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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伊丽莎白没有后裔，于是信奉天主教的玛丽·斯图亚特成为英格兰王位继承人。1560年，她的丈夫法王弗朗索瓦二世驾崩，同一年她的母亲作为苏格兰的摄政王也去世后，她回到祖国苏格兰掌握大权。当神学家约翰·诺克斯（约1505—1572）从日内瓦回到家乡宣扬改革时，苏格兰宗教改革已积极展开。伊丽莎白继位后不久，与法国、苏格兰签订了和约。但是伊丽莎白与新教徒们担心，若玛丽成为英格兰女王，她会让天主教在英格兰复辟。于是在1568年，新教徒强迫玛丽放弃苏格兰王位，她逃至英格兰，伊丽莎白则将这个潜在的敌人软禁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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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年，天主教徒在英格兰北部偏僻的荒野和沼泽发动叛乱，他们希望能以此让玛丽·斯图亚特登上英格兰王座。这场叛乱反而促使伊丽莎白下达将她的敌人关进监狱的命令。天主教军队向南方进军，却因为听闻前方有一支忠实于伊丽莎白的英格兰大军早已等在那里而草率撤军。英格兰军队在两国边界附近击败第二支苏格兰军队。伊丽莎白下令处决了超过500个叛乱分子。这场“北方叛乱”以彻底失败告终，而天主教会想在英格兰进行反宗教改革的愿望也最终破灭。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将伊丽莎白逐出她本身就不愿归属的天主教会，他还解除了女王的信仰天主教的臣民服从女王的义务，支持了数次反对女王的阴谋。两年后，法国的天主教徒在巴黎发动了针对新教徒的圣巴多罗买日大屠杀（见第四章），其恐怖使伊丽莎白不惜一切代价反对玛丽登位的决心愈发坚定。于是她发誓支持新教徒占据大多数的荷兰人反叛天主教国家西班牙。1583年，她还挫败了一场企图罢黜她并让玛丽·斯图亚特登基的阴谋，西班牙和法国大使也卷入其中。4年后，迫于议会压力，伊丽莎白下令处死玛丽·斯图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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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女王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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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时期的建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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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丽莎白的领导下，英格兰的国家控制领域得以扩大，办事效率也得以提高。贵族与其他富裕的绅士们服务于枢密院，该机构由12—18名贵族、有土地的精英阶层以及王室内廷官员组成。枢密院负责监督郡尉(5)，这是一个让贵族控制地方民兵的新职位。英格兰的女王如她的前任一样，通过授予官职培养人们对王室的忠诚。当时最受欢迎的职位莫过于宫廷职位，包括王室内廷的职位。这些职位有些是终身任期，还有少许可以继承。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不同于法国，教士不在王国最高职位任职。宫廷内如大法官等最有权势的职位负责挑选官员，让他们就任各郡地方职位，如此来分派官职。财政部与无需对抗强大机构的欧洲大陆君主设立的同类部门相似，该部门确保了有土地的精英阶层的私人利益。尽管在伊丽莎白长达45年的统治中，议会只在3年里开过会，但它在政府中依然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君主需要议会的同意，才能颁布新的法律并征收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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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继承王位那一刻起，伊丽莎白就发现国库岌岌可危。通过收税和关税筹得的收入不足以支持与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战争。出售一些王家领地、强制贷款、偶尔劫得一艘满载金银的西班牙船只，以及伙食征发与劳役权（purveyance）(6)，都只是权宜之计。“船税”(7)的征收极其不受欢迎，并在16世纪90年代的艰难时期引发抵制。但是即便与西班牙进行了15年开支巨大的战争，通过节省政府开销、增加税收，女王成功地让国库逐渐充盈，这是一个更加强大且更有效率的国家的又一体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英格兰王室与西班牙和法国相比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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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可能威胁王权对军队的垄断，英格兰贵族到了16世纪90年代不再能拥有完备的私兵。这与同一时期的法国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法国的吉斯家族和波旁家族，以及其他一些贵族，都在宗教战争期间保留着自己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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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战争同样也扩大了中央政府在英格兰的权力范围。16世纪后半叶，民兵开始定期训练，而民兵队伍在必要时，与绅士阶层的志愿兵以及仍会响应王室号召而聚集的骑兵一起，为军队提供了大部分的士兵。在伊丽莎白女王执政的最后18年，超过10万士兵被征召入伍，他们在欧洲大陆作战，在爱尔兰维护英格兰的统治权。郡尉负责各郡的征兵事宜。大部分被征召的士兵是穷人中的穷人——他们是出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的倒霉人，那些强征他人入伍的人到来，将他们一股脑地拖出酒馆、甚至教堂，塞入女王的军中，为女王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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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王室还在英格兰北部、威尔士(8)以及爱尔兰强制施行英格兰的法律。而与伦敦愈发紧密联系的国内市场的出现，在将政治制度推向全国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英格兰国内，属于一个民族的感觉的确强于欧洲大陆的任何地区，除了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9)，英格兰人说的都是英语，无论各地方言和口音有多大的不同。有些盎格鲁化的威尔士贵族开始将他们的儿子送往牛津或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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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是一个岛屿，这可能让英格兰人比欧洲大陆的人更加排外且更早形成民族主义。但英格兰一直存在着由社会差异和地方上有地产的富裕家族的巨大影响力支撑的地方管理和地方性忠诚的传统。郡和堂区依然是大部分英格兰人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世界。国家在收税官和征兵官员到来之前，依旧只是个抽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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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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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及经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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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后半叶，英格兰作为贸易与制造业大国崛起。