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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教育和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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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受印刷术的支持，而欧洲世俗大众受教育机会的增多也对宗教改革有所帮助，并在学者和学生中间培养了批判精神。15世纪后半叶，大学数量稳步攀升。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阅读，尽管大部分地方的识字人口不到总人口5％到10％。路德派和加尔文派都强调教育是个人审慎阅读《圣经》的必备前提，并弱化教士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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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改革时期，君主和教会高层通过控制人们阅读的书籍来确保人们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流动书贩低价销售的“蓝皮丛书”（因这些小开本的书和小册子包着蓝纸而得名）使受天主教会认可的刊物得以在大众中传播开来。每个西欧国家都有这样的“杂书”。天主教会认可的一些宗教事件、圣徒以及理想被改编成说教性的故事，教诲民众并使他们远离通俗文化中的“迷信”。不过许多住在英格兰的人可能仍然更熟悉罗宾汉的事迹而非《圣经》。1621年奥格斯堡出版的一部通俗读物（通俗文学的小书）讲的是圣乔治屠龙的故事。天主教方面删除了故事里的龙，而新教徒剔除的是圣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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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仪式和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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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的牧师同天主教的神父一样，都致力于去除如为婴儿施洗时浸泡三次以求得好运之类的仪式。自中世纪起就充斥着异教意象的歌曲几乎原封不动地流传至当时。宗教仪式和魔法往往交织在一起。例如，天主教会就一直无法彻底消除大众心中对祈祷文和好运咒语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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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村庄变成了国家、教会当局和普通人之间展开复杂的拉锯战的场所。曾经积极参与节日庆典的教士们如今被夹在中间，还得远离那些被认作是“渎神”的娱乐。天主教试图废止一些流行的节日，严格管理一些其他节日，将那似乎泯灭于欢乐中的宗教性目的重新赋予节日，以使神职人员再度对其掌控。1666年的法兰西南部，一种被名为“旋转”的舞蹈被禁，因为跳舞时男生“以可耻的方式”将姑娘抛向空中，“将羞耻心迫使我们隐藏的东西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参与者和过路人的眼前”。天主教与新教的教会和世俗的高层人物都逐渐视当时某些流行节日为不道德，或至少是下流的。老彼得·勃鲁盖尔的一幅画《狂欢节与四旬斋之战》将狂欢节描绘为一个肥胖的男子，而四旬斋则被画成消瘦的妇人。在君主专制和教会双重攻击的帮助下，四旬斋获胜。教士们还开始努力争取控制世俗团体，这一过程漫长且往往遭遇失败；这些团体发源于宗教崇拜，但如今高度独立，且更近似于专注节庆的俱乐部，尤其在狂欢节期间。狂欢节在新教国家基本被取消，但仍存在于一些天主教国家中，尽管其面目通常也有较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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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彼得·勃鲁盖尔的《狂欢节与四旬斋之战》（1559）。画面左边是看起来较为虔诚的人聚集在教堂，广场另一边是酒馆，注意两者间的对比。最后获胜的似乎是寻欢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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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政治界上层人士以其“文明”的信仰、行为和礼仪彰显与大众“野蛮”的信仰和习俗之间的区别。强调礼仪的教导类作品在富有阶层中流行起来，并进一步加强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异。教会还试图给普通人灌输节欲思想，督促人们顺从上层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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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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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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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女修道院在新教国家几乎都被废止，但是改革者仍然鼓励女性积极投身寻求拯救的宗教活动。新教的女信徒和男性教徒一样，都被鼓励自己阅读《圣经》。或因大部分的女性不识字，于是会有他人帮她们诵读《圣经》。再洗礼派的女性有权决定自己的孩子是否要接受洗礼，且大部分的再洗礼派的殉道者都是女性。在法兰西，皈依加尔文派的女性似乎比男性更多，她们或许是被慕道班所吸引，或许是因为在加尔文派的宗教仪式中，女性可以同男性一起唱赞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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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教改革者依旧认为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尽管一些女性在16世纪20年代早期出版了宗教小册子，此后也有一些女性写了宗教方面的作品并出版，但在新教中，女性不能成为牧师，也不能担任任何教职。加尔文认为，为了维持道德秩序，妇女服从她们的丈夫至关重要。新教的各个教派均认为女性的活动场所是家庭，强调她们在基督教家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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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新教的牧师可以结婚，表明了一种对女性和作为宗教组织基础的家庭的更积极的看法。