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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洲和亚洲的贸易为欧洲商品提供了新的市场，也使欧洲人从新世界带回大量产品，如西红柿、玉米、灯笼椒、朗姆酒，以及给那些购买得起的人提供的各种香料。当时建造的大型商船重达80吨，且其大小在18世纪中期前一直无可匹敌，这样的商船使远洋贸易变得更加便利。从港口开始，贸易沿着欧洲主要河流开展——主要是从瑞士流入北海的莱茵河、从中欧流入黑海的多瑙河、连接巴黎和英吉利海峡的塞纳河，以及可让人坐船从里昂到地中海的罗讷河。斯海尔德河的河口连接着北海与贸易和制造业重镇安特卫普，这个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了10万。在这里，大量来自英格兰和佛兰德的货物以及越来越多的来自殖民地的产品可与来自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商品进行贸易。而陆路的贸易路线也依然重要——例如从马赛到法国北部和尼德兰的路线、从地中海的巴伦西亚到卡斯蒂利亚的中心马德里和托莱多的路线，以及从皮埃蒙特到德意志西部诸国和尼德兰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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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特许权的东印度贸易公司帮助使英格兰和尼德兰的投资资本运转起来，还享受着这两个国家颁发给公司的专营权，开始发家致富。1609年，胡戈·格劳秀斯出版了他的关于海洋自由的文章，副标题是荷兰参与东印度贸易的权利。尽管官方宣称贸易公司独立于各国政府，但它们代表国家利益。殖民贸易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英格兰，这主要是因为英格兰的制成品在其逐渐发展的北美殖民地找到了越来越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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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海外贸易依旧是风险较高的事业；暴风雨、战争以及海盗都会给贸易带来相当大的风险。英格兰、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法国花费大笔财富，用于维护殖民地和各条航路沿线的堡垒和贸易港口。那些可获得的资助全球往来的资金，可能在政治危机或国际冲突时期很快消失。欧洲商品的遥远的海外市场从未有过很高的确定性，可能会很快缩水。因此，第一家获得王室殖民贸易垄断特许的英格兰公司被恰如其分地称作“伦敦商人冒险家”。西班牙国王过去曾期待着（有时是徒然地期待）贵重的殖民地货物或金银的到来而向富有的国民借款，宣布破产后就拒绝偿还所有的债务，这使西班牙国王臭名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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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主要大国对它们远在异地的商人和国民施行权力的手段极为有限。贸易战略形成前要经过王室官员和气势汹汹的贸易游说者之间的协商、甚至往往是愤怒的对峙。这一切，包括令人生畏的距离问题，都阻碍了人们进行像早期的西班牙在亚洲和非洲、后来的英格兰在美洲那样建立完备成熟的殖民地的尝试。不但如此，欧洲人所到之地的本土的疾病，以及那些他们自己携带的疾病，使他们的生命不但危险而且短暂，特别是在热带气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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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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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革命与经济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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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欧洲人口的增长以及经济的繁荣，使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特别是在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对一名西班牙人来说，似乎“现在一磅羊肉的价格在以前几乎能买一只羊”。1500—1600年间，英格兰的小麦价格上涨了425％，法国涨了650％，波兰则是400％。价格的疯狂猛涨甚至早在拉丁美洲的白银运回欧洲之前就已发生，而后者的出现使得16世纪下半叶发生持续的通货膨胀。生活成本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工资的上涨，对普通人而言，这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遭受损失的人中有英格兰的小地主、与佃户有长期租约的较穷的法国和意大利贵族，以及城市和乡村的无地工人和工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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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受价格革命不利影响的人立即谴责贪婪的领主、商人、粮食囤积商、自私的匠师、高利贷者，以及一些人相信的由宗教改革所致的攫取精神。基本的长期原因包括：黄金和白银的涌入，特别是主要由西班牙从美洲带来的白银；君主为了获得用于战争的资金而实行的货币贬值；以及给稀缺资源带来更多压力的人口增长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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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经济发展之后，出现的是漫长的经济萧条。这本身反映出地中海贸易的相对衰退，其标志是1600年威尼斯失去霸主地位。三十年战争（1618—1648）也扰乱了贸易和制造业的发展。国际贸易急剧下滑。不但如此，西班牙已开始挖空拉丁美洲的金银矿，从而破坏了货币供给。人口增长趋于平稳可能使欧洲市场更趋饱和。城市发展放缓，许多欧洲的古老的教会、行政和贸易中心发展陷入停滞状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阿姆斯特丹、汉堡、利物浦等港口随着大西洋贸易体系一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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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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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西班牙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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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西班牙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但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由两个王国构成：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当时卡斯蒂利亚比阿拉贡面积大，也更加富裕，其广袤而多山的国土横跨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大部分地区，人口大约600万，占西班牙总人口的六分之五。