英格兰与威尔士的人口飞速增长，从16世纪20年代的约250万增长到1580年的超过350万，到了1610年，人口达到约450万。出生率的提高很可能是由于制造业和农业的工作机会增加（导致早婚以及更多的孩子），它与死亡率的减少一起帮助我们解释人口飞速增长的原因。尽管传染病和瘟疫偶尔造成人口损失，但英格兰人比欧洲大陆的人遭受的次数更少。不但如此，尽管英格兰宗教改革带来了一些惨痛的影响，但是这个国家免于遭受在法国与中欧发生的漫长的宗教战争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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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到达城镇的移民的数量足以抵消灾难般的健康状况（由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造成的高死亡率，英格兰城镇得以发展了起来。伦敦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都市，其人口从16世纪20年代的5万人上升到1600年的20万，在1650年猛增至37.5万(10)。大小次于伦敦的英格兰城市诺威奇、纽卡斯尔以及布里斯托尔的人口要少得多，各城只有大约2.5万人。到了17世纪中叶，英格兰大约有8％的人居住在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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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和19世纪出现的“农业革命”很久之前，英格兰就成为农业产量提升的最初典型。人口增长刺激了对食物和制成品的需求。通过农作物专门化，英格兰农业的效率和市场导向性超过了当时欧洲大陆的几乎任何地方。1450—1650年间，每英亩粮食产量至少增加了30％。与西班牙农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格兰的地主们将更多的密集的沼泽、林地变成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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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贵族持有的大片土地依然完好保留。很多富裕的地主以强劲的势头增大他们土地的面积。及时的联姻也扩大了土地。长子继承权(11)帮助避免了土地被分割。独立土地所有者的更年轻的儿子离开家族的土地，去寻找其他体面的职业，通常是教会或城市里的职业。当人口增长推动需求增加和价格增高时，更大的农场可能出现更商业化的农业。为了向蓬勃发展的羊毛贸易提供产品，一些地主将他们的部分土地变成放羊的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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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地主，以及一些约曼（yeoman）(12)，为了效率而重组他们的土地。为了适应蓬勃发展的伦敦市场需求，旷野上的农民对作物进行挑选。1580—1620年间，为了追求更多的利润，地主们提高了租金，改变了土地占有条款，使之更有利于自己。他们更喜欢短期租约，并在同意租地前，强迫佃农们交“入地费”（entry fee）。他们将那些不能满足更加苛刻的新条款的佃农驱逐。他们还推动佃农使用生产力更高的耕作技术，如轮作法。在艰难时期，农民可能会被迫卖掉土地，而他们富裕的邻居则过得相对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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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主利用“圈地”扩张他们的土地。议会的圈地法案帮助了地主，允许他们购买荒废的土地，合并可耕地块，瓜分公共土地和牧场。村民将公共土地卖给高价竞得的买家，从长远来看，公共土地的圈占意味着村民们使用土地的公共权利的消失，为了合并地产而驱逐佃农是推进“土地个人主义”（agrarian individualism）的标志。圈地运动激起了相当大的抵制，因为它将许多乡间贫民隔离在公共土地的栅栏之外，他们曾经依靠公共土地上的木柴、落穗以及牧场生存。托马斯·莫尔所著的《乌托邦》（1516）一书中，描述了一个想象的岛屿，那里所有的人都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该书将英格兰经济的不公正归咎于圈地运动。16世纪90年代，因不满圈地运动爆发的骚乱比比皆是，这十年中人民反税收的起义也震撼了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乌克兰以及欧洲的其他地区。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种起义又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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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经济的超常发展利用了本国自然资源，包括铁矿、木材以及最重要的煤矿，其产量比欧洲其他地方的都高。新工业方法使伯明翰地区及周边的铁、黄铜以及锡※的产量增加。但主要是纺织业促进了英格兰的经济发展。毛织品(13)、精纺毛料(14)以及布料都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供不应求。不但如此，在16世纪晚期，当英格兰的商人开始突入大西洋彼岸时，这些纺织品也被销往新大陆。布匹制造商减少了城市手工艺人的生产，他们将工作“外包”给乡间的村庄和农场。在这种家庭工业里，贫穷的乡村妇女和女孩们可以在自己家里纺织和梳理(15)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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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17世纪的木刻画中，一名农村妇女正在从事家庭工业，这是改变了英格兰经济的纺织业发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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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纺织品贸易与安特卫普密切联系，在那儿工人们为英格兰布料染色。一位16世纪的企业家托马斯·格雷欣爵士成为这个熙熙攘攘的河港城市的英格兰代表。他同这个城市的商人们一起喝酒聚餐，发挥王室特使的作用，如此，他提高了英格兰商人的威望，以至于他们可以赊账经营，这在16世纪是不小的成就。在国内，他成功说服政府收回赐予德意志北部汉萨城市的特权，并授予利润丰厚的英格兰贸易专营权。通过关于适时贷款的谈判，格雷欣灵敏的财政嗅觉多次挽救了相对拮据的王室国库，使之免遭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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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欣向王室建议开拓美洲新市场。这导致英格兰人首次齐心协力进行殖民。英格兰的海外冒险事业考虑到商业利润，且对此的考量远多于西班牙殖民主义。1566年，当西班牙人封锁了斯海尔德河的航运，希望镇压开始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荷兰起义时，英格兰商人对此的反应是为跨洋贸易寻找新的、更加遥远的出海口。从1577年到1580年，探险家兼私掠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1540—1596）为了寻找一条可与亚洲形成贸易联系的新通道，绕过好望角航行。文艺复兴学者、诗人、历史学家及探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1554—1618）这么评价德雷克：“一个单一的目的推动了他的所有英勇行为，他的行动的航海图就如同一条打结绑在西班牙王室咽喉上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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