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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影响到宗教改革的最终结果。尽管接受宗教改革并不等同于社会革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支持宗教改革的教士来自中下阶层，这些阶层具有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而中等阶层又将改革引入下等阶层。这一过程中，可能有表明人们趋向于改革的迹象，比如人们在做弥撒时自发地唱起路德教派的赞美诗。尽管大主教和主教们一般反对路德，但是较低层的神职人员，特别是刚刚被任命的神父们，都成了他们所在城市的具有影响力的新教皈依者。公众意见一致地接受了改革者，当地政府也开始顺从市民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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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塞尔的基督圣体节上，牧师(8)手持《圣经》而非圣餐出现，受到了人们的欢呼。牧师们开始简化衣饰，不再穿华丽的长袍。有史以来，德语第一次被用于弥撒。一些改革派牧师开始在圣餐上同时把面包和葡萄酒赐给信徒。一些人怀着怒气嘲弄天主教会的仪式：他们摇着牛铃，干扰弥撒进行；大声质问正在布道的神父；打碎彩色玻璃窗、十字架、雕像以及其他代表圣徒的肖像和雕塑；甚至毁掉曾经神圣的天主教的圣物。不过这些大多为自发的事件让路德苦恼不堪，因为在大多数方面，他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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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和他的支持者们否认教士有不同于芸芸众生的特殊地位。在宗教改革的早期，一些改革者长途跋涉，从女修道院中“营救”修女。许多曾经的教士开始娶妻。路德最初对这种事情感到震惊，因为这代表了11世纪起教会宣扬的教士独身主义的终结。1521年，他曾说过：“上帝啊！维滕堡的人也会让教士娶妻吗？他们可不能硬塞给我一个老婆！”不过到了1525年，路德改变了想法，他自己也娶了一个已经还俗的修女。教士的婚姻打破了普通人和神职人员的壁垒，这意味着教士因独身而产生的与他人间的差异从此消失，“所有的信徒都是神职人员”的思想由此建立。尽管如此，路德还是将诠释《圣经》的工作限定在神学教授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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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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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意志的南部邦国，一些市民担心法律和秩序会崩溃，穷人们会造反起义。一些领主和市民表达了对村民可能“变得像瑞士人那样”的担忧，因为瑞士的城市没有领主、独立自治。一些古怪的、令人惊恐的预言正在到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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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1525年间，德意志中部和南部部分邦国发生了农民起义（见地图3.1）。农民们反抗他们的领主，要求领主归还他们的权利(9)。他们还要求废除农奴制和什一税，并宣称农奴制和什一税违背了上帝的意志。成群结队的穷人放火烧了城堡和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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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1 德意志农民起义 图中标出了德意志中部和南部诸国农民起义的地点。起义开始于德意志南部的瓦尔茨胡特和施蒂林根地区，很快向东扩展到奥地利的蒂罗尔和萨尔茨堡地区，并到达北部的图林根和萨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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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这场起义四处扩展，到达奥地利和卡林西亚，向北蔓延至图林根和萨克森地区。号召社会改革和宗教改革的小册子在这些地区到处传播。牧师及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约1491—1525）将宗教改革与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他以同等的愤怒反对教会和路德，认为二者都屈从于世俗权力。闵采尔在图林根领导一支农民军队，在那里有许多路德改革运动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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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525年，在德意志的北部邦国，许多加入宗教改革阵营的城市发动起义反抗信仰天主教的贵族。施瓦本地区的农民发布了《十二条款》，该协议反对他们的领主、君主和主教，要求给予该地区自行选择牧师的权利。同时这场起义也附带了社会方面的需求，他们要求废止天主教会和世俗君主压在他们身上的双重税收，以及“死亡税”(10)。此外，他们还要求废止农奴制，归还公共土地的使用权，以及享有自由进入森林打猎、在溪边捕鱼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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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对穷人的困难相当同情。他的一些追随者在他的教导中找到了对抗权势的方法。但是路德认为他的神学理论中的重点——“基督徒的自由”只适用于精神领域，不能将它引申到领主与农民的关系上。路德向领主们呼吁，当面临农民的要求时，请“理智行动”并“对农民们友好一些”。当贵族和教会控诉他煽动叛乱时，路德发表了谴责农民的过激言辞。在《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一文中，他建议德意志的君主们“挥舞长剑……你不可能碰见一个理性的反叛者。