一位小册子作者告诫男性，他们的妻子“不是洗碗布……也不是苦工，而是和他们一样能得到永恒的生命，上帝爱女性，就如爱男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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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教徒不再视婚姻为一项圣事，故他们可以勉强接受特定情况下的离婚。路德认为通奸、性无能、抛弃妻子都是离婚的理由，不过他还是谴责亨利八世为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而做的事。尽管如此，在当时离婚仍然非常少见。因为离婚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法律流程，而且花费巨大，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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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天主教地区，女性仍然可以在女修道院或新的慈善修会中担任重要职务。但是特伦托公会议重申天主教会对女性贞洁的要求，这是受当时广为流传的圣母玛利亚崇拜的影响。天主教会改革的通俗读物依然宣称女性的身体是罪恶的根源，因此女性应被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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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巫的形象反映出大众宗教中迷信的一面。天主教和新教神职人员找出并迫害女巫，这是使大众统一建立起“可接受的”信仰的运动的一部分。女巫捕杀在17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从1570年到1630年，仅在神圣罗马帝国西南部邦国就有超过300场对女巫的审判，并处死了2500人，几乎都是女性。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教会的统治者和神父都是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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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家与法官们致力于向世人证明那些被控告的女巫是魔鬼的化身。在某种程度上，天主教改革希望创造有关邪恶的魔鬼王国的概念，与正统教义并置。公众称一个人为“女巫”，那么她就是女巫，人们指控她倒念拉丁文祷词，或正对“信众”背对圣坛做“黑弥撒”（black Mass），这些都颠倒了上帝的王国。一名女性被指控“消化了”好几名丈夫。当时人们往往指责“女巫”招致村庄中的灾祸，如一场火灾、一头奶牛意外死亡，甚至一名男性突然没了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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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被指控为女巫的女性都是住在乡下、穷苦且单身的女性，她们受到其他村民，特别是小城市官员和富裕农民的迫害(23)。许多妇女因不堪忍受折磨，被迫承认自己是女巫。如法兰西南部有一名女性“像一头猪那样被炙烤”，并被活生生地烹死；她被指控在犯罪时撒下一种“邪恶的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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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还因传播大众文化的集体记忆而受攻击。她们熟知谱系，述说故事，给人治疗，但是她们几乎都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守护者，尽管天主教认为她们是罪孽的源头。将女性逐出社会或处死对统治者而言有其社会意义，因为这确立了掌权者诠释他们所认可的信仰和习俗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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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巫的迫害逐渐减少后，一些世俗的统治者将惩罚重点转向社会的边缘人士。在奥属尼德兰地区，一个乞丐的脑袋上方挂着“对世界无用”的标志。君主国家在执行王室判决的过程中、同样也在执行上帝判决的过程中显现出越来越大的权力。被判死罪者——至少下层社会的被判死罪者，都当众受折磨并被处死，他们伤痕累累的身体展示在众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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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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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风格的碑铭主义（monumentalism）、华丽与戏剧化的虔诚情感是对天主教内部改革的补充。“巴洛克”是指繁复且形状不规则的装饰，该词来自古法语“不规则形状的珍珠”。17世纪的头10年间，巴洛克风格深刻影响到德意志南部、奥地利、佛兰德、西班牙以及其他天主教地区(24)的建筑、美术和装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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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会和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仍是艺术的主要资助者，通过视觉艺术来展示宗教主题。教会的目标是以艺术品令人敬畏的规模、繁复性、动态感和绘画中浅而惨淡的色彩震撼（事实上是征服）人们的情感。巴洛克风格致力于表现灵魂的体验。其宫殿和教堂都充满着纷繁复杂的曲线、绚丽的装饰、光洁的大理石祭坛、华丽的雕塑、金色的小天使、十分多彩的壁画和天顶画。巴洛克与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可以融合得恰到好处，后者是对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主的建筑风格的复兴。耶稣会在罗马的耶稣教堂（Gesú Church）便是巴洛克风格的杰出作品。其巨大的天花板与众多基督升天和圣母升天的画作，都是天主教改革精神的象征。巴洛克风格善于利用人们的视觉错觉，如耶稣教堂采用了假穹顶，带来一种观众可触及天堂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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