而位于西班牙北部的阿拉贡在中世纪因兴盛的地中海贸易而繁荣。如今它成为一个联邦国家，包括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并深受地中海民族与文化的影响（见地图5.1）。相比之下，葡萄牙则是一个位于大西洋沿岸、伊比利亚半岛西端的相对贫困的水手之国，尽管拥有超前发达的西非沿岸、印度洋以及更远地区的贸易航路。葡萄牙大约有100万人口(1)。当葡萄牙的国王没有留下男性后裔就驾崩后，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要求得到葡萄牙的王位，因为他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女儿伊莎贝拉唯一的儿子。1580年，葡萄牙并入西班牙王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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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5.1 15世纪晚期的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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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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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和西班牙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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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9年，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1451—1504）嫁给阿拉贡的王位继承者斐迪南（1452—1516）。卡斯蒂利亚的政策成功实施，建立起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君主制。卡斯蒂利亚方言也渐渐地成为西班牙的国家语言，这验证了一句古老的谚语：“语言就是拥有军队的方言。”1492年，西班牙的军队攻陷格拉纳达，它是摩尔人在伊比利亚半岛控制的最后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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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及其继承者们被称为天主教君主，这是因为他们对教会相当虔诚。但如同其他君主，他们将教会及其特权、来自什一税以及赎罪券的部分收入控制在王室手中。当宗教改革动摇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天主教会根基时，西班牙的宗教正统却几乎丝毫不受其影响。最初在15世纪晚期为了强迫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和犹太人皈依天主教而设立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16世纪晚期服务于天主教的改革。宗教裁判所的法庭诘问并惩罚那些被控质疑天主教教义的人。位于卡斯蒂利亚的宗教裁判所在西班牙一些地区变成了受人尊敬的王室和教会权力的代理人。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西西里和荷兰的尼德兰地区，宗教裁判所遭到了当地人民的抵制，被视为西班牙统治的另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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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忠于天主教会。 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 在卡斯蒂利亚，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使司法体系中央集权化，并让城镇更顺服于王室的意愿。他们在剥夺了卡斯蒂利亚贵族的部分特权的同时，分发头衔和职位。另一方面，在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许多贵族发起反抗，他们大部分的贵族特权得以保存。尽管如此，因为惧怕下层人民的起义，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的贵族们在维持社会等级与秩序方面，自愿成为王室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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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各公国的议会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权的行使。西班牙的统治者无法动摇加泰罗尼亚的权力较为分散的固有传统，其传统可以追溯到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当时加泰罗尼亚自身就是一个地中海强国。因此，加泰罗尼亚和巴伦西亚保持着自己的政治机构，主要是和以前一样限制王权的议会（Cortes）。要让人们服从王室敕令，必须咨询议会。因此，与法国的君主制相比，西班牙的君主制不是十足的“新君主制”，至少在卡斯蒂利亚以外的地区是如此，因为限制王权有效执行的特别强大的机构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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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间，卡斯蒂利亚的王室与议会之间常有矛盾。议会将贵族排除，只允许卡斯蒂利亚18个最重要城镇的代表参会。保留着批准特殊税收的权力的卡斯蒂利亚议会拒绝通过补助王室的税收提案长达35年之久（1541—1575），很明显形成了对王室财政机构的障碍。腓力二世漫长统治的起始（1556）和结束（1598）都伴随着王室破产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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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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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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