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直接打他的脸，直到他鼻子出血”。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和支持改革的贵族暂时抛弃彼此的成见，一起镇压了农民起义，超过10万农民被杀。闵采尔兵败后被抓住，他们在折磨他后，砍下了他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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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宗教改革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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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导致教会内部的改革运动开始卷入德意志邦国君主之间的对抗。当信仰天主教与支持改革的君主之间的分歧变大时，宗教带来的是分裂而非统一。尽管路德本人从未打算造成基督教的永久分裂，但他的追随者们慢慢地在德意志各国建立起新的教会。宗教改革此后还传播到德意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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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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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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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年，由路德的朋友带到奥格斯堡召开的德意志帝国会议的《奥格斯堡信纲》简要阐述了路德的信仰，最终成为信义会的理论基础。接受改革的国家和城镇由君主和高级教士实施信纲，在一些地方则由牧师和律师组成的名为教会法庭（Consistory）的会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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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被文艺复兴运动影响的人文主义者也被路德的文章所吸引。由于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发现了古典文化，这些人文主义者敬佩路德能够回归《圣经》本身，以之为学问的源头。一位路德的支持者后来写道：他为这些新的学说万分激动，以至于他为了防止睡着，口里含着沙，彻夜研究《圣经》。人文主义者还将一些修道院变成了学校。第一所如此改革而形成的大学成立于1527年的马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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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者和教会之间矛盾越来越深，伊拉斯谟被夹在中间。改革者认为他对教会弊端的批评还不够狠，教会人士则认为他的抨击过于离经叛道。伊拉斯谟仍然忠诚于教会的教义。类似地，到了1525年，路德和人文主义者也分道扬镳。对后者来说，他们的目标是人文学的知识本身；但对改革者而言，修辞学是一种教授《圣经》的方式，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宣扬宗教改革。人文主义者坚信人是理性、能够独立自主的个体，而许多改革者对此持保留意见。路德本人也无法赞成人文主义者以文艺复兴运动的乐观态度看待人类。他对重新发现作为个体的人毫无兴趣，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才是他的兴趣所在。不但如此，路德还反对哲学家介入神学问题的探讨。不过尽管他们有所分歧，人文学课程对培养训练支持改革的牧师仍然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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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年在查理五世面前宣读《奥格斯堡信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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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3年，路德的追随者中首次出现殉教者。在布鲁塞尔，两位前修士因他们的信仰而被处以死刑。德意志诸侯请求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召开一次“自由的全体大会”，或至少是“全国大会”，来考虑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分裂问题。1526年，帝国召开了第一次施派尔大会，宣告每个德意志诸侯都可以“如自己所愿和所信来生活、治理、行事，以对上帝和皇帝陛下负责”。这次大会的和解，为改革者赢得了更多的时间去争取支持者。到了1529年，德意志的诸侯们再一次在施派尔召开大会。他们中间一些人“抗议”查理五世以及宣布反对路德的天主教诸侯们的政策。于是这些路德的追随者便被称为“新教徒”(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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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的文章被翻译成拉丁语，然后沿着贯通东西的贸易路线散布到德意志以外的国家。改革者很快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地区复兴了反对教廷的胡斯派，在阿尔卑斯山西南部复兴了韦尔多派。德意志的商人们将宗教改革的思想传播到波罗的海诸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丹麦的国王克里斯蒂安二世允许路德教在他的国家传播。1527年，路德教派成为瑞典国教，瑞典及其领地芬兰有了最早的改革后的民族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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