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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女王与罗伯特·达德利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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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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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宗教问题的解决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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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决心找到一种方法，解决英格兰的宗教冲突，否则某天冲突可能会危及她自身的统治。伊丽莎白是作为新教徒长大的，但她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宗教信念，也很少去教堂。尽管人们认为她支持一些天主教仪式，但她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第一次遇到僧侣们带着蜡烛和香炉列队行进时大喊：“把那些蜡烛拿走，我们能看清楚。”她罢黜了许多信仰天主教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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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9年，议会通过了《统一法案》与《至尊法案》，这两项法案确立了英格兰圣公会持久不衰的基础，它们重组了英格兰圣公会，使其具有新教的教义和基本上属于天主教的结构。《统一法案》在英格兰圣公会仪式中推行《公祷书》（1550），并要求参与公众礼拜，若不参与将遭到罚款。这项法案差点未被上议院通过（上议院成员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且当时若没有将两名主教关入伦敦塔，使他们无法投票，大约是不能通过的。《至尊法案》要求所有的官员、教士以及大学学位获得者候选人宣誓承认女王为英格兰圣公会的“管理者”。这个“管理者”头衔取代了教会“领袖”，意味着女王将不会干涉教义方面的事务。1563年制定的《三十九条信纲》成为英格兰以后的教会和国家的关系的制度框架。而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加强了对议会的控制的有土地的精英阶层，普遍支持英格兰圣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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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英格兰新教徒希望在伊丽莎白对宗教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宗教改革。他们力图从英格兰圣公会中除去一些人所认为的天主教复杂仪式的残余，如洗礼十字架、领受圣餐时信徒在其前方下跪的圣坛围栏、精美华丽的神职人员的外袍，以及彩色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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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版的加尔文主义——清教主义，最早在16世纪50年代作为英格兰圣公会内部的一支异见力量出现。清教徒主要来自中下层人民，他们坚持一种简化的但更深刻的宗教，其基础是个人的良知、《圣经》的直接引证，以及一种布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信仰团体。尽管还是有一些清教徒担任英格兰圣公会的主教，但其他人则认为英格兰应政教分离。而另一方面，都铎王朝则希望圣公会能为国家荣誉、社会繁荣及公共秩序等世俗的目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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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自大陆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帮助下，天主教在英格兰小规模复兴，从而使英格兰的宗教分裂进一步恶化。王室的宗教政策变得更加严厉。异见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一样遭受迫害。1581年，一名耶稣会传教士在拷问台上惨遭酷刑而死。6年后，第一个清教徒被处死，因为他在议会上以他的宗教信仰为名，为言论自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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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伊丽莎白没有后裔，于是信奉天主教的玛丽·斯图亚特成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1560年，她的丈夫法王弗朗索瓦二世驾崩，同一年她的母亲作为苏格兰的摄政王也去世后，她回到祖国苏格兰掌握大权。当神学家约翰·诺克斯（约1505—1572）从日内瓦回到家乡宣扬改革时，苏格兰宗教改革已积极展开。伊丽莎白继位后不久，与法国、苏格兰签订了和约。但是伊丽莎白与新教徒们担心，若玛丽成为英格兰女王，她会让天主教在英格兰复辟。于是在1568年，新教徒强迫玛丽放弃苏格兰王位，她逃至英格兰，伊丽莎白则将这个潜在的敌人软禁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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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年，天主教徒在英格兰北部偏僻的荒野和沼泽发动叛乱，他们希望能以此让玛丽·斯图亚特登上英格兰王座。这场叛乱反而促使伊丽莎白下达将她的敌人关进监狱的命令。天主教军队向南方进军，却因为听闻前方有一支忠实于伊丽莎白的英格兰大军早已等在那里而草率撤军。英格兰军队在两国边界附近击败第二支苏格兰军队。伊丽莎白下令处决了超过500个叛乱分子。这场“北方叛乱”以彻底失败告终，而天主教会想在英格兰进行反宗教改革的愿望也最终破灭。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将伊丽莎白逐出她本身就不愿归属的天主教会，他还解除了女王的信仰天主教的臣民服从女王的义务，支持了数次反对女王的阴谋。两年后，法国的天主教徒在巴黎发动了针对新教徒的圣巴多罗买日大屠杀（见第四章），其恐怖使伊丽莎白不惜一切代价反对玛丽登位的决心愈发坚定。于是她发誓支持新教徒占据大多数的荷兰人反叛天主教国家西班牙。1583年，她还挫败了一场企图罢黜她并让玛丽·斯图亚特登基的阴谋，西班牙和法国大使也卷入其中。4年后，迫于议会压力，伊丽莎白下令处死玛丽·斯图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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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女王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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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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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时期的建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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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丽莎白的领导下，英格兰的国家控制领域得以扩大，办事效率也得以提高。