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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姆斯敕令》宣布路德是反叛者,并阻止神圣罗马帝国的宗教有任何变化。如今宗教改革已成为这个国家的重要问题。假如当时路德的影响力不那么深远,这条禁令就能成功压制住他。但为时已晚,路德的思想早已散布开来,许多人相信他们通过路德发现了真正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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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德意志邦国宗教改革的社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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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运动挑战了欧洲中部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宗教的看法,它在布道者们的传播下,最终在德意志邦国找到了支持者。到了16世纪20年代,马丁·路德改革的支持者说服许多教士和普通信徒重新思考他们的信仰并重建宗教团体。对宗教改革的探求可能还引发了社会和政治的动荡,致使德意志中部和南部地区爆发了反对领主的农民起义。尽管路德强烈谴责这场起义,但毫无疑问的是,宗教改革将会动摇德意志诸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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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改革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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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首先在德意志邦国的城市以无法阻挡之势兴起,然后是在瑞士。神圣罗马帝国分散的政治结构和民众参与市政的传统推动了改革的发展,比如在德意志北部邦国的自由都市,其中有汉萨同盟的中心、波罗的海边强大的贸易城市吕贝克,又如在南部邦国的自治城镇。每个德意志城镇都有代表富裕市民的精英阶层。改革家们发现,这些人群相当于发展路德思想的肥沃土壤。一些城市的市民对当地不称职且懒惰的神父抱怨连连,故出资赞助这些岗位,希望能吸引到充满活力、做事实在的神父,而许多这样的神父都是路德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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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德意志城镇中也已发展出相当成熟的市民的团结意识,它包含一种信念,即认为城镇中的所有市民在这个世俗世界中有同样的命运:在时运不济时,他们会一起变得脆弱不堪;在好时代到来时,他们也会共同走向富裕。而获得救赎也是整个市民阶层共同的事业。伊拉斯谟曾经发问:“城市除了是一座大修道院外还能是什么呢?”路德致力于建立一种更加贴近个人的宗教,它不但可以让人成为更好的基督徒,还能让他们成为社会中更好的市民。此外,在许多城市里,其领袖人物和普通市民接受宗教改革,可能是因为与固守成规的天主教会相比,改革显得更有利于维持本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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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没有简单的公式能够预测,宗教改革将会在德意志城镇中怎样发展。在南部的德意志邦国,当地贵族、商人和银行家依旧是天主教坚定的支持者。这些富人本能地更加保守。在这里,人格因素与当地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格局开始在宗教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作用,同理还有纯粹的偶然,比如当地是否有了支持改革的教士和作品,它们在当地得到怎样的对待,接触者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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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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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影响到宗教改革的最终结果。尽管接受宗教改革并不等同于社会革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支持宗教改革的教士来自中下阶层,这些阶层具有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而中等阶层又将改革引入下等阶层。这一过程中,可能有表明人们趋向于改革的迹象,比如人们在做弥撒时自发地唱起路德教派的赞美诗。尽管大主教和主教们一般反对路德,但是较低层的神职人员,特别是刚刚被任命的神父们,都成了他们所在城市的具有影响力的新教皈依者。公众意见一致地接受了改革者,当地政府也开始顺从市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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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塞尔的基督圣体节上,牧师(8)手持《圣经》而非圣餐出现,受到了人们的欢呼。牧师们开始简化衣饰,不再穿华丽的长袍。有史以来,德语第一次被用于弥撒。一些改革派牧师开始在圣餐上同时把面包和葡萄酒赐给信徒。一些人怀着怒气嘲弄天主教会的仪式:他们摇着牛铃,干扰弥撒进行;大声质问正在布道的神父;打碎彩色玻璃窗、十字架、雕像以及其他代表圣徒的肖像和雕塑;甚至毁掉曾经神圣的天主教的圣物。不过这些大多为自发的事件让路德苦恼不堪,因为在大多数方面,他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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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和他的支持者们否认教士有不同于芸芸众生的特殊地位。在宗教改革的早期,一些改革者长途跋涉,从女修道院中“营救”修女。许多曾经的教士开始娶妻。路德最初对这种事情感到震惊,因为这代表了11世纪起教会宣扬的教士独身主义的终结。1521年,他曾说过:“上帝啊!维滕堡的人也会让教士娶妻吗?他们可不能硬塞给我一个老婆!”不过到了1525年,路德改变了想法,他自己也娶了一个已经还俗的修女。教士的婚姻打破了普通人和神职人员的壁垒,这意味着教士因独身而产生的与他人间的差异从此消失,“所有的信徒都是神职人员”的思想由此建立。尽管如此,路德还是将诠释《圣经》的工作限定在神学教授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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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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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的南部邦国,一些市民担心法律和秩序会崩溃,穷人们会造反起义。一些领主和市民表达了对村民可能“变得像瑞士人那样”的担忧,因为瑞士的城市没有领主、独立自治。一些古怪的、令人惊恐的预言正在到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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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1525年间,德意志中部和南部部分邦国发生了农民起义(见地图3.1)。农民们反抗他们的领主,要求领主归还他们的权利(9)。他们还要求废除农奴制和什一税,并宣称农奴制和什一税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成群结队的穷人放火烧了城堡和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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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1 德意志农民起义 图中标出了德意志中部和南部诸国农民起义的地点。起义开始于德意志南部的瓦尔茨胡特和施蒂林根地区,很快向东扩展到奥地利的蒂罗尔和萨尔茨堡地区,并到达北部的图林根和萨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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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这场起义四处扩展,到达奥地利和卡林西亚,向北蔓延至图林根和萨克森地区。号召社会改革和宗教改革的小册子在这些地区到处传播。牧师及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约1491—1525)将宗教改革与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他以同等的愤怒反对教会和路德,认为二者都屈从于世俗权力。闵采尔在图林根领导一支农民军队,在那里有许多路德改革运动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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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525年,在德意志的北部邦国,许多加入宗教改革阵营的城市发动起义反抗信仰天主教的贵族。施瓦本地区的农民发布了《十二条款》,该协议反对他们的领主、君主和主教,要求给予该地区自行选择牧师的权利。同时这场起义也附带了社会方面的需求,他们要求废止天主教会和世俗君主压在他们身上的双重税收,以及“死亡税”(10)。此外,他们还要求废止农奴制,归还公共土地的使用权,以及享有自由进入森林打猎、在溪边捕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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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对穷人的困难相当同情。他的一些追随者在他的教导中找到了对抗权势的方法。但是路德认为他的神学理论中的重点——“基督徒的自由”只适用于精神领域,不能将它引申到领主与农民的关系上。路德向领主们呼吁,当面临农民的要求时,请“理智行动”并“对农民们友好一些”。当贵族和教会控诉他煽动叛乱时,路德发表了谴责农民的过激言辞。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一文中,他建议德意志的君主们“挥舞长剑……你不可能碰见一个理性的反叛者。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直接打他的脸,直到他鼻子出血”。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和支持改革的贵族暂时抛弃彼此的成见,一起镇压了农民起义,超过10万农民被杀。闵采尔兵败后被抓住,他们在折磨他后,砍下了他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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