怒气嘲弄天主教会的仪式：他们摇着牛铃，干扰弥撒进行；大声质问正在布道的神父；打碎彩色玻璃窗、十字架、雕像以及其他代表圣徒的肖像和雕塑；甚至毁掉曾经神圣的天主教的圣物。不过这些大多为自发的事件让路德苦恼不堪，因为在大多数方面，他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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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和他的支持者们否认教士有不同于芸芸众生的特殊地位。在宗教改革的早期，一些改革者长途跋涉，从女修道院中“营救”修女。许多曾经的教士开始娶妻。路德最初对这种事情感到震惊，因为这代表了11世纪起教会宣扬的教士独身主义的终结。1521年，他曾说过：“上帝啊！维滕堡的人也会让教士娶妻吗？他们可不能硬塞给我一个老婆！”不过到了1525年，路德改变了想法，他自己也娶了一个已经还俗的修女。教士的婚姻打破了普通人和神职人员的壁垒，这意味着教士因独身而产生的与他人间的差异从此消失，“所有的信徒都是神职人员”的思想由此建立。尽管如此，路德还是将诠释《圣经》的工作限定在神学教授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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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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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的南部邦国，一些市民担心法律和秩序会崩溃，穷人们会造反起义。一些领主和市民表达了对村民可能“变得像瑞士人那样”的担忧，因为瑞士的城市没有领主、独立自治。一些古怪的、令人惊恐的预言正在到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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