贵族与其他富裕的绅士们服务于枢密院，该机构由12—18名贵族、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以及王室内廷官员组成。枢密院负责监督郡尉(5)，这是一个让贵族控制地方民兵的新职位。英格兰的女王如她的前任一样，通过授予官职培养人们对王室的忠诚。当时最受欢迎的职位莫过于宫廷职位，包括王室内廷的职位。这些职位有些是终身任期，还有少许可以继承。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不同于法国，教士不在王国最高职位任职。宫廷内如大法官等最有权势的职位负责挑选官员，让他们就任各郡地方职位，如此来分派官职。财政部与无需对抗强大机构的欧洲大陆君主设立的同类部门相似，该部门确保了有土地的精英阶层的私人利益。尽管在伊丽莎白长达45年的统治中，议会只在3年里开过会，但它在政府中依然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君主需要议会的同意，才能颁布新的法律并征收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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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继承王位那一刻起，伊丽莎白就发现国库岌岌可危。通过收税和关税筹得的收入不足以支持与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战争。出售一些王家领地、强制贷款、偶尔劫得一艘满载金银的西班牙船只，以及伙食征发与劳役权（purveyance）(6)，都只是权宜之计。“船税”(7)的征收极其不受欢迎，并在16世纪90年代的艰难时期引发抵制。但是即便与西班牙进行了15年开支巨大的战争，通过节省政府开销、增加税收，女王成功地让国库逐渐充盈，这是一个更加强大且更有效率的国家的又一体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格兰王室与西班牙和法国相比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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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可能威胁王权对军队的垄断，英格兰贵族到了16世纪90年代不再能拥有完备的私兵。这与同一时期的法国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法国的吉斯家族和波旁家族，以及其他一些贵族，都在宗教战争期间保留着自己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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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战争同样也扩大了中央政府在英格兰的权力范围。16世纪后半叶，民兵开始定期训练，而民兵队伍在必要时，与绅士阶层的志愿兵以及仍会响应王室号召而聚集的骑兵一起，为军队提供了大部分的士兵。在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最后18年，超过10万士兵被征召入伍，他们在欧洲大陆作战，在爱尔兰维护英格兰的统治权。郡尉负责各郡的征兵事宜。大部分被征召的士兵是穷人中的穷人——他们是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的倒霉人，那些强征他人入伍的人到来，将他们一股脑地拖出酒馆、甚至教堂，塞入女王的军中，为女王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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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王室还在英格兰北部、威尔士(8)以及爱尔兰强制施行英格兰的法律。而与伦敦愈发紧密联系的国内市场的出现，在将政治制度推向全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英格兰国内，属于一个民族的感觉的确强于欧洲大陆的任何地区，除了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9)，英格兰人说的都是英语，无论各地方言和口音有多大的不同。有些盎格鲁化的威尔士贵族开始将他们的儿子送往牛津或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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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是一个岛屿，这可能让英格兰人比欧洲大陆的人更加排外且更早形成民族主义。但英格兰一直存在着由社会差异和地方上有地产的富裕家族的巨大影响力支撑的地方管理和地方性忠诚的传统。郡和堂区依然是大部分英格兰人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世界。国家在收税官和征兵官员到来之前，依旧只是个抽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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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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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及经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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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后半叶，英格兰作为贸易与制造业大国崛起。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飞速增长，从16世纪20年代的约250万增长到1580年的超过350万，到了1610年，人口达到约450万。出生率的提高很可能是由于制造业和农业的工作机会增加（导致早婚以及更多的孩子），它与死亡率的减少一起帮助我们解释人口飞速增长的原因。尽管传染病和瘟疫偶尔造成人口损失，但英格兰人比欧洲大陆的人遭受的次数更少。不但如此，尽管英格兰宗教改革带来了一些惨痛的影响，但是这个国家免于遭受在法国与中欧发生的漫长的宗教战争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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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到达城镇的移民的数量足以抵消灾难般的健康状况（由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造成的高死亡率，英格兰城镇得以发展了起来。伦敦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都市，其人口从16世纪20年代的5万人上升到1600年的20万，在1650年猛增至37.5万(10)。大小次于伦敦的英格兰城市诺威奇、纽卡斯尔以及布里斯托尔的人口要少得多，各城只有大约2.5万人。到了17世纪中叶，英格兰大约有8％的人居住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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