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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主利用“圈地”扩张他们的土地。议会的圈地法案帮助了地主，允许他们购买荒废的土地，合并可耕地块，瓜分公共土地和牧场。村民将公共土地卖给高价竞得的买家，从长远来看，公共土地的圈占意味着村民们使用土地的公共权利的消失，为了合并地产而驱逐佃农是推进“土地个人主义”（agrarian individualism）的标志。圈地运动激起了相当大的抵制，因为它将许多乡间贫民隔离在公共土地的栅栏之外，他们曾经依靠公共土地上的木柴、落穗以及牧场生存。托马斯·莫尔所著的《乌托邦》（1516）一书中，描述了一个想象的岛屿，那里所有的人都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该书将英格兰经济的不公正归咎于圈地运动。16世纪90年代，因不满圈地运动爆发的骚乱比比皆是，这十年中人民反税收的起义也震撼了法国、西班牙、奥地利、乌克兰以及欧洲的其他地区。在17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种起义又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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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经济的超常发展利用了本国自然资源，包括铁矿、木材以及最重要的煤矿，其产量比欧洲其他地方的都高。新工业方法使伯明翰地区及周边的铁、黄铜以及锡※的产量增加。但主要是纺织业促进了英格兰的经济发展。毛织品(13)、精纺毛料(14)以及布料都在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供不应求。不但如此，在16世纪晚期，当英格兰的商人开始突入大西洋彼岸时，这些纺织品也被销往新大陆。布匹制造商减少了城市手工艺人的生产，他们将工作“外包”给乡间的村庄和农场。在这种家庭工业里，贫穷的乡村妇女和女孩们可以在自己家里纺织和梳理(15)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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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幅17世纪的木刻画中，一名农村妇女正在从事家庭工业，这是改变了英格兰经济的纺织业发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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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纺织品贸易与安特卫普密切联系，在那儿工人们为英格兰布料染色。一位16世纪的企业家托马斯·格雷欣爵士成为这个熙熙攘攘的河港城市的英格兰代表。他同这个城市的商人们一起喝酒聚餐，发挥王室特使的作用，如此，他提高了英格兰商人的威望，以至于他们可以赊账经营，这在16世纪是不小的成就。在国内，他成功说服政府收回赐予德意志北部汉萨城市的特权，并授予利润丰厚的英格兰贸易专营权。通过关于适时贷款的谈判，格雷欣灵敏的财政嗅觉多次挽救了相对拮据的王室国库，使之免遭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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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欣向王室建议开拓美洲新市场。这导致英格兰人首次齐心协力进行殖民。英格兰的海外冒险事业考虑到商业利润，且对此的考量远多于西班牙殖民主义。1566年，当西班牙人封锁了斯海尔德河的航运，希望镇压开始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荷兰起义时，英格兰商人对此的反应是为跨洋贸易寻找新的、更加遥远的出海口。从1577年到1580年，探险家兼私掠船长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1540—1596）为了寻找一条可与亚洲形成贸易联系的新通道，绕过好望角航行。文艺复兴学者、诗人、历史学家及探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1554—1618）这么评价德雷克：“一个单一的目的推动了他的所有英勇行为，他的行动的航海图就如同一条打结绑在西班牙王室咽喉上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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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现代史：从文艺复兴到现在（第三版） [:170648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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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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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时期的英格兰社会反映了一位教士于1577年所记载的“人的等级”，即界限分明的社会群体。当时的人有时候将英格兰社会结构简单划分为“绅士”、“中间那一群”，以及“穷人”。在英格兰，以土地所有权的形式（通过继承或获得）拥有土地，使人具有地位或“乡绅出身”。所有的贵族(16)都是乡绅阶层，但是绝大部分的乡绅并无贵族头衔，也不是上议院的贵族。乡绅的地位来自对土地的所有权，乡绅阶层控制了下议院。王室授予他们头衔并让长子继承，以此换得他们军事上的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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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统领周边乡野的田间豪宅里，贵族和乡绅在接下来的三百年掌控英格兰。普通人用“阁下”称呼一位贵族，用“先生”称呼一名富有的绅士；贫穷的女性在遇到他们时行屈膝礼以示尊敬。当他们经过村庄时，钟声鸣响以向他们致敬。富裕的地主调解村里的纠纷，并进行慈善事业以获得尊敬。（当时有位富人在大街上与“他的人”聊到一个故事：“我问一位贫困的女士，她有多少孩子。她回答：‘6个。’‘给，’我说，‘这是给他们的6便士。’‘不，先生，’她自豪地回答，没有意识到，绅士正在送给她一份礼物，‘我不会卖我的孩子。’”）绅士阶层在牛津或剑桥大学、或通过私人教师受到的教育，帮助在这个渐趋成为国家精英的群体中塑造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同质性。约曼的社会等级低于乡绅，但若他们能够购买并保持大量地产的话，也能上升至乡绅阶层，他们也能参加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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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中间那一群”的上层的是被认为“生活富足”的人，哪怕他们不是贵族也不是绅士。人们因他们有稳定的收入而相信他们应承担一些公共责任。16世纪英格兰超前发展的经济繁荣使商人与制造商的财富增多，社会地位提高。富裕的商人与来自行会的工匠在市议会任职，世世代代保持着他们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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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等级更低的是小农（smallholder）、拥有恰能凑合度日的土地的农民(17)、靠服务换取微薄收入生存的贫穷教士，以及普通的手工艺人。大部分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一技之长，因此处于社会最底层。大部分劳工家庭生活在租来的一间村屋里，他们作为雇工在农场干活，但他们也经常被雇作纺纱工、织布工、起毛工或是制钉工。他们的食物有面包、奶酪、猪油、汤、啤酒以及菜园里的蔬菜，有时候在丰收时节，雇主也会为他们设宴。农场的仆人的住处极为简朴。在伦敦和一些较小的城镇，都市的穷人们为了谋生，成为普通的劳动者、搬运工、清洁工或从事其他一些卑微的职业。他们住在房价负担得起的住所，不论环境多么肮脏，但对许多人而言，他们根本没有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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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晚期，伊丽莎白时代的乡间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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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整个16世纪，富人变得更加有钱，生活也更奢华，衣着和饮食都与穷人不同。因为任何人都可以用钱买到最高雅的服饰，许多人抱怨这种“混乱”可能使阶层的界限模糊，对此议会在本世纪初就规定：只有公爵、伯爵、男爵才有资格穿有金银刺绣的金线织的貂皮衣服。本·约翰逊（1572—1637），一名关于伦敦生活的粗俗讽刺作品的作者，写道：为了被认作是绅士，一个人必须去伦敦，“那里，在你初次亮相时，把你的四五百英亩最好的土地变成两三箱衣服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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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主教沃尔西在早些时候试图遏制包括高级教士在内的富裕阶层饮食过量的风气。他仿照从中世纪开始整个欧洲到处都有的节制的法令，明确规定了不同阶层的人可以享用的正餐菜肴数量，其中最多可以吃9道菜肴，这是像他一样的红衣主教可以享用的。而穷人吃不到这样的一餐。猛涨的食物与住房价格消耗着手工艺人、无地的茅舍农（cottager）、乡村劳工、简单劳动的工人的微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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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的经济机遇使乡绅、约曼、商人以及制造商更加富有，可以确定的是，在都铎王朝时期的英格兰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社会流动。一些约曼晋升至乡绅阶层。而“中间那一群”的爱好与生活方式也逐渐接近绅士及其眷属。一些学徒在本行业里变成了独立的匠师。但穷人中提高社会等级的事例极为稀少，他们的人数和贫穷程度双双快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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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公共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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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几乎一个世纪因人口持续增长而恶化的通货膨胀，16世纪90年代的粮食歉收使英格兰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戛然而止。英格兰的路上似乎从未出现过那么多贫穷且饥肠辘辘的人，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睡在田野，搜寻野果或可食用的根，向人乞讨，只为了活下去。一位富人观察到：“他们躺在街上，可能就像狗或野兽一般死去，没有人向他们表示任何仁慈或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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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人有时只好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由于穷人们抢占了粮食并以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卖出，英格兰大部分的地区爆发了粮食暴动。妇女往往是粮食暴动的主要参与者，因为在市场上设法量入为出是她们的任务。这些骚乱增强了国家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秩序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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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英格兰，给人戴上颈手枷示众，作为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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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统治时期，对严重犯罪的指控飞速增长，并在1590—1620年间到达顶峰。这些罪行中最普遍的是流浪罪，因为人们常常为了觅食而流浪。流浪汉被逮捕后要戴三天的足枷，然后被打发回家。偷窃案也变得更多且愈发大胆。当时一个人估计，有23种不同类型的小偷和骗子，包括从窗户处用长杆偷走亚麻制品和衣物的“钩手”（hooker），还有“盗马贼”（prigger of prancers），以及“装成疯子”的“亚伯拉罕的人”（Abraham man）(18)。若偷窃的物品价值高于12先令，小偷将会被判处死刑，但更常见的情况是罪犯被当众鞭笞、打上烙印、割去一只耳朵，或被送上大帆船作为桨手服役。而女性除非怀孕，遭到的惩罚往往比男人更严厉。尽管在被判死罪的人中，只有10％的人被处决，但对他们的惩罚特别残忍，如慢慢地把人绞死，或用重物将人慢慢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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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上流阶级坚信大部分的罪行未能受到惩罚，变得执着于维护秩序。莎士比亚的几部戏剧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剧中普通人似乎是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许多伊丽莎白时代的人认为，社会秩序依赖于维持社会等级制度，以及确保对政府道德权威的顺从。因此，都铎王室以宗教教义为其主张的基础，制定了服从权